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像钟院士这么全面呀！”这是广东省卫生战线的“铁娘子”王智琼拉开话题的第一句。“我总是说，可能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是谁能达到钟院士这样的程度？既业务水平高，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又好。有的人服务态度很好，技术却很难是一流；有的人技术很好，但是对病人没有像钟院士这么好。所以说，钟院士是全能，个人素质也极高”。王智琼夸赞钟南山不止“五项全能”。
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王智琼，一手连着省政府，一手牵着专家组，领导打赢了抗击非典这场战役。
回首峥嵘岁月，钟南山心里充满了感激。他说，整个抗击非典的过程，得到广东省卫生厅的全力支持。特别是王智琼，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王智琼对广东省抗非专家组非常尊重，始终支持专家们的意见。钟南山这样评价她：很重视实际的情况。她觉得你是专家，讲得对，她就尊重你。“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她的态度总是很温和。”
在王智琼的印象里，钟南山总是把沉重的压力扛在他自己肩上。王智琼说：“他现在的工作量，即使是30多岁的壮年人也扛不了啊。他始终有一个动力，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他以前出国学习的时候，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报国。他的父亲钟世藩就是这样报国的。”
王智琼在广东省抗击非典整个战役中的作用不可估量，她始终坚守在省卫生厅“510”抗击非典的特殊办公室。尽管她极其诚恳地说：“这一切都是省委、省政府英明决策的结果。省委书记张德江4次到省卫生厅部署、督导工作，4次啊，一位省委书记，从来没有过的。”尽管她自谦只是7000万抗击非典的广东人民的一分子，但是，她起到的不仅是坚韧的纽带作用，连接了专家与政府；而且，她作为一位防疫专家，还亲历一线，从非典一开始就下基层、进病房，与专家通力合作，甚至遭遇感染，病倒在床。
务实、尊重实际情况、有合作精神，这些都是广东人的特质。王智琼就是广东人的典型。
2008年，年逾六十的她，即使衣着再普通，走在大街上，那入木三分的职业气质，还是能让人一眼就识别得出。王智琼已经不是广东省卫生厅的副厅长了。抗击非典战役结束后，她也走完了自己的行政生涯。她现任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
对于非典，王智琼是这样总结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战胜了非典。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完全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来无影、去无踪，但实际上，我们熬过来了。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也是相信这些专家的，虽然当时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意钟南山的治疗方案而向他提出反对意见的。”
王智琼说，在当时非常强大的不同声音面前，她并不觉得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她相信广东这些专家的水平，相信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案。
王智琼回忆说，有一天开会，是讨论衣原体与冠状病毒的，研究控制非典病情和治疗病人的方案，到底是用抗生素还是用皮质激素。当时，很多专家都是沉默的，都不支持冠状病毒的说法，“这主要是考虑来自上面的压力”。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专家们讲出了内心的真实看法。多数人倾向于非典病原体为衣原体是不对的，应该是冠状病毒才对。最后，他们坚决地说：“我们的方案没有错，治疗没有错。”
钟南山那时把时间用在了抢救非典病人的病房。事实已经分明、气氛却很沉闷的讨论会，他一时尚不能到场。到了下午，钟南山仍然对催促他来开会的王智琼说：“我有事，来不了。”王智琼马上说，他们在讨论，“我觉得从临床表现、从治疗效果来看，非典的病原体应该是冠状病毒。我们要预防非典，就要有一些抗病毒的手段。使用皮质激素，主要是提高人的抗病能力。但是从整个形势来讲，信心很重要。”
王智琼如此的一番话，给钟南山传递了信任。她说：“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要依靠专家，他们是专业的人士。”
王智琼如今对当初发生在广东省卫生厅“510”指挥部的这场专家讨论的回溯，看似简单又轻松，如闲庭信步，根本看不出曾经弥漫的“硝烟”。那天，专家们最后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观点，是有悖于当时国家已经宣布非典属于衣原体感染、抗生素可以治疗非典的大背景的，是冒着政治风险的。
