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带领他的呼吸科创建小组，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以最短的时间、最扎实的探索，实现了中国具有呼吸科室、具有基础医学研究环境的惊人成就。呼研所一步步创建的经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因为它将“无”变成了“有”，将“一”变成了“万”。
正是有钟南山这把“大红伞”，侯恕和余真得以避过很多干扰，专心做学问。所以，这段时间的成绩，是他们三位一体，同心同德苦干出来的。
侯恕和余真深知钟南山在这个时期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换了别人，可能会退缩、会放弃；没有他当年的坚持，也就没有今天的呼研所。不过，没有经受过那个年代洗礼的人，很难明白个中滋味。
慢支炎小组草创时期，百废待兴。钟南山继续发扬“十项全能”的精神，恰如其分地把自己定位为“万能”、“百搭”，善于揳位而上。这时，他比较深厚的医学基础知识正好大派用场。
搞呼吸系统疾病研究，实验数据首先重视的是肺功能。侯恕在慢性支气管炎小组时，就在仓库里发掘出那台陈年报废的“老爷”肺功能计，它基本上能得出肺通气功能的数据。当要进一步了解病人的血氧含量及血二氧化碳分压的资料时，就必须增加设备。当时世界上已使用自动微量血气分析计，方便、准确，但必须进口，且价格惊人，中国只有寥寥数台。钟南山他们虽然胸怀大志，想着有朝一日，那么高级的东西必会为我所用，但目前远水不救近火。
1973年，全国肺心病会议召开在即。他们这初生的小组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论文，才能跻身全国科研前列。那时如果没有先进的设备，就很难谈得上研究的突破，他们亟须做血气分析。根据线索，他们又在仓库找出一台已经不能开动的血氧饱和度计。
钟南山以他三顾茅庐的热诚，抱着这台破机器，到上海找呼吸内科学专家李华德，几经波折才感动李氏拔刀相助，好不容易把机器修好。当钟南山抱着这台“宝贝”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实在像刚打了一场大胜仗，高兴得又哭又笑；当想到明天更重大的战况，则笑不出来了。
从修好机器到测试数据，实验室做了一系列工作之后才把这台血氧饱和度计应用到临床。这些工作都是钟南山建立呼吸实验室的基础，没有他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就谈不上临床研究。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二氧化碳分压测定方法的建立上。当时几乎所有的肺科研究单位，都在为没有相关仪器而诉苦。钟南山他们不能坐等。钟南山与侯恕苦苦研究肺功能计的进化历史，决定古为今用，采用重复呼吸气体分析的方法，来计算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这一方法需要几个关键的仪器：一个是气体分析仪，用作分析病人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含量；另外是连接病人呼吸道的氧气囊及三通开关。这些都没有现成的。
如果不是钟南山了解基础医学，单靠临床知识是无法解决的。他四处打探，结果在广州医学院某个基础实验室借来了一台人家不用的气体分析仪，花了不少精力加以改装，以适应他们测定的需要。钟南山又在机械室以及一家与他相熟的机床厂帮助下，经过反复设计、修改，造出了一个铜制三通接头，能适应温度、湿度的经常变化而不生锈，无须润滑剂，就能顺利变换开关模式。
当别的医院叫苦连天，因没有血气分析仪而研究上不去的时候，钟南山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一古为今用的方法，写出了一系列提供血气资料的肺心病研究论文。
尽管推崇新型尖端精密洋机器的风气上扬，钟南山他们的方法引起不少质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独创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已使他们这个小组在广州地区备受瞩目。
还有，尽管当时论资排辈，在他们之前已有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研究组当龙头，但他们这个小组终因勤奋钻研脱颖而出。当广州市有意培养一个市属的呼吸疾病研究所时，机会终于落到了这个已准备好条件的地方，从此也就开始了钟南山长达数年的斡旋工作。
在铺排研究题目方面，钟南山和侯恕都非常注意国内外的动向，竭尽全力追赶。
