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领着他的外甥来到了景德镇，这是他们行程的终点。
爷俩住在珠山的一座庙内，父亲在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曾提起过庙的名字，可惜被我忘记了，或许叫白云寺，或许叫临江寺，2008年底我寻访父亲的踪迹来到景德镇，无论是“白云”还是“临江”则一概没了踪影。当地朋友说，景德镇医院的前身就是一座寺庙，你父亲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可知，我说在哪里居住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父亲和小连的人生岔口，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
之所以落脚寺庙，是因为寺院住持一明曾经是父亲在日本留学的师弟，一明本来是学化学的，不知怎的回来当了和尚，晨钟暮鼓，念佛烧香，把个氢氧结合，酸碱变化全扔进昌江水，让它们回归自然，顺波逐流了。庙有两进院落，后头有僧房，除了住持一明之外还有一个叫广智的小头陀，广智还没有受戒，顶着一脑袋硬扎扎的头发，在庙里充当打杂的角色。因为是附近邓家岭人，家里还开着三座窑场，当和尚不是自愿，是替他祖母还愿，原来他们家没儿子，老太太到庙里烧香许愿，说佛爷若给家里送来俩孙子，她便把其中一个送到庙里伺候佛爷。结果他们家一连生了四个男孩，老太太不能食言，挑了一个老三给佛门捐献了，就是广智。广智把个和尚当得有一搭没一搭，时不常地往家跑，他对烧窑比当和尚兴趣更大。
我父亲和小连住在东配殿，广智和厨房的李居士在西配殿，一明单独住在大殿的西套间。景德镇的窑场近百个，父亲每天到瓷器街和窑场上转悠，体味“陶阳十三里”的繁华和“火光烛天”、“四时雷电”的壮观。阴天下雨不出门，就跟一明聊他们在日本学校的事情，说到高兴处还要唱，唱日本歌《荒城之月》和《樱花》什么的。中国的和尚用木鱼打着拍子唱外国歌，成为珠山的风景，好在日本的歌曲多和念经差不多，别人听了也觉得很好。一明自有他的一帮信徒，信徒们隔三差五就送来东西，说是供奉佛祖，其实是送给和尚的。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庙虽小名声却很大，留过学的和尚自然比一般土著道行更深，特别是一明唇上留的两撇小胡，更让女信徒门倾倒，你细看大殿后头的文殊和普贤，嘴上都有蚯蚓一样的两撇胡，所以一明嘴上的胡子便显得自然而地道，十分的正宗了。李居士的厨艺一般，把给庙里做饭看作了一种功德，一种修行，清素的饭食简单素朴，除了米饭便是米粥，菜是坛子里的腌小红萝卜，偶有滴几滴菜油的炒洋芋也要等到某位佛爷的生日才能操作。我那位美食家的父亲自然受不了这清苦，常常的下山到街上去寻觅好吃的，七拐八拐竟找到了一个小馆，店主是杭州人，做卤肉的，在父亲的要求下竟也能将“西湖醋鱼”、“杭州酱鸭”做成“昌江醋鱼”、“景德酱鸭”，并且味道还不错。父亲像鲁智深一样将鱼和鸭用荷叶包了带进庙门，一明对此并不反感，夜晚还要与老同学对饮于庭院的菩提树下，闲聊至月上中天，达到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用一明自己的话说他是“修心不修嘴”。
如同来时途中的水牛、古庙、鸭群、野草，景德镇的一切在父亲眼里也皆是优美，闲暇中画了院里的葫芦架，画了来送豆腐的邱二姐，画被广智拿回家去，让人临摹了，烧在了瓷器上，釉下青花葫芦笔筒、粉彩二姐美人梅瓶，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于是知道，他的画原来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与原作相比，更精彩，更鲜活，更具生命力。由此父亲日日要画，不是在纸上画是在瓷坯上直接画，在广智家的瓷窑里，我父亲光着膀子画画，然后烧成一件件美瓷，这过程简直是不可言说的美妙，窑变的意外让画作增添了空灵和神奇，让他着迷其中，景德镇实在是他钟情的，乐不思蜀的地方。后来经一明介绍，父亲和镇上的磁画名流“珠山八友”有了来往，八友中有前清秀才邓碧珊、有不与政府合作的徐仲南，有擅长画江南小景的金农和以人物画著称的王琦等等……大家都知道叶四爷在画界的名声，知道他与徐悲鸿在北平筹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事情，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父亲在景德镇如鱼得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事干，日子过得充实而不寂寞。至于家里搁置的新太太，至于那场娶亲引起的风波，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晃数月过去。
小连跟广智自然成了一对搭档，小连在广智的引导下钻遍了景德镇的角角落落，什么三角井、斗富弄、莲花塘、十八桥，对各处很快门儿清，如同熟悉故乡的东四牌楼、西四大街，闭着眼睛也走不丢。江南的清秀和暖，江南的滋润富饶，江南女子的俊秀可人，让小连快乐极了，那个不久前因他而悬梁的小瑛子只是偶尔地在他的梦中掠过，模糊又含混，不是浪花，连波纹也不是了。他母亲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走几个月一切都淡了”。
父亲对我说他在景德镇遇到过红军，我认为是父亲记错了，我们学过党史，30年代红军大多在井冈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活动，跟景德镇关系不大。但是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确在景德镇和红军有过接触，并且说红军的官长姓孙，人称孙团副，团副的独立团指挥部就设在庙的前院。
每天进出庙宇的军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与小连和广智相仿。没一个礼拜小连就恋上了部队的女兵吴贞，跟在吴贞的后头，狗一样地追着跑。吴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飒爽漂亮，像京戏里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顶多像个秦香莲。
小连是个情种，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有个人爱，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频频地变换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连先后有过四任妻子，有的是离了，有的是牺牲了，四任妻子给他生了一大帮孩子，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干部子弟”，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都带着降贵纡尊的范儿，到了“文革”初期，有两个还来造过反，说我父亲在江西阻挡他爸爸参加革命，罪大恶极。后来他们的爸爸被关了，“干部子弟”便再不来了，一个个都老实了。
我对父亲与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的不理解，父亲对此却很坦然，说即便当时知道红军后来要坐掌江山，他也不会跟着红军走。我说那就是对红军有看法，对红军有看法就是对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后，就是反动，可悲极了。父亲说他对红军没有反感，都是些很执著的年轻人罢了，父亲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像我的哥哥们院里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贼”，不同的是红军“官兵抓贼”的场地扩大了，人数增加了。我问父亲谁是官兵谁是贼，父亲说“调换着来”，谁抓谁是看运气，角色是随时转换着的。我说人家小连怎地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父亲说小连是没有退路了，小连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着他，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吴贞紧紧地勾着他，他的魂魄早随着吴贞走了。
这样说小连参加革命的动机一点儿也不纯，非但不纯，让人看着还有点儿那个……我是没有机会问小连，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苏维埃，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冠冕堂皇，他会将许多细节抹去，使他的革命变得神圣化，笼统化，这是他后来一贯的把戏。
