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飘飘洒洒，铺天盖地，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屋里待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金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地还要尿炕。母亲看不上大兰干活，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愠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嘛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餐厅去吃饭，餐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翠华楼聘来的山东师傅，姓王，手艺很好，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头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做饭来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颠脚，跟看门的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叶家的几位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搀和，早晚是要回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梆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怵头，鱼肉丸子必是得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炖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边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学派文华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做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学问精深，时人称为“父子宰相”。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完全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调教，招猫逗狗，窜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高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额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额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额娘买只蓝靛颏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额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混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批评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额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额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边的那个额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学习，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播爱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金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老儿子”，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的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烦。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又不合适，母亲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没事，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就亚赛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金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去再说，反正金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的穷丫头，敢闯荡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