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停止后，队伍越来越慢，伤病员、落伍兵、担架，三三两两无次序地夹杂在队伍中。他们走几步停一下，停一下又走几步，仿佛要等侯后面的人。黄晔春见着一个慢慢走而且在啜泣的小鬼，象慈母一样地抚慰说：“小鬼，走快点，再走一两天就到苏区了。”
“脚痛，走不动。”小鬼忍住抽噎边走边说。
“我扶你走吧。”黄晔春抓着他的小臂，加大速度。
一边走，一边督促别的落伍兵。他和宣传员虽然不断督促，但落伍的人依然越来越多。
中午，黄晔春同后卫部队到了一个村庄，他看到伤病兵和落伍人员都拥挤在村庄里，有的找水喝，有的买东西吃，有些担架只有一个小看护兵招呼，没有人抬，心里很着急。后卫营营长、教导员从村庄南头来了，对他敬礼后说；“司令吩咐我，要我们掩护伤病员，作全军的后卫。司令员说今天半夜前卫一定要赶到袁水，占领渡河点。”
“你们队伍呢？”
营长指了一下南面不远的小山说：“上山去占领阵地了。准备打敌人追兵。”
“你们去好好布置一下，我在村里办一点事就来。”
黄晔春好不容易才把村里的轻伤病兵、落伍兵都督促走了，把重伤病兵抬走了；没有人抬的，他命令医生、看护和宣传员轮流背出去再说。
伤病兵刚搬走，位于村北来路的排哨响枪了。黄晔春急速出村，看见许多重伤兵由看护和医生背着或挽着慢慢地走。这时敌人快到山脚，黄晔春见到营长，头一句就说：“伤兵还没有走完……”
朱理容不等黄晔春说完，就立即坚决地说：“已经准备好了，敌人来就给他一个反突击。”
朱理容走到部队面前，向他们说：“同志们，伤兵还没有走完，干!”
“干!”所有的人同声回答，“要死一起死!”
国民党军队冲来了，红军卧倒隐蔽起来，不说话，不打枪。白军疏开后以为红军撤退了，大摇大摆地上山，红军等敌人快到身前，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瞄准—一放!”一阵快放，队伍反冲锋了，国民党虽然兵多枪多，但山地和田野小路只能单行纵队行军，先头部队并不多，红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杀了个回马枪，敌人纷纷向后溃退。红军追了一场，俘虏了七八个敌人，又从敌人死尸和伤兵身上解下十多条长长的子弹袋，回到原来的阵地。国民党军队吃了亏，停止前进，等后续部队。
红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追击，但原来的伤兵不仅没有完全弄走，还增加了新的伤兵。黄晔春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命令国民党的俘虏抬；第二，动员自己的同志抬；第三，再派宣传员到前面沿途请民夫。
这三个办法，头一个是最好的而且是马上就实现了。第二个虽然可以马上实现，但有很大顾虑，因为他们担心敌人追来，没有人打仗。但他们反过来想了一下，觉得这样虽然减少了战斗员，但比伤病员插在队伍里慢慢走好些。第三个办法，只是可能，但时间来不及。他们立即实行第一、二个办法，大部分伤病兵就弄走了。可是，路上又出了新问题：抬伤兵的战士是经过长途行军和恶战的，早已精疲力尽，加上抬伤兵又还要带枪，他们走了不久，就开始落后了。落伍的担架越来越多，队伍越走越慢。
这样下去太危险了，黄晔春忽然记起郭楚松同他讲的一个故事：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在大柏地反击追敌刘士毅。他那个营伤兵有四十多个，除能走和能骑马的以外，还有十八九个要抬，那里的老百姓被敌人欺骗，都走了，只好动员战士抬。战士自己有枪，受伤同志的枪没有人背，同时还缴了敌人百多支枪，这么多枪一概得带走。因此，许多人背两支，抬担架的也背一支。因此走得很慢，走大半天，掉队二十里，后卫营被他们捆住了手脚，不仅不能及时到宿营地，还要随时准备和新来追击的敌人作战。晚上，郭楚松要求上级接收他们多余的枪，回答是各部队枪都多，辎重队也缺运输工具。郭楚松左思右想，没有办法，第二天清早集合出发，他命令部队留下枪机，把多余的不好的枪，全部破坏甩掉。部队这天按时出发，按时到宿营地，后卫营对他们也没有意见了。黄晔春想到这里，觉得只有学郭楚松的办法。于是站在道旁叫道：“同志们，有双枪的把一支枪的枪机下下来，把枪身砸掉!”
