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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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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下午了,罗霄纵队司令部的门口,来了一个小女孩和老太太。老太太象一般青年妇女一样,留的短发,只是头发倒梳,没有刘海罢了。额上虽然开始现出皱纹,头发也开始花白,但是两只眼睛,还是通亮的,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快六十的女人,也是一双大脚,一双布袜,走起路来,不弓背,也不低头,更不用说拄拐杖了。小女孩不过十岁,倒提着母鸡,走在老太太前面,有时回头去和她谈话。
  这位老婆婆就是陈廉的母亲,大家都叫鄱湖婆婆。别看这位大脚老太太,她的经历可不一般。
  鄱湖婆婆原籍在南昌。父亲是前清贡生,教了二三十年书,也做过八九年小官,积下了一些家私,在家养老。鄱湖婆婆小的时候,跟着父亲读书,读到十几岁。《论语》、《孟子》、《左传》、《诗经》,都来得几下……
  她十六岁那年,父亲没有教书了,她也就没有读书了。就在这一年,她家里把她许给南昌城外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十八岁那年,南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她得到父亲同意,就进这个学校读书。这年冬天,张家来求大庚,要过门。也在这个时期,听到一些消息,说那位张家相公虽是读书人,但品行不好,赌钱打牌,酗酒打架,她就以继续读书为名,向家里表示不愿出嫁。但是张家催了几次,她父亲母亲又动摇了。父亲说:“你已许人了,人家来抬,怎么好说呢?”
  “我还要读书。”
  “出嫁以后,我可以同张家说让你继续读书。”
  “我差一年就毕业,毕业后再说。”
  “你已经十八了,怎好说。”
  “十八岁也不算大。”
  “现在的姑娘,十七八岁的都出嫁了,”
  “我现在是读书的时候……”
  “张家几次来求,怎么能拒绝。好女儿,你从小就读孔夫子、孟夫子,知书明理,也该体谅爹爹。”
  “孔夫子也没叫我不读书!”
  “孔夫子固然没有叫你不读书,但是也没有叫你一定要读书!三从四德的道理,你早就知道的。”老人家有点气了,一边敲桌子一边说,“你读书读到哪里去了?”
  “我读到肚子里去了。”
  “你如果读到肚里去了,就该听圣人的话。”
  “我是听圣人的话。”
  “你如果听圣人的话,就该听爸爸的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愿意,难道是听圣人的话吗?”
  “根据圣人讲的,就不该现在叫我出嫁。”
  “真是岂有此理!你难道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圣人讲的?难道不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圣人讲的?”
  “不错,这是圣人讲的。但圣人还讲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我现在才十八,为什么就叫我嫁呢?”
  父母没办法,只好答应她毕业后再说。在学校的后两年中,她接受进步思想,更不肯嫁给那个姓张的了。刚毕业,她父亲旧事重提,而她却一口回绝,于是,她和父亲发生了更尖锐的冲突。
  “他吃喝赌博,我才不嫁他。”
  “他是有钱人家,那些事,哪个富家子弟也难免的。”
  “我不喜欢他的钱。”
  “你嫁过去后,可以劝他改邪归正。”
  “他不改呢?”
  “那也没有办法,生庚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早两年就接了他家的婚书。”
  “爹爹难道要叫你的女儿到他家去受罪吗!”
  “什么罪?你到张家以后,不愁吃,不愁穿,福也享不完。张家是有钱有势的人,真是三里马来五里轿,比我这个门馆先生好多了。”
  “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你是有功名的人,怎么这样说?”
  爹爹发脾气说:“你倒要教训爹爹了,我费尽心机要你以后有福享,难道也错了?”
  “我在家跟着爹爹妈妈苦惯了,难道不去享张家的福也不行?”
  “不到张家到哪家?”
  “以后再说罢,我这一生也不一定要嫁人。”
  “你说的什么?”爹爹脾气更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是这样!”
  “我要嫁也该嫁个好人家。难道爹爹还要女儿去陪别人赌钱打牌!”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以前说要读完女学,要到二十才嫁,我两条都答应了。我也是这样叫媒人回答张家的。你现在又说张家不好,又说以后不一定要出嫁,这怎么办?咳!……”
  “不要紧,现在世界讲自由了。我在学校看到上海出的女报,就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把爹爹惹得更火了,他生气地说:“那是胡说八道的。从来男婚女嫁,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自由?那是说不出口的话,你怎么弄得这样糊涂了。”
  父亲又再三劝她出嫁。母亲既疼她又回绝不了张家,只眼睁睁地望着她不说话。这样又拖了半年。有一天正在吃午饭,忽然进来四五个陌生大汉和两三个中年妇人,一把拉住她要换衣。花轿到门口了,父亲母亲也来劝,她死命地哭叫,衣服也不换。抢亲的人硬把她抬上轿去,飞快地跑了。从此,她到了张家,一周之后哥哥把她接回娘家。几天之后,张家来接,她不肯去,过了几天,张家又来接,她在家庭的逼迫下勉强回去了。从此张家就再不让她出门。她实在没法就变更主意,在公婆和丈夫面前假装殷诚,并说怀孕了。张家以为她死心了,让她回娘家。她回去后,决心不回来。张家多次催也不去。张家相公自己来接,她就躲起来……
  又过了半年,有一次,张家相公突然来了,死命拖她。房子里有好些人,谁也不敢帮她。刚拖出门,她右手抓住门框,死也不放。他抱住她的腰拖,她也死死不放。这时旁边看的人越来越多,在她家做木匠的陈师傅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喝道:“拖什么!叫她自己去!”
