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钟南山保护了多位被“专政”的老专家、老干部。与此同时，从广州传来他的母亲廖月琴含恨自尽的噩耗。为了证明“牛鬼蛇神”的后代也是爱党的，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钟南山报名献血，之后却险些葬身在锅炉旁。折磨与煎熬、痴情与感伤，将他的意志力逼到极限……
1965年李少芬离开北京时，与正在胶东下乡的丈夫钟南山一直未能谋面。他们从此开始了牛郎织女一般的“天仙”生涯。
所有的苦，钟南山都默默承受。从广州传来他母亲噩耗的时间，是1966年7月。廖月琴是因为不堪大字报的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之后，投江自杀的！钟南山一向以来揪心、担忧的事到底还是被残酷地印证了，他悲痛欲绝。
他的心淌着血，却不能表现出悲伤，因为他的妈妈是“自绝于人民”，是“畏罪自杀”。他如果表示悲痛，那就是跟他的母亲这个“反革命”站在了一起反党，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对母爱无以为报，做儿子的连哭一声都不能！
怀着深深的悲痛，钟南山和学生们一起参加长征，徒步走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后来，还当了半年北医校报的编辑，又当了辅导员；1968年，则烧了半年的锅炉……
他回忆着、历数着在那动荡的年代，他所有的叵测命运。
1967年，钟南山想方设法回到广州与妻子李少芬见了一面。这一次相见，李少芬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第二年，李少芬生下了他们的儿子钟惟德。
李少芬临产之前，和公公钟世藩一起到火车站去接从北京回广州来的钟南山。当时，李少芬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
钟南山从北京带回十几罐奶粉。接回了钟南山的李少芬，因为站在火车站的时间太长，连挤带累，第二天早上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所以，钟惟德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只有5斤多重。
因为钟南山表现出色，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给他安排了一个最“革命”的工作：烧锅炉。在那个年代，能够正常工作，能直接以自己的劳动为人民服务，都是要有政审资格的，否则，根本没有可能为人民服务。有这种资格的，只能是那些根正苗红、又红又专的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子弟。尽管钟南山一心在惦记课堂，做梦都在想着做医生，但是，他能去烧锅炉，已经是幸运之人了。
钟南山是“专政对象”的后代，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锅炉房，也被他当成最能体现自己、表白自己的地方。
那个年代的锅炉是“八连通”，体积大，用煤量也极大，锅炉工要不停地往炉膛里送煤。炉子的温度特别高，烧锅炉的时候，温度勉强能够忍受，干的时间长了，钟南山也慢慢习惯了。可是每天要清理一次炉膛，把炉膛里已经炼焦了的炉渣，用铁钩子撬出来。那个温度实在烤得人受不了，被翻起的炉灰、高温的烟尘，呼呼地往外冒……
钟南山用斗大的铁锹，一锹一锹地铲起几十斤重的煤，双手握住锹把，往前走十来米，把煤甩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去。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从早到晚，几天下来，钟南山感到体力开始透支。这份革命性的工作，在向他的体能极限发出挑战。
这时，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献血报名，是自愿报名，但那时很少有谁自愿。这是因为营养极度缺乏，即使不献血，很多人的体质都不够强壮，而献血之后，补养身体又无从保证。
钟南山主动要求献了血，400毫升鲜血从他这个锅炉工的身体里流出。本来按规定，他是可以因此休息几天的；但是，他白天献完血，晚上还是按时去值班烧锅炉。
他根本没有想到，此时的体质已经不能为他做主了。空空的铁锹攥在手里，他都觉得特别沉重。
他铲上第一锹煤，双手就不停地抖，虚汗顺着额头直往下淌。他咬着牙，叮嘱自己一定要挺住，因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更不能让人看笑话，他跟别人一样爱国啊！然而，虚弱的身体竟然使他无法支撑，不知不觉就昏倒在锅炉跟前。在他往炉膛里甩煤的一瞬间，锹把砸在了他的腰上。还好，一锹煤没能甩进炉膛，否则，炉膛喷出的火舌，不把他烤个半死，也会灼伤他。
从1968年李少芬生下他们的儿子以后，1969年和1970年两年，钟南山每年都想尽办法回了一次家。
钟南山在农村见到一个孩子，肾出了问题，尿血。回到家的钟南山，想让父亲钟世藩觉得自己很有长进，于是大着胆子，在“关公”面前耍了一把“大刀”，对钟世藩讲了自己所了解的治疗肾结核的方法。钟世藩听了，首先就这样问他：“你怎么知道是肾结核呢？”
尿血的情况有很多。因为患肾结核而尿血，是尿血的一种情况，但不等于尿血就都是肾结核。
钟世藩纠正了刚刚走上医学道路的钟南山一个最基本的思路，这件事，让钟南山一生记忆犹新。钟世藩的话，从来都是非常简洁的。他总是对钟南山强调：“说话一定要有证据。”
钟世藩这样的医学态度，成了对钟南山一生的叮嘱。
讲真话，是钟南山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从而形成了他的意识和品行，形成了他处世和立身的原则。
政治上说假话害人，医学上说假话是要出人命的。所以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每逢需要让别人认可，钟南山就首先摆出事实，即依据。
钟南山讲真话，主要的原因是他父亲钟世藩的形象，遥遥地照耀着他一生的路途。讲真话，才是尊重事实，才是讲科学；讲真话，才不会是非混淆，甚至黑白颠倒……
钟南山实事求是的作风，贯穿在每一个细节。最典型的，是在讲堂上。他讲课的时候，“为了让一个观点有理有据，就特别注意不能随便发挥，更不能人云亦云”。他说，对待别人也是一样。这个人讲了什么，钟南山都要求对方有依据：“你的理由是什么？我想，这种做法，对今天的很多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它是一个思维的出发点，成为我人生的重要指导。”