我在五十年代见过吴贞，她到我们家来是了解小连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情况，就是了解小连和小瑛子的情况，那时候她正准备和小连复婚。吴贞长得像电影演员，像《渡江侦察记》里头的地下党江四姐，我一直怀疑电影里的那个南方女船工就是照着她的模样选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尽管她说她从来没当过演员。吴贞跟我的父母说话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见母亲背过脸去悄悄地皱眉，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应对。为了报复，我对这位干部表嫂也不客气地称呼了几声“你”，立即遭到母亲的呵斥，母亲让我在表嫂跟前不能这样你我他仨的没规矩，得将表嫂称为“您”，我反驳说表嫂也不是长辈，她跟我的几个姐姐没有区别。母亲和我的话是说给吴贞听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没听懂，一张嘴还是“你、你”的。吴贞走了以后父亲说，你们在客人跟前敲边鼓，这样不好，吴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讲这个，他们即便见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会说“你”。
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姑爸爸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信心，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父亲不知道小连往墙上刷标语是当之无愧的，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他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唰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他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
晚上，孙团副端着自己的碗加入了父亲和一明的饭桌，一碗稀粥，两块咸菜，团副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亲跟前的荷叶包里有饭铺“金满楼”送来的卤肉和红烧鱼，是白天“金满楼”老板见了父亲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来的，想让父亲给“金满楼”换个名儿，写块匾。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副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副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副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副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更不是土匪。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表现竟是“鱼哽在喉”……父亲太软弱！
孙团副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办国立艺专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副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艺专那样有教学大纲，那样正规，依了团长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三十年代红军在这一地区待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他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完整的证明材料来。
红军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过饭，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边的场子上看戏，是外地来的班子演的《窦娥冤》，正戏开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当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窦娥冤》上劲，主要是欣赏那场精湛默契的打斗。我父亲和孙团副也坐在人群中看戏，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刘利华凭借一张小桌打得出神入化，难解难分，博得众人一阵阵惊呼。父亲对身边的孙团副说，你的仗要是打得这般天衣无缝就好了。
孙团副说，台上这场打，都是在下头比划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现实的仗不是这种打法。
父亲说，打仗也有种艺术性在里边。
《三岔口》演到最后，开黑店的刘利华被任堂惠杀死，孙团副高兴地对父亲说，光明终归要战胜黑暗，革命终归要战胜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父亲说，这戏得改，谁光明谁黑暗不能从衣裳上分，刘利华未必是坏人，任堂惠是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戏改成刘利华也是杨家将这边的人，双方一场误会，最后握手言和岂不更绝妙！
孙团副说，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和“绝妙”，当然也有“绝妙”，那是把对方打死了，自己还活着……
孙团副有孙团副的战争逻辑，父亲有父亲的艺术规律。若干年后，京剧率先将《三岔口》刘利华的身份改为了“自己人”，以皆大欢喜的结尾闭幕，孙团副的那场“战争”也与起始有了很大改变，让人感慨万千。
《三岔口》还没演完，江对面的旷野就响起了枪声，呼啦啦队伍就开始集合往东南撤了，小连匆匆跑来，帮着我父亲收拾行李，父亲说他不走，他还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连说部队转移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喝粥的工夫。父亲说广智家窑里还在烧着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倾了很大精力画的，烧成了将是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父亲劝小连不要跟着瞎起哄，说红军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当职业的，小连裹在里头只能给人家添乱。小连说，我怎么是瞎起哄，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父亲说，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吴贞摽在一块儿，不分开。我告诉你，你要是像唬弄小瑛子一样唬弄吴贞，红军一准得把你毙了。
小连说，您在景德镇这些日子竟然没悟出些中国进步的大道理，亏了人家还管您叫同志呢！
父亲说，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孙团副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镇上的“珠山八友”还是同志，不跟着红军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连说，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亲说，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没法跟你娘交代……
正说着，勾魂的吴贞来了，一把扯住小连就往外拽，小连说还得带上舅舅。吴贞说，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难当，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父亲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组织”，他真后悔净顾着画画，对小连疏于管理了。
小连被吴贞拉走了，父亲追出庙门，任是怎么喊，小连也没有回头。父亲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听话！
一明在父亲身后念了句：阿弥陀佛。
父亲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广智没走，李居士没走，你没走，我没走，偏偏的他走！
一明说，这就是缘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