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识钟南山？那好，你问问他，非典期间，是他说的非用激素不可。这么多人都股骨头坏死了，他倒成了英雄，他忍心吗？”
说这话的是北京某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她的同事因为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被重度感染，所以用了皮质激素，后来股骨头坏死，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涯。
在股骨头坏死的非典病人中，有些人提起钟南山就没好气：是他主张用皮质激素。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骂对了没有？
事实上，这如同将一个屎盆，扣在了钟南山头上。这个事实有澄清的必要。
激素是有副作用的，但为什么还要用激素？不管它是常识，还是在喉的骨鲠，缘由必须是清楚的，因为那是一份对于良知与公正的交代。
那么，皮质激素的使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那么多人股骨头坏死？
没错，当大剂量、高倍数的抗生素在临床上被宣布无效，钟南山和广东省所有的专家，就开始面对空前的难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肺炎，不是一般的感染，疫情带来的病例每天都在攀升。的确，是钟南山和与他意见一致的专家在这时提出必须用皮质激素，控制病情，保护病人。
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减轻肺损伤。由于非典造成的损伤首先是一个异常的肺部免疫炎症过程，使用激素治疗是为了减轻这种免疫炎症，减少肺损伤。但过量地使用皮质激素容易引起继发感染和骨代谢损害，所以，使用它要讲究技巧。换而言之，使用皮质激素，要选择合适病人、合适时间、合适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非典时期，很多病人一经发现，已经处于危重状态：肺组织变硬，不能自主呼吸，需要医生立即为病人通气。但是，在使用气管插管进行人工通气时，随着病变的演进，肺部会继续发展为纤维化，低氧血症会进一步恶化。使用激素之后，病人肺部的这种损伤就会被抑制；再通过免疫调节的过程和辅助的治疗措施，可以使病人的肺部逐渐恢复正常。
广东省是最早发现非典病情的，所以在临床治疗中最早使用皮质激素。广东人可谓身先士卒，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后征服ARS——非典铺了路。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对使用抗生素还是使用皮质激素的争论比较激烈，但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坚持使用了皮质激素。
广东使用皮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被救治的病人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仅为2.6%，在全世界是最低的……
按理说，北京市卫生局的同志于2003年春节假期刚过，即2月8日，就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不耻下问、积极取经。那时，风声多紧、多悬哪，人心惶惶啊！他们是冒着一路被传染的危险赶过来的，可是到头来，北京还是有那么多非典患者最后股骨头坏死了，这是为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吴华医生被非典病人感染了，和她一起病倒的，还有一名非常有才干的男医生。
呼研所的老大姐吴华，她从非典疫情发生以后，就连日不离岗位，抢救病人，指导护理。大病初愈的钟南山看到战役伊始连伤两员大将，心中又痛又急，眼泪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眶。这是他一手缔造的呼研所，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严峻的问题是，这场战役到底要打多大、打多久？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吴华就觉得有点儿奇怪：怎么有这么多病人呢？而且得的是同一种病。那时，她只顾忙，来不及多想。到12月20日，传来发现“怪病”的消息。吴华已经首当其冲，与非典病人有了近距离接触。当时还没有隔离衣，连一般的防护措施也没有用上，甚至根本没有戴口罩。
病人情况严重。需要插管的病人，有一些分泌物，沾在了吴华的手上，她没有及时消毒、清洗。后来她估计，这可能是她被传染的直接原因。
两个病人的家属，也很快开始发病，让没有准备的吴华触目惊心，这是多么强悍的传染！
为危急病人将输氧管慢慢送进肺里，这是临床上常规的救治。病人因为生理反应，剧烈咳嗽，直接从肺部喷出的血痰最毒。对此，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清楚，但职业的坚守精神，让他们无从顾及个人安危。
当时在一附院和呼研所，病人出现比较明显的缺氧现象的时候，医生首先不采用插管或是切开气管来通气，而是采用无创的鼻部面罩通气法。这个方法被证实很有效，它帮助很多生命危急的病人渡过了难关。
起初，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钟南山与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等专家，研究出了用这种“无创通气”的方法给予病人呼吸支持，增加病人的氧气吸入量，为挽救病人的生命赢得了更大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又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这使最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广东整个的抗击非典战役，之所以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有两大“利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钟南山始终叮嘱医务人员根据病人的病情，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剂量，科学、合理地使用皮质激素，这就有效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另外一项就是在火线创造了“无创通气法”，运用这一方法，减少了病人的痛苦和死亡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继发性感染。
科学施救