到了1969年，钟惟德1岁时，正值钟南山随下乡的医疗队到河北宽城。
钟南山的同学、他最要好的朋友，刚到没几天，就把命丢在了宽城。当时，他们是同一个医疗队的。在渡河时，钟南山的同学因为水性好，以为自己能游过去。眼看就要上岸了，这位同学却突然大喊“什么也抓不住了”，被水往前一卷，一眨眼翻了两翻，人就没了。
200米之外是一个瀑布，水大浪急。钟南山他们坐着小船去打捞，小船在水里不停地摆，随时可能翻船。打捞了好几天，那个同学没有任何踪迹。这件事让钟南山格外心痛，他感叹命运无情，生命如此脆弱。
当地农民缺医少药，一旦得了急症、重病，境况都会非常凄惨。钟南山所在的医疗队巡视到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村子时，一位农民肚子疼得很厉害，需要找医生。钟南山当时是以干部身份参加医疗队的，因为没学过临床知识，所以要从县城把医疗队的队长、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王海燕接过来。王海燕也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那是30公里并不熟悉的山路啊！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办呢？钟南山当时没顾得多想，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直奔县城。
山上有条羊肠小道，下面就是悬崖。钟南山后来回忆说，他也真是福大命大的人啊，不然，早死过好几回了。见到王海燕之后，她一看自行车就发愁了，车这么破，那都是山路啊，何况她还挺胖的。钟南山对她说：“你放心。你坐在车后座上，我带你走。”
钟南山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哪儿来的劲头儿，他真是心急如焚，那位病人随时会死的。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他们赶到以后，马上给病人治疗。可惜已经太晚了，到了上午，那个病人还是死了。钟南山为此事自责不已：“为什么我不能给他治病呢？”
几十年后，钟南山见到王海燕，他们还聊起那件往事。王海燕说，那晚真是命悬一线啊，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丧命。钟南山想想也后怕，那条崎岖的山路，他来回骑了60公里，花了6个多小时。
在钟南山到河北宽城下乡时，李少芬也被安排到广东三水农村下乡。
他们每年只有一次牛郎织女般的相会，平时，一年之内杳无音讯，根本不知道到了年末能否相见、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那时，好像根本不会有人给予他们相见的机会。钟南山没有任何安定感，心灵上什么希望都没有。
钟世藩从来不会问钟南山钱是不是够花、收入是多少，却看中他在事业上的进步。同时，老人又一直一声不响地资助钟南山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少芬的娘家也被抄了，两个家庭都被洗劫一空，而她和钟南山还要抚养儿子。
总算是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消息，当时广东省体工队内由省军区派出的军管会领导，重新组织了省篮球代表队。为了幼小的儿子，为了家中三位需要赡养的老人，已经34岁的李少芬，重新穿上运动鞋，又开始了在篮球队的比赛生涯。这样，她得以从乡下提前回到了广州。
说到沉重的历历往事，钟南山的神态中并没有深陷于往事的痛苦与哀伤。对他来说，那似乎只是淡淡的一段经历而已。一如他所说，谈一些和工作没有关系的话题，是享受，是休息。
他除了习以为常的语速匆匆，一边讲，一边用手不时揉一下因为劳累而酸涩的眼睛，捏一下容易对空调过敏的鼻子，下意识地摁一下耳朵，完全是一副轻松的模样。
从1967年到1971年，4年时间，钟南山虽说每年都想尽一切办法回一次家，但是每一次离开家，他都几乎要肝肠寸断。
为什么要离开家？什么时候再团聚？一切都是渺茫。小惟德真是可爱、可怜；家里，李少芬除了抚养孩子，还要顶着政治压力，赡养两家的老人。
1971年，有件事对钟南山的刺激很大。他指的“刺激很大”，是离开北京。
那一年，北京医学院大力“抓革命、促生产”，开始把在工作中表现好的下派教职工招回来搞教学和科研。这对处于动荡不安中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个好消息。钟南山的工作一直很努力，但令他失望的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要求回来从事正常教学和教研工作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这让工作表现优秀的他彻底掉进了冰窟窿。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他的爱人又遭遇了意外。李少芬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了脑震荡，在家养病。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没人照顾。当时，爱惜人才的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体委党委书记侯显堂，前往看望在家中养病的李少芬。他见家中只有老人和孩子，就问李少芬：“你的爱人呢？”李少芬回答说：“在北京。”侯显堂当即就说：“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来呢？你们怎么能总是这样两地分居啊？”卧病在床的李少芬真是喜出望外，感激地连连点头。
部队的调令就是命令。钟南山非常喜爱北京，喜爱已经共事十余年的同事，但留在北京所遭受的失望，又使他不再犹豫。
头一天发来调函，第二天，钟南山就动身了。
他接受不了自己就这样地“败北”，就这样毫无名堂地认输、撤退！这实在不是他的性格！
想当初，多少喜悦、多少梦想！他留在了祖国的心脏——北京，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可如今，不仅理想失落，而且囊中羞涩，落得满身创伤。他有何颜面去见远在千里之外的严父与妻儿？
从婚后一直到1971年回到广州，钟南山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临床工作沾边儿的事，这使他整整荒废了8年时光！这8年对于人的一生，本来应该是出成绩的黄金时间。
北京——让他五味俱全、悲喜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