  陈师傅带头一喊,邻居好些人都壮了胆,同声叫道:“放手!放手!”
  张家相公早已拖得精疲力尽,听大家一喝就放了手。
  从此,她还是住到家里。但是,婆家天天来催,并说要到衙门告状。娘家也无情地逼她,她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是跑。死是不愿意的,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她想到木匠陈师傅,半年前曾在她家做过两次活,在她家一起吃饭。木匠家在吉安,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由伯伯抚养,长大学木匠,跟师傅在南昌和樟树镇一带做工。虽然认识不到几个字,但勤快而精明,家里的人都喜欢他。她空闲时,常同木匠说说话。木匠家里来信,就找她读,她连他家许多情况和住址都知道。这样一来二去的,有了些好感。年关快到了,木匠要回家,有一天他突然问她:“你真的不回张家了?”
  她直截了当地说:“自然。”
  他这样问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在她的心里却起了波澜。她内心很矛盾,他是年轻木匠,自己是书香闺秀,虽然天下讲自由了,也不好同他自由起来。
  婆家和娘家天天逼她,更促成她快点跑。她决心去找他,但是要十分秘密,绝不能让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
  在那个世界,一个女子单独出门,是很艰难的。但是她父亲教她读《木兰词》,知道木兰当了十二年兵,同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她也没有什么巧,随时随地注意就是了。自己是大脚,也会官话,跑吉安,不过四五天,看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她借去姑母家为名,在姑母家住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买了双云头鞋,一件竹布长袍,一件马褂,一顶青色帽和零星化装用具回到家里,又偷了父亲编发辫用的旧青锁线。夜晚,趁着家里的人睡了,偷偷点上灯,对镜化装,果然象个小童生。不过在家化装好后逃走有许多困难:第一,白天很难穿男装离家;第二,易引起巡察、更夫的怀疑。可是,不在家改装,等出门后再改装就更困难了。她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在家里先化装,内穿男装,外罩女装,这样白天就可以公开离家了。一天晚饭后,她对母亲说到姑母那里去取两本书。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快天明,她穿上男装,外面套女袍女裤。云头鞋、青锁线则藏在龙须草提包里,外面再盖条手巾。天明以后,家人都起了床,她就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出门不久,她想脱去外面的女装,因没有机会,只好继续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堂,学堂旁边有个厕所。她进了厕所,脱掉女罩衣,把辫子的红头绳扯掉,换了青锁线,然后换上云头鞋,赶快跑出来。从此,就以男子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了。正午,有去吉安的船,就搭船去了。
  在船上,不方便的事,是大小便。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只有等船靠岸的时候偷偷进公共厕所。还有一件事是说话,女人声音尖,她就尽量少说,要说就故意放粗喉咙。
  第七天,走到吉安北面四十里一个镇子,找到了木匠家里,她一见到木匠,就叫他的名字,木匠本来和她很熟,见到她变了装,一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在家庭长辈同意下结成夫妇。为了掩人耳目,小俩口到禾新去做木工、做裁缝。他们靠两只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到了民国十六年,成立农民协会,他们都成了积极分子。一九三○年红军打开吉安,他们又送唯一的儿子参了军。
  快到祠堂门口,里面有人叫道:“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看了看,并不认识,一面进门,一面回答说:“是,同志。”
  “鄱湖婆婆,你又给红军送东西来了?”
  “是呀,司令呢?”
  “在里面,你跟我来。”
  老太太和小孩进去了,快到场院边,看见郭楚松站在场院中间,正在和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谈话。
  郭楚松一见她,忙先打招呼:“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哟,郭司令,你可瘦了。”
  “从家里来的?”
  “是呀。”
  “呵!”郭楚松眼睛一睁,“走了十八里。”
  “不要紧,我还走得。”
  老太太说着把手上的鞋袜放在地上,又叫小女孩把母鸡放下,说:
  “我送些东西给你们。”
  郭楚松慌忙摆手,“不!不!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给自己补养补养身体!”
