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破烂残损的设备、简陋的诊室，钟南山竟然提出惊人的构想：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定点广州市郊的慢支炎医疗基地要实现一条龙。大家呆住了，眼睛却发亮了。其实最初，钟南山和他们只是为了有名副其实的科研环境。后来，他们却拥有了现代医院最基础的雏形。那些艰苦卓绝却乐在其中的往事，实在经典。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从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到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至2009年11月，它走过了30多年艰辛却辉煌的历程。
以下是后来去了澳门的医生余真写于2000年12月的手稿。余真自到澳门至今，一直开着私人诊所。她是一个颇有情调、能文善诗的女人，比钟南山稍稍年长。她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诞生的最好见证者。这篇原稿，经过润色和注解，保持了它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使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1981年，余真离开呼研所，主要原因是随家庭外迁。她在呼研所的日子，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不能有力地呈现广州呼研所发展的全过程，但是我能写些呼研所婴幼儿时期的形象片段，留给将来写这段历史的人，因为这些逸事将会随着我们这代人的湮灭，而永远失落。”2001年新年之际，余真把这篇珍贵的手稿，交给了钟南山。
鉴于钟南山是一个会在历史上留名的人，所以余真说，这篇回忆主要也是以他为视点。
有些事毁誉并存，往往要过很多年后，才能对它们做出公正的评判。余真是这样坚信的。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行内行外，人所熟知。他以大半生的心血浇灌了这个研究所，虽然现在可能言之尚早，“但我认为赋以他终身名誉所长之称绝不为过”。钟南山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基础研究工作，1971年调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当临床医生。“我是钟南山开始广州医生生涯最早一起工作的伙伴之一。”
钟南山来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上班，到内科门诊当门诊医生。在和同事们首次见面的早会上，他谦逊地自我介绍说：“我过去在基础部门工作，临床接触少，一下子来到门诊第一线，预料会碰上难题，到时要请各位不吝指教。”
当时主管门诊的尤素真医生立即做出机敏得体的答话：“临床经验靠实践积累。过去，你在这方面欠缺一些，但在别方面的知识就多一些，这是你另一方面的优势。从现在起，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相信事情能办得更好。”
新同事来上班，介绍几句是常规，听多了都有点麻木了，但以上两段即兴对白，却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因为从基础部门调来做临床工作的人不多，这次显得不平常；二是这一说一答没有流为空话，都被以后的历史所证明。
当年钟南山说的那句话并非客套，而是出于自知之明的真诚。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他上班后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大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衣，竟然显得飘逸松动，他真有点像个道骨仙风的大夫了。
“外人不明就里，不断向我们打探他的健康是否出了问题”，但留心的人都看到，他除了按时上班外，为了速成一个熟练的临床医生，把大部分休息时间都用到了X光室、心电图室、图书馆等地方自行补课去了，怪不得他“人比黄花瘦”。
在1959年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预选赛上，打破男子400米中栏全国纪录的运动员，竟是北京医学院的大学生钟南山。当年，他苦练成功的座右铭是：闻鸡起舞。早晨很早起床，从不拖延懒惰。在他职务急速转型的这一时期，从北京回到广州，以至其后的日子，他都继续遵循着这个座右铭。
他从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除了刻苦勤奋，他思维活跃，求新上进，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通过各种渠道，随时随地为自己的问题找答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以此引发自己的灵感，从而提升自我。印证当年他初到门诊那段开场白，不是可以发现其毫不虚言吗？
而当年尤医生所说的另类优势，其后更见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正是这一优势，使他成为呼研所的灵魂人物之一。