以上措施，由广东省卫生厅于2003年3月9日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的文件形式，下发广东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这是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对抗击非典所做的重要贡献。
非典过去6年之时，在呼研所安静的办公室里，吴华主任是始终面带笑容讲完自己被感染的经历的。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哀叹，仿佛那是一场惊险、刺激，以平安为结局的欢乐的游戏。她虽然已经不如30年前那般年轻、美貌了，但那双大眼睛，仍然闪烁着热情和智慧的光彩，衬托着她开朗的性格。
吴华说，她现在的体质应该算是很好的，“24小时心肺功能都还不错，只是肺部的纹理比较多”。她说自己好像老了，年轻的时候，可以一口气登到山顶，现在上楼容易气喘，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在吃带有维生素D的钙片补钙。她觉得有点儿遗憾，没有专门抽空进行运动锻炼，但是，她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忙得要死啦。”
呼研所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都是她亲自带出来的，这是她作为一个50多岁的女人、一位优秀的主任医师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欣慰。
她应该自豪和欣慰，因为她用自己被病毒严重侵染后的身体，检验了以皮质激素控制非典的成功，为后来对非典病人病情的控制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她真是所长钟南山的好搭档。在国家医疗卫生权威机构对非典的治疗方针，意见难以统一的时候，在钟南山坚持认为非典病人必须使用皮质激素来控制病情，而不能用抗生素，因为临床证明，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根本无效的时候，偏偏是她，为钟南山的声音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和证明。
特别是她亲自验证了钟南山所主张和担忧的，使用皮质激素，需要严格控制用量这一点。
吴华被感染后的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但是，这莫名的高烧上午发起来，下午又突然退了。她觉得非常奇怪，拍了X光片：肺部没有异常，就又开始工作。但是第二天，她突然又一下子高烧到39摄氏度、40摄氏度。到第三天，她就感觉支撑不住了。“我不行了，整个人感觉非常疲惫”，她告诉护士，自己可能被传染了。
那时候，非典尚被称作“不明原因的肺炎”……
第四天，吴华作为病人开始住院。她立即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无济于事，高烧照样不退。这就再次证明：以往的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
这时，吴华自己要求使用皮质激素，却不获准，为她治疗的医生坚持继续使用抗生素。
由于当时主流声音认为应该用抗生素，出于对坚持用抗生素专家的尊重，吴华不得不继续接受抗生素的治疗。
值班医生不给她用皮质激素，她就叫主管医生来开药。主管医生的态度很迟疑，说是要请示，还要观察。她于是央求着说：“你们不给我用皮质激素，我就会死的，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人累得不得了。”浑身无力的感觉已经让她难以承受。
“那时，我基本上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东西，一碗稀饭吃两三口就吃不下了，你说怎么能有力气呢？一点儿力气都没有。怪怪的，一直发高烧，浑身发冷，一不冷了，就难受得不能忍受。”吴华的述说似回到了当年。
2003年1月31日，农历除夕。
这一天，吴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特许，她非常高兴。上午用了皮质激素，到了下午，感觉就舒服了，不再那么憋气了，而且还能跟着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唱歌。
“医生见我用了皮质激素，效果不错，就放心了，继续用。当时，我的肺还没有受到严重感染。”到了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吴华感觉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大年初二上午，拍了X光片，肺部果然没有了阴影。她于是打道回府，回家过年去了，因为家里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正在发愁地等着她这个“主角”呢。
由于吴华轻看了它的厉害，所以她将非典病毒带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了一个春节。
吴华的妹妹从香港回来过年，一家人住在吴华家；吴华爱人的两个姐姐也都从国外回来过年了。大年初二，吴华一到家，就去养老院把她的家婆接回家来吃团圆饭。
本来，吴华戴着口罩，后来看到家人不习惯，感觉怪怪的，就拿掉了。她和大家一起吃饭，只是自己另外用一副筷子给家人夹菜。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她的心情好多了。病似乎也好多了，所以就有了一点胃口。吃过饭，她把老人送回敬老院，然后又回到家中。
当时，非典病毒就潜伏在吴华身上，幸运的是，她的家人都没有被传染。“家里的窗户全部都打开了，通风是很重要的。”她说。
大年初三接近中午时，吴华又有了那种很累的感觉，又开始觉得有点气急，她的妹妹就劝她赶快回到医院去。吴华知道，这种症状说明又开始发烧了。到了晚上9点至10点，吴华的高烧到了39.8摄氏度，她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第二天一早，她的爱人和妹妹就把她送回医院了。这时，吴华开始意识到，必须与家人隔开。她对自己的爱人和妹妹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停留，赶快走！”
大年初四，吴华的病情开始升级了，本来肺部没有了阴影的X光片上又出现了问题，病情发展得很快。到了晚上11点左右，她的呼吸很困难，医生决定给她上了面罩呼吸机。
上了呼吸机以后，她感觉舒服多了。一直为她忧心忡忡的钟南山，这时打电话来问她的情况。
从2003年春节以前，钟南山就一直忙碌非典疫情的对策，参与专家会诊，参加各种针对控制疫情的会议，查房，抢救病人，呼吁尽快调拨抗击非典的物资……
他几乎每天都没有安稳的睡眠。“他的眼睛熬得通红，这是他来查房时我看见的。”吴华做了个钟南山弓着身子的样子,“他给病人检查得非常仔细，身子俯下，连病人的嘴巴都认真检查了，和病人脸对着脸的。旁边的医生看着，都担心啊。”
吴华上了三天呼吸机之后，病情又有了好转。