  “唉,自己人还见外。鞋袜是我自己做的,鸡也是自己喂的嘛!”
  郭楚松问:“见到陈廉了没有?”
  “没呢。”
  “我去把他叫来。”
  “别急,别急,我还有急事哩。”鄱湖婆婆说着,解开衣襟,掏出几张小纸来,递给郭楚松。
  郭楚松打开一看,忙问:“鄱湖婆婆,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材料是有用的吗?如果有用,那就不算白走一趟。”原来是份禾新城的敌人兵力布防的详细材料。
  “用处太大了。”郭楚松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队伍刚回来,很需要禾新城敌人的情况,是怎么弄到的?”
  鄱湖婆婆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你自己去的?”
  “是呀!”
  “那多危险呀!”
  老太太仍然笑着,说:“五天前,县军事部部长到我们乡公所,要乡公所派人进城去探听城内敌人的情况。可是,禾新城的敌人,封锁很严,男子不准来往,除了小女孩和老太太,准进不准出。中午过了,还没挑出人来。我知道以后,就到乡政府,对他们说:‘我去。’”
  “他们都说:‘你去是好,就是城里认识你的人太多。’
  “我说:‘认识的人大都是好人,就是坏人,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快六十岁的老太婆是来搞情报的。’
  “他们就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老行头——剪刀、尺、熨斗、针、线——拿出来,朝城里去。离城两里,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哨所,我故意把行头露出来,哨兵瞄了一下,问也没问一句就放行。到城门口又一道哨,哨兵问我从哪里来,进城干什么,我从从容容回答,他们就让我进城。我一直到十字街,进了一间杂货店。老板娘和我还合得来,但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发愣了,问我来做什么,我说:‘到城里来找点零活做。’
  “她将信将疑。我又给她解释一下,她虽然没有怀疑我什么,但多少有点不满,认为在这兵荒马乱年头,随便出门,是不合时宜的。可是,她愿意我在她那里暂住。
  “这间杂货店,铺面还宽敞,后面有几间较好的民房,我进去不到半点钟,就知道这里住的是十五师八十六团团部。团长和参谋副官住我后面,传令兵勤务兵也有住铺子的,也有住在后面的。我看到他们有的衣服破了,就帮他们缝缝补补。他们不给钱我不讨,给钱我也要。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常常来看,有时等着要,我就倚老卖老,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问他们出来多少年月,有父母的问他们有兄弟没有,有老婆女儿的,问他们有人养没有;寄过钱回去没有。官长来了,他们就不讲,我也不讲,这样搞了两天,就同他们混熟了。我认识几个字,常常从他们拿的信件上看到他们部队的番号、住址,也听到他们讲部队的情况,有时候还专门问他们些什么,他们也告诉我。这样一来,只两三天,就把十五师的各团番号,团长以上当官的姓名,一个连有多少人,多少枪,士兵的情绪,伙食,甚至于某些军官太太的私生活都知道了。我一知道就死死记着,晚上睡觉,也念叨一遍两遍,我虽然认字,但不用纸写,就是抓住我我也可以辩驳和抵赖。回来的前一天,我到禾新西门门口一家小饭店,这是县军事部长在我走之前秘密约定的联系地点。拿了三张写满针头大字的纸,还有一张地图要我带回来。我就拉开鞋面,把纸和地图放在鞋底夹缝里,再加块粗布,再把鞋面绱起来。第二天中午,我就向老板娘告别了。可是,没有军队和反动派政府的条子,是出不了城门的。我从哪里去找呢?我跟一个交上了朋友的传令兵说,要回家看看,请他带我出去。他开始不答应,经我说些好话,就同意了。昨天上午,他托团部的两个采买带我,他俩正要出东门外去买东西。哨兵只准采买出去,要我留下来,两个采买很和气向哨兵请求说:‘老太太要出去走走人家。’
  “‘没有放行条,不能出去。’
  “‘是老太太……’
  “‘那是上面的命令。’
  “‘命令当然是命令,不过一个老太太什么要紧——她懂得什么。同时我们到村里去采买,她同我们一块讲句话也方便点。’
  “哨兵同意了,不过要检查一下,我把剪刀、尺、熨斗给他们看,身上就是一件旧衣,他们搜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这样我就随着采买出了哨所。里多路后,采买停在村子里找东西,他们不管我了。我和他们打个招呼走了。我想到情况紧急,一步也不敢停,直到昨天半下午才回到村里。我没有回家,直到乡政府,我把几天来得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乡长,他叫文书记下来,我又把鞋面割开,取出文件,乡长立即让我送到这里来。”
  “啊!太谢谢你老人家了!”郭楚松激动地说,“不是你老人家亲自去,难得到这样难得的情报啊!”
  “算不了什么,今后如果用得着我,尽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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