他们在广州地区最早使用纤支镜，并将其用于治疗呼吸疾病。从申请外汇到订购，从远赴杭州学习使用到建立纤支镜室，钟南山事事亲力亲为。至于那台期盼已久的自动微量血气分析仪，以及其后购得的侯恕梦寐以求的新型肺功能计、一代一代更新的呼吸机，无一不是钟南山费尽心机、磨破嘴皮才得来的，哪像今天只要上面拨下经费就可以去购买这么容易。没有钟南山，很难想象这些东西怎样才能得来。
建立各个实验室，开展多项动物实验，为临床与科研提供补充和对照，一系列扎实的工作，一边是临床，一边是科研，有如双翅，令钟南山他们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当时，医学期刊刚刚开始恢复正常出版，条条框框极多。钟南山他们在1974年和1975年，率先以两篇论文刊登于《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填补了广州地区多年以来没有论文在国家一级医学刊物上发表的空白。
据余真回忆，呼研所在正式挂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实质上已经成熟了。挂牌之后，任命钟南山为所长、侯恕为副所长。
在这之前，侯恕是行政负责人。钟南山虽然没有行政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灵魂。除了包办对上、对外联络的一切杂事以及负责实验室的业务，他也参与查房、抢救危重病人、值夜班、讨论疑难病例。在呼吸衰竭的合并症中，钟南山比较早地就观察到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现象，有酸中毒和碱中毒两种不同的肺性脑病的表现。将这些临床现象提升为规律，需要耐心、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这些都是钟南山集众家的智慧总结而成。
无数例呼吸衰竭病人抢救成功，钟南山始终参与全过程。尤其是钟南山在对一个疑为肺癌的顽固性咳嗽患者的纤支镜检查中，经仔细观察，在其右主支气管中取出几粒鸡骨，从而治愈了困扰病人多年的顽疾，并开创了国内将纤支镜用于治疗的先河。
不少人不了解内情，认为钟南山临床资历浅，呼研所的临床成就与他关系不大。其实，他同样全情投入临床工作，而且屡有建树。在他担上所长重任之时，毋庸置疑，从基础到临床，钟南山都是一个胜任的所长。
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
余真在结束自己这篇纪念之作之前，说她想提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收集到呼研所早期的文物，设立一个博物馆。“忆苦思甜”大概是一件十分老土的事，但历史无情，今日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和几十年前已大不相同，记取先人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放眼未来。
吴华主任医师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广州医学院一附院，1995年调到呼吸科，即如今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她和余真一样，是钟南山的老搭档、老部下、老朋友。
吴华是当初比余真晚到慢支炎小组的成员，谈起最初呼研所的创业时说：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想做一些研究，“真是没有地方啊”。后来，他们就在医生办公室，挪开凳子、挪开桌子来做实验。
大家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分工：你要采集什么数据，他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老要熬夜，搞得很晚才回家，白天又要照常上班，而且没有报酬，也没有奖金，更没有加班费。每天都这么辛苦，但是很快活。
钟南山带领着他这个团队，常常自己掏钱买菜给大家吃，还买汽水，就是玻璃瓶装的那种，他们很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有朝气，有理想，想干出一番事业。
平时，医院食堂供应饭菜，他们在那里搭食。在医院旁边有一个人，他那儿有种很出名、很好吃的小吃，他们就去买。还有，只要有动物实验的时候，他们就会掏钱去买东西，非常快活。他们的集体很团结。钟南山不掏钱去买，别人也会掏钱的，大家在一起有乐融融的气氛。“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苦，环境又差，但竟然也熬过来了。”
在那样的条件下，钟南山非常重视人才。例如，他为了鼓励科学研究，不管别的医院实验室人员的奖金比医生要低很多的事实，主张在他们的集体里，科研人员的奖金跟临床的一样，实验室主任的跟临床科室主任的也一样，那些技师的跟主治医生的还是一样。而且，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