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
——京剧《豆汁记》金玉奴唱段
老五死后没有多长时间北平就解放了，对北平解放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没有深刻的记忆，只记得天气越来越冷，隐约地传来一声声炮响，震得窗户纸唰唰的。父亲又去哪里云游了，他常年的不在家，走到哪儿也不给家里来信，突然的有一天背着画夹子进门了，那就是回来了。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家只有我和五姐姐及五姐夫完颜占泰，还有老七，其它的哥哥姐姐都成家另过了，大宅门里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六姐姐在协和医院当助产士，有自己的宿舍把，她永远地值班，永远地回不了家，自称是“白衣天使”，“天使”是没有家的，天使的家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她已经不属于戏楼胡同。新婚的五姐，原本嫁在天津商人完颜家，却不喜欢天津，说跟婆婆闹不到一块儿，带着丈夫回北京住到了西偏院二娘的屋里，二娘去世好多年了，她那个满是药味儿的屋子老空着，五姐不嫌，硬是住了进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家除了我母亲以外，其它人都不怕打炮，五姐夫在有药味儿的屋里嗞溜嗞溜喝着小酒，就着香喷喷的花生米，用醉眯眯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在他的目光中，什么都是飘忽不定，虚幻如影的，包括他的人生。老七在炮声隆隆中，继续画他的“残菊图”，因为那时已经到了初冬，院里的菊花脑袋都耷拉着了，他说这样的菊花配上干枯的树叶很有意境。五姐靠在廊柱上打毛活，挖空心思地正给我织一顶绿帽子，为帽檐上的花边，拆了织，织了拆，没完没了地折腾。母亲一边叨叨父亲在关键时刻的逃逸，一边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裳和两张烙饼，让大家随时做好逃难的准备，说如果有情况，就各抄各的包袱，真跑散了就在东狱庙门口西边的狮子下头聚齐，不见不散。我很兴奋，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过家家儿似的，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动，比每天坐在廊下看天上过云彩有意思。
母亲心里充满忧虑，怕哪一炮没长眼睛打到我们家屋顶上，说真要那样就全完了，连尸首都收不全，等我父亲回来，叶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五姐说是天津那边在打仗，解放军攻打天津城，把天津围得铁桶似的。她婆婆一家还在天津城里，她巴不得哪一炮打在五姐夫老完家的屋顶上，把她那刁钻婆婆和不讲理的小姑子全炸死才好。母亲说五姐太歹毒，哪儿有这样咒自己婆家的。天津她去过，得坐火车，道儿远着呢，那边打炮这边绝听不见。这炮好像是在京郊打的，而且越打声越近。
我说，解放军要是把您打死了呢？我们也不见不散？
五姐说，解放军打一个北京老娘儿们干什么，妈又不是女特务。
我说，人家怎知道妈不是女特务？
五姐说，女特务都是烫飞机头，戴美国船帽，穿羊皮小皮靴的……
我说，我想当女特务，我不喜欢绿帽子，我喜欢美国船帽。
母亲让我们都闭嘴，说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说话不着调。
解放军进城是一夜间的事，早晨起来我刚一出屋 就看见南墙根坐了一溜当兵的，一脸风尘，一身灰土，正襟危坐，也不说话，个个都很严肃。五姐披着丝绒大氅正跟解放军套近乎，端着点心匣子给人家送点心。一个当官模样的指挥着几个兵往我们家提水，因为打炮每天送水的老孟跑回老家了，当官的看见我们家的水缸空了，就让他的兵去挑水，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其他人家挑。这个官就是王连长，假如我知道以后他会成为我的五姐夫，我一定会多看他几眼。可惜，当时八字还没一撇，我的真正五姐夫正在西偏院一门心思地炮制五行散，准备长生不老，像乌龟一样活它个千年万年。
北平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解放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那些吓人的炮是在哪儿打的，为什么打的，到底炸了谁。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是从永定门那边进来的，我五姐参加了欢迎队伍，她说她就站在前门牌楼底下，紧挨着石头基座站着。九十年代，我看过一张解放军入城的照片，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不过那天五姐给我拿回一面小粉旗子倒是真的，上头写着“北平欢迎解放军”，我高举着旗子在院里跑了几个圈，后头跟着小狗阿莉，连喊带叫，也颇为热闹。
母亲再不说逃难的话了。
北平又改叫了北京，对我来说日子跟以前没什么改变，厨子老王走了，一切都得母亲操持了，跟母亲上街买菜，在东直门大街碰上老五的朋友赫鸿轩，赫鸿轩穿着干部服，身上有四个兜，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一改过去“哥儿”的模样。赫鸿轩跟母亲说他在曲协工作，不唱了，专门做研究工作。还说五哥要是活着，在曲协一定会大展宏图，新中国用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才。可惜，就差那么几个月……说这话的时候赫鸿轩的声音变了，有点儿哽咽，他还想着老五。
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浑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逗狗的丫丫。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羊，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把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蹾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羊肉床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冒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人家还是不要。老三扔下羊调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去游妙峰山，去了三天，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无以伦比，价值连城。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长大了也无以伦比，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禾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说是灵验无比。仙爷们其实是两条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蝈蝈养着。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没一礼拜，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
父亲身后的女人穿得很单薄，就是一件青夹袄，胳膊肘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紫花小包袱，冻得在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在克制着哆嗦，努力地使自己显得舒展。灯光下，女人的面部显得青黄黯淡，脸上从额头到左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痕迹使她的脸整个破了相，破了相的脸又做出淡淡的微笑，那不是笑，实在是一种扭曲，这让我想起京剧《豆汁记》里穷秀才莫稽的唱词，