对于钟南山来说，专家们此次的讨论结果，对他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王智琼身为分管医政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历来是非分明。在决策上，作为整个中共广东省委抗击非典指挥中心最基础的一个决策层，她在业务上亲临一线，在原则上不能让步，在医疗的科学问题上又得尊重事实、尊重专家！上对省委，下对医学专家，她是枢纽啊。
当时，她要广东省卫生厅防治非典领导小组作汇报，要征得各位领导的支持。领导不同意的时候，她就需要跟领导建议，要尊重专家的意见，让专家说了算。如果领导的工作做不通，专家的意愿就不能变为现实。
首先是领导支持，然后是专家队伍支持，第三是社会各界支持。无论王智琼怎样表达，出于诚恳、出于谦虚还是出于其他，如果“抬轿”的人不行，就会把“坐轿”的人摔下来，这是常理。所以，成事与败事，“抬轿人”的作用不容低估。同样，王智琼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王智琼说，广东省一直是这样的，实事求是地向领导报告。她记得，她在2003年春节期间，曾向当时的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打电话。黄庆道正在老家。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回老家过春节。唯独2003年那一年春节，他回老家了。
“厅长，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好像有一些传染病传染到广州来了。很多病人陆陆续续来医院了，很多医生都倒下去了。”
“有这么严重啊？！”
“你要不要向上级报告啊？”
“我要报告。”
从他们这一问一答可以看出：王智琼与顶头上司的关系比较融洽，所以对工作有利，容易沟通；黄庆道虽然当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但是，他至少表现得冷静、清醒和能办实事。
向上级报告还是不报告，对于王智琼这样的干部来说，从来都是两难。她说：“为什么要报告呢？因为你如果不报告的话，当时这个事情，你是不知道后果的。但你报告了，如果这个事情结果没事，我们就等于干预政事了，省政府会说你们怎么这么一点儿事都搞不了——这是很难的。”王智琼这样的干部确实有苦衷。“像这样，厅长说要报告，这就好了！我们的专家就开始起草报告：非典病人怎么样，医生有多少人被感染，我们打算怎么做。我们一一把文件和方案都上报了。”
她说，他们当时觉得是应该这样做的。他们实事求是地报告上去，至于什么时候公开、报到哪一程度、上级向不向中央报告，那些就是领导的决策。结果后来广东省卫生厅领导很早就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
对于钟南山同香港大学关于非典病毒分析的那次合作，王智琼是这样解释的：“当初，有人告诉我，说香港的管轶，要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非典的事情最早是禽流感，并说我们内地要隐瞒。我听到以后说，不对啊，没有这样的事啊。可听说管轶检测出来我们的病毒是禽流感，还发了一个消息出去，那怎么得了啊！后来，还有人说，钟院士检验了非典病人的血清，跟管轶他们合作。如果是这样，不就把这个事情闹大了吗？这怎么得了！”
王智琼说，管轶曾经因为禽流感的问题，跟农业部有过不愉快的摩擦，但这次不愉快是个误会，最后，大家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王智琼指的，自然是钟南山曾经的38小时不眠不休。
对于北京市卫生局的几个负责人在2003年2月8日来广州考察的事，王智琼回忆说：“他们很勇敢，跑到广州来。我说，广州是‘疫区’啊。他们说，我们必须来，是来‘取经’的，看你们都是怎么控制疫情的。”
当时，王智琼坐在自己的“510”办公室接待他们。王智琼很诚恳地对北京来的同行现身说法：“第一，你们该报的就报。至于公布不公布，是上级的事情。”王智琼的表达细致、明了：作为下级，发现疫情，不要保留，要及时上报。领导知道了，是否向再上一级报告是领导的事。即使领导不报告，中央追究下来，起码你没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你不上报，领导怎么知道呢？这是你的错。如果你上报了，但上级不公布，那是他的错，他将来不会怪你。你是实事求是报上去的，上面怎么公开的、怎么向社会公布的，就由上级决定了。”
王智琼这一番质朴的“传经送宝”，没有直接说出那个看似不显眼儿的词：隐瞒不报。这是广东人性格柔和、不露锋芒的特点。
除了北京市卫生局南下“取经”，另外一件让王智琼记忆犹新的事，是非典疫情结束之后，“卫生部的人打过来一个电话问：‘你们到底要赔多少钱啊？’我说，赔什么钱啊？我们不用赔钱啊”。
这番对话是针对皮质激素使用不当，导致非典病人出现股骨头疼痛和坏死问题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病人，即便有几个病人的骨头有点疼，问题也不大。按照钟院士的建议，对非典病人不是一发烧就要用激素，而是要在适当的时间，根据适当的病情，把握适当的量，这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北京那边说，他们用激素的时间特别长，用了几个月，而且用的量很大，所以非典病人出现股骨头的问题。”王智琼说。
只有用了皮质激素才可以控制非典病情，它可以保护肺。所以，用量和使用时间是很关键的。如果非典病人刚一发烧就用激素，“那是肯定不行的，肯定不能那么用”。王智琼反复这样说。
广东有一些非典病人，应该说病情比较重，再加上年纪比较大，本来就患有慢性病，可能就影响了愈后的效果。“我们也觉得，本来可以少出现一些骨疼痛的人，但是得先挽救病人的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