“砸了？”
“是，砸了好抬伤兵。”
有人说：“枪还是不砸好，是我们拼命抢来的呀。”
“不要紧，有人就有枪。”
“对!”许多人都同声说，“有人就有枪!”
还有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砸吧!砸吧!”
黄晔春首先把自己背的两支枪放在地上，拣了一支较旧的，取下枪机，装在口袋里，就把枪高高举起，用力向石头上猛砸几下，枪身砸弯了，枪托也断了，向路旁一甩。于是好多人都和他一样，把多余的枪都砸得破破烂烂，乱甩在路旁。这办法真灵，不仅真正减轻了大家的体力负担，而且使大家精神兴奋起来，他们迅速地把伤兵抬走，快步往前赶。
半下午了，大家的气力又消耗得差不多了，掉队的又多起来。黄晔春看到许多担架摆在道旁，抬的人头上一颗颗的大汗珠。有些担架走不了几步，又停下了。他正在没有多大办法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有个人提起小洋铁桶、喘着气、满头是汗，好象是个老头，快步跑来。他后面有八九个老百姓，他一看清是陈廉，老远就喊道：“小陈。”
陈廉往前几步说：“来了八九个老表。”
黄晔春和他谈了几句，叫他休息一下，他不但没有休息，并说要再回头去请抬担架民夫。陈廉走了，黄晔春就和老百姓攀谈，他知道这一带在三四年前红军打长沙的时候建立过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多讲道理，只请他们帮助抬担架，并说要给辛苦钱。老百姓都没有二话。可是，还不能把所有落伍的担架通通抬走。
他走到一副担架面前，对两个担架兵说：“我来帮你们一肩。”
两个担架兵，早已起来了，好象有些抱愧地说：“黄政委，我们抬得动。”
话还没有说完，两人已把担架上肩。黄晔春看到一个轻伤员走得很慢，便走到他面前，亲切地说；“好，我扶你走。”
伤兵不肯，但黄晔春钻到前面，把他的左手向自己肩上一搭，右手提着他的裤带走。
伤病兵行列的运动又快起来了，好象停止了的机器得到新的燃料一样。许多轻伤兵，都起来赶快走，勉强走得动的也愿意自己走。黄晔春扶着伤兵，不久就到了附近游击区红军小医院。他向医院负责人交待了几句，就回政治部去了。
这是个无名的狭长山沟，四面都是山峰，竹木参差，路径狭小。山农利用山沟中很小的平地和倾斜的山坡种植稻子、番薯和其它农作物。低小的茅屋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山沟里面。
这里是没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廿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也找不到它的地名。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设立小规模的修械所和病院，罗霄纵队和湘鄂赣边区一个独立团在半月前一次战斗后，留下不少伤病员——其中还收容了敌方的伤病员。这天上午，国民党军队到了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医院里的负责人虽然很快地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警觉，但认为这里从来没有到过敌人，更重要的是罗霄纵队医务主任顾安华送伤员到这里，正利用机会给大家看病。因此，医院除加强侦察警戒之外，没有进行足够的应付敌人的准备工作。
太阳西斜了，医院中还没有结束诊断，忽然东南方向枪声砰砰地响。这对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伤病员，真似晴天霹雳。
“啊!打枪了!”
“枪声好象不远呢？”
所有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觉得如果是靖卫团、守望队，保安队也许可以抵住，如果是大敌人，就不好对付了。从当前枪声的密度判断，一定是大的敌人。
枪声愈响愈密。从他们的作战经验中判断，敌人已越来越近。
整个的医院都动荡起来，勉强可以走动的伤病员，都带着轻便的用品走了；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急忙收拾重要的医药器具，有的扶着伤病员，有的背着伤病员，有的几个人抬着伤病员，向树林中逃走。然而由于人员太少，他们虽然来回转运，也不能把伤病员通通弄走。
敌人快到医院了，没有运走的伤病员，依然躺在病床上，互相对着流泪，有时口里低声地念着：“死!死!死!”