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
腹内饥身寒冷气短脸抽。
眼前这张脸大概就属于“气短脸抽”的范畴了。
戏里边金玉奴在风雪天为自己捡了个丈夫，在同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知父亲为我们捡回个什么！
父亲将女人推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已经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50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低垂着，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狱庙里的泥塑。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家住西陵常各庄，祖父是西陵的掌灯，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娘家没人了，她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个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时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息了，柜厨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很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从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手艺，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
母亲端来的豆汁是我晚上吃剩下的，父亲没在家吃饭，母亲便怎么省事怎么来，她在娘家的时候爱吃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我们的晚饭便是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豆汁饭酸馊难闻，老腌萝卜咸得能把人齁死，我吃了两口，不吃了。母亲却吃得津津有味，拿筷子点着我的碗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人家古代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贤人都行，你怎就不行，难道你比贤人还贤？
我说我不当咸人，这老腌萝卜，看两眼就能把人咸个跟头，咬一口能给咸人当姥姥，咸人么，谁爱当谁当吧。母亲没办法，拿来点心匣子，让我从里边挑，我挑了块萨琪玛，拿了块槽子糕，正要向一块自来红月饼伸手，母亲说，够了！
现在，母亲把剩豆汁拿来给莫姜吃，多少有打发叫花子的意味，我都替母亲不好意思。莫姜自然不知道这些，双手接过了那碗温吞的，面目甚不清爽的豆汁，认真地谢过了，背过身静悄悄地吃着，没有一点儿声响。从背影看，她吃得很斯文，绝不像父亲说的“从中午就没有吃饭”。我想起了戏台上《豆汁记》里穷途潦倒的莫稽，一碗豆汁喝得热烈而张扬，又刮又舔，吸引了全体观众的眼球，同是落魄之人，同是姓莫的，这个莫姜怎就拿捏得这般沉稳，这般矜持。
喝完豆汁的莫姜坚持要自己把碗送回厨房，一再说自己在堂屋吃饭已经很失礼了，不能再让太太受累。母亲就领着莫姜到厨房，母亲和莫姜一走，父亲就对我说，这个莫姜，是北宫门卖花生米的。
北宫门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
当时老三在颐和园里工作，颐和园东边有德和园，德和园内有大戏台，园东边夹道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院，老三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院里。院子挺大，房也高，前廊后厦，睡觉的雕花木炕嵌在北边墙里，这样的房子在有皇上那会儿不知道是给谁住的，现在住了园里的职工。没上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常到老三那儿闲住，父亲在园子里画画，我就满园疯跑，不到吃饭时候不回家。颐和园的自由岁月，充盈了我学龄前的大部生活，里面的犄角旮旯都被我“临幸”过不知多少遍，连园子里的松鼠和水牛儿我都认识。
出了老三的院门往北是个小城门，北边门楣上写着“赤城霞起”，南边是“紫气东来”，我很喜欢这两个词，认真地记了。上学后，教语文的高老师让用“来”造句，我造的就是“紫气东来”，老师瞪了半天眼，让我坐下了。我错了么？我一点儿没错！回家跟父亲学说，父亲说，丫儿这个句造得好！
老三家斜对面就是德和园大戏台，有时园子里给职工放电影，幕布挂在西太后看戏的颐乐殿前，我们则坐在大戏台上看，整个一个大颠倒。也有时，有业余的京剧团演出，水平极差，服装也是瞎凑合，演出场所却很辉煌，就是“龙会八凤”的大戏台，那些演员唱着唱着唱错了，竟然能回去重新出场，也没人叫倒好，哄然一笑罢了，都是自己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时上头演的和下头看的还要说话。有回他们演《豆汁记》，排演了大半年，还借了一个外头的金玉奴。待那金玉奴一上场，竟让人大失所望，银盘大脸，高颧骨，大呲牙，屁股大得像碾盘，穿个小短袄，走起路像狗熊耍杈，这副尊容还要招赘英俊小生莫稽当女婿，我真要替那莫稽喊冤了。金玉奴形象不好，但唱得不错，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
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我觉得这段原板很好听，是呀，只要人好，“狗熊耍杈”又有什么关系呢。演莫稽的小生很出色，把那碗金玉奴施舍的豆汁喝得淋漓尽致，跟真的似的。莫稽唱得也好，主要是嗓子亮，可惜，在戏里头是个坏人，他当了官就看不起金玉奴了。
演莫稽的是我们家老三。
老三那时还是单身，正跟三嫂子谈对象，他不会做饭，我们爷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园，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没有商店，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干此类事情的。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艺，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三大爷”送了我许多削下来的驴掌片子，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皇上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藩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能比。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推车卖浆者流打交道，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产生兴趣，花生仁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的带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他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母亲把莫姜安置在我的房里，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哥哥们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北边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
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地了！
我的嘴撅得老高。
这是我的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