他在门诊工作一年之后，被调派到后来发展成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慢性支气管炎小组。原先建立和主持那个小组的是侯恕，所以，“我们至今尊称侯恕为呼研所的奠基人”。
1972年，侯恕领导的小组在慢性支气管炎动物模型和实验治疗方面于全国小有名声。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拨乱反正，文教卫生系统开始着力整顿组织，提高科技水平。该小组凭借此“天时”的大好东风，得以增加人手、扩大组织、强化实力。
钟南山在加入这个小组之后，立即构思起草了一个顺应潮流的宏图大计：
第一，慢支炎、肺气肿、肺心病研治一条龙。
第二，动物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一条龙。
第三，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定点市郊的慢支炎医疗基地一条龙。
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多方面的人手、设备和开拓空间。大概任何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包括侯恕，都可能有过这些想法，但一想到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办成一件事有多难，则多半早晚不得不放弃。但钟南山没有放弃，他一直走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有他打磨到家的人际关系网，四处游说，要人，要物，要房子；至于要钱，那是后话，因为当初钱的用处还不大。
他首先向上级痛陈利害，终致计划得到支持；然后拜“文化大革命”收尾之赐，空出那个以前长年用来办学习班的东一病区，不过那可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并非信手可得，少不了一较实力，才得以到手。
慢性支气管炎小组这才有了独立的门诊和病房，而且能够开展临床研究，也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开设病房，需要张罗打点很多人手、物流，其中甚多关节，很多人出谋献策。继钟南山调到这个小组数月，有人非正式地向余真透露，说她将要调到他的小组搞科研。这消息令她十分纳闷儿：“我是何许人也？就在此前不久，我还被作为准‘5·16分子’，反复审查。”在余真的档案上一直写明，属控制使用的“问题人物”。虽然她是个有10年以上内科经验的熟练医生，她也是一个常被戏称为才女的多面手，但是，谁敢调她到那个职务上？她并无科研工作经验，也没有什么线索提示她能做出成绩。如果她一事无成，那不仅有损这新建立起来的慢支炎小组的声誉，连推荐人都难免受指责为徇私、包庇坏人，至少也会被指责为糊涂、用人不当。
当时，余真一直不知道把她调到这里的人是谁，没有任何人向她提过有关的事。她带着诚惶诚恐的心理压力，开始了对于呼吸病的研究，并成为肺心病“专家”。
大内科的老同事见到她，总是笑着说：“专家呀，你怎么瘦了？压力很大吧？”
那几年是余真一生中承受着最大压力的时期。压力不仅来自业务，也不仅来自她个人的得失。它是无形的，是来自别人对她的期望，来自那个调她来的不知名的好人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时，余真住牛栏，与家人隔离，没有薪水；就连后来她初到澳门时，也没有职业。在澳门创业初期，她收入不稳、前路未卜，但这所有的一切一切，都不曾像当年在慢支炎小组那样让她感到沉重的压力。因为一个人亏欠自己无所谓，但亏欠别人是很沉重的，尤其是一个对你抱着期望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一匹被买中了注的马，不得不四蹄紧忙。”余真常笑喻自己是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直到10多年后，余真离开呼研所，才得知当年推荐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钟南山。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何以斗胆推荐我？”余真说，她只跟钟南山在门诊做了一年同事。她是他政治工作的对象，那时叫作“专政的对象”。就是说，他是革命的，而她是反革命的。钟南山清楚余真的档案，但他没有囿于政治成见用人，可见他知人善任，是呼研所的伯乐。
应当说，这一阶段的成功主要来自“人和”，而“人和”的关键在于钟南山的思想开放、处事有方。“所以说，他是一把‘大红伞’，很好地保护了我。”多年之后，余真如是说。
尽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已进步到科研无罪的阶段，但在“四人帮”倒台、其阴魂彻底消散之前，依然阴晴无定。总有些人一有机会就想找人祭旗，以显威风。侯恕和余真都背着家庭问题的“黑锅”，不算黑，但很灰，竟然有机会不受政治干扰，埋头搞科研。于是，有人大呼白专道路回潮，知识专政黑线再现，几次三番，大字报贴到了东一病区的门口。山雨欲来，当然，醉翁之意不只在侯恕、余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大红伞”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