吴华仔细讲述了她使用皮质激素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医生给她用药。她自己就是医生，有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并且对皮质激素的应用，也有自己的经验。
她深知皮质激素的副作用：过量使用会导致股骨头坏死。
她说：“一开始，我用的是40毫克的剂量，一天用一次。后来加到一天两次，这个提高的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有效地控制住了病情。但是，我只用了两天半，然后又在七八天的时间内把量逐渐往下减，后来就减为口服了。”
吴华又说：“当时，我自己不听话。虽然知道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我没有看病历。看了病历，我就应该知道，那时我的尿糖出现了偏高。皮质激素过量使用，会引起药源性的尿糖高。医生当时也没有注意到。实际上，那是由激素引起的。”
“后来，我并没有吃控制尿糖的药，而是一直慢慢减少皮质激素的用量。果然，当时我的尿糖偏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等我把皮质激素降到低量时，尿糖也不高了。”
吴华已经不确切地记得那时医生开了多少激素给她，她说好像是30毫克，有很多片。她偷偷地把它们装起来，开始几天，每天吃4片，后来则改为每天吃3片。
别的非典病人用了皮质激素后变得胖胖的，吴华却瘦了。钟南山去查房，纳闷儿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吃皮质激素。她说：“我不敢骗你。我一开始是每天吃4片，吃了3天就改成每天3片了。我觉得自己很好，没问题呀。”
后来，吴华告诉钟南山，她确实恢复得很好，一点儿气急的感觉都没有，走路快步如飞都没有问题。
吴华早在2002年10月就做好了准备，要和家人一起到悉尼去探亲。这次，终于从瘟疫的魔掌中挣脱出来、大难不死的她，要去一趟悉尼，出一趟远门的愿望特别强烈。开始，钟南山担心她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同意。又过了几天，确认自己完全没有传染性了，吴华再也按捺不住，像出笼的小鸟一般，毅然登上了去悉尼的飞机。
吴华她们是跟旅游团走的，上了飞机之后已是半夜时分了，但是她的精神很好，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又转机。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去她向往已久的黄金海岸时，吴华感觉有点儿乏力。她说：“我就慢慢地坐一下，又走一段，然后停下来休息、吃饭，吃过饭以后，一下子又感觉精神好了。一路上只有一次感到有点儿累，因为是刚出院，又是半夜上的飞机，熬了夜。到第三天，精神就好很多了，跟正常人一样。澳洲的空气真好，我感觉很舒服，吃得也多。”她出院一共不到半个月，用这半个来月不到的时间出了一趟国。
吴华从澳大利亚回来以后，感觉恢复得很好，所以马上就上班了。上班后，她除了每天忙工作，还要挤时间，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她重返工作岗位之时，正是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是病人就诊和住院的高峰期，一线救治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
当吴华又站在了最前线，她要顶着被二次感染的风险。然而，她是有经验的，所以，她成了病人的福音。
6年之后，2008年12月的广州，天气和暖，像北方的春天。静谧的窗外，一缕午后的阳光透进来，像金子一般。
“皮质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给病人用，要按不同的体质分别对待，掌握一定的量和不断调整、控制用量，才能将副作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吴华说，“只有在激素用量不合适的情况下，副作用才会产生。”吴华自信自己的皮质激素用量是准确的，所以她的股骨头并没有出现坏死。
吴华的自豪让人感动。
吴华说，广东的非典病人之所以绝少出现股骨头坏死，毫无疑问是严格控制了激素用量的结果，是得益于广东有钟南山这样的呼吸疾病的大专家。此外，有呼研所这样的专科医院，它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技术力量深厚的医院加研究机构。在以往的临床治疗中，医生自然也少不了使用皮质激素，所以，吴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能够根据身体情况自我掌控。
相比之下，非典疫情在2003年4月至5月逐步蔓延到国内其他地方后，由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什么病人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的量）把握得不太好，而且当时广东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广东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一时还难以抽调到外地交流；所以在一些地方，皮质激素在病人身上的用量有的超出了常规剂量的5—10倍。
皮质激素之殇——股骨头坏死病人的一把双刃剑：他们保住了性命，却沦为残疾人。轮椅，将承载他们一生的痛。
所谓无奈，正是因为非典病人面对如此残酷的抉择。本来，他们的结果可以好一些。
吴华说：“钟所长一直这样问我：‘你吃了多少激素啊？’他是关心我，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有个数。他只是需要随时观察和总结，因为有那么多病人在使用呢。”吴华对自己的老领导、老搭档钟南山在非典时期的印象，终生也不能忘怀。
压力，把钟南山置于极限之地，他必须从那里带着曙光返身。
人们信任他、依赖他。他需要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我有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他插着两个手，就是这样的——”吴华的模仿形神兼备。钟南山他两手叉腰，不是将军的那种感觉，而是微微地弓着身子，整个人、周身的血液和神经，都凝聚于思维最深处的声音——那深邃缜密的难题密码。他有时摘下眼镜，拇指和食指掐住眉心，这是他思考问题时最常出现的习惯性动作。
吴华说：“几次看见他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就是在那里想东西的样子，”她回忆当时钟南山默默沉思的程度：“你叫他，他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有人在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