枪声在医院附近响起来了，医院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动作，只有充满着愤怒的叹息声：“死……死……死……”
重伤员张洪海所在连的连长在战斗开始不久就牺牲了，他奉令兼代连长，到最后夺取敌人阵地的时候，左腿负伤了。到医院后，伤口发肿，痛得日夜不能睡觉。这天他听到响枪后，和其他伤兵一样，不断地叹息。等到枪声在医院门外响的时候，他忽然眼睛一睁，牙齿一咬，十分愤激地叫了一声：“他妈的!就算是十多天前打死的吧!我们总是胜利地死!”
“是!”旁边躺着的战友都说，“就算是仙梅打死的，我们总是胜利了。”
眼看就要落在老虎口上，只有一死!与其恐惧地等死不如慷慨地拚死!这样一想，他们的神经不象开始听到枪声那样紧张了。张洪海是吉安人，读过五六年书，他有个教师常以吉安历史上出了文天祥而自豪，他把他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两首诗写成一寸多大的字贴在墙上，他常常自然而然地读，叫学生也跟着他读。张洪海在这绝望的时刻，自然就想起文天祥，想起最感动他的诗句：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伤兵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方面的，那是在不久以前，褚耀汉、孟当仁从仙梅溃败的时候，把他们抛在战场上，被红军救护起来的。他们认为自已是国民党兵士，不管是谁来，大概不会伤害他们。但他们也很着急，因为救护他们的红军的伤兵处境危险。他们觉得以前的红军，虽然是仇敌，但在他们受伤之后，红军不仅不把他们当仇敌看，而且抬到医院，和红军伤兵一样对待，使他们非常感动。到红军之后，知道红军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不忍心看着朋友死。于是诚恳地对红军伤兵说：“红军弟兄，他们快到了，你们少说话，由我们来说，说是十八师和六十二师的——反正你们有些人的衣服帽子和我们一样。”
张洪海那血红的眼睛，立即润湿起来，声音沙哑着说：“好，新同志，托你们的福，我们都是穷苦人，本是一家，本是弟兄，只有蒋介石、何应钦和何键他们才是我们的仇人。”
进攻医院的敌人正是孙威震的部队。孙威震仇恨所有的红军对罗霄纵队更为痛恨。他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在梅花山上被罗霄纵队打得从山上滚下去的惨状，也佩服罗霄纵队的英勇善战。他虽然时时刻刻都想报仇雪耻，但也时时刻刻谨慎持重。罗霄纵队在仙梅和褚耀汉将军大战的时候，他虽然碰上了报仇雪耻的机会，却缺乏报仇雪耻的勇气，罗霄纵队离开仙梅以后的一个月中，他奉曾士虎的指示，或追击、或堵截，部队几乎没有休整。现在又接近红军，他当然想有所作为。但看到红军有戒备，就命令大军宿营。忽然，前卫司令陈再修向他报告，说红军离开之后，留下一些伤病兵在什么什么地方，还有游击队保护他们。他用怀疑的眼色问：“确实吗？”
“确实。”前卫司令肯定地说，“这是本地隐藏的反共分子报告的……”
“他能担保吗？”
“能。”前卫司令又肯定地说，“他愿意给我们带路。”
孙威震的眼睛突然睁大，右脚用力向地下一蹬，右手向空中一挥，头一昂，大有“欲勇者贾余余勇”之概，同时大声地叫道：“前进!消灭他们！”
陈再修向他报告的时候，本来是带着请缨的口气的，他虽然命令前进，却没有指定方向，他和孙威震一样，没有忘记从梅花山上滚下的仇恨，他也猜透了孙威震的心理，就以肯定的语气向他说“我们马上向敌人进攻。”
“好!快点!”
前卫司令立即回到他的部队面前，宣布了对游击队和红军医院进攻的简单命令，就前进了。离医院七里，就遇到游击队的抵抗，他一鼓气把游击队打退，冲向医院，边走边拔出白晃晃的战刀，忽然，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衣上缀着红十字的人出来。这个人身材较高，脸额稍宽，梳着分头，一副金丝眼镜在额下闪光。他拿把镊子，大大方方，跟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小护士，端着弯盘子，里面摆着镊子纱布。他大声向着端起刺刀的人说：“弟兄们，请不要惊动伤病兵。”
陈再修怔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在这山沟里，出现穿红十字白大褂、戴金丝眼镜，讲话大方、还象有点身份的人。他迟疑了一下，才挥着战刀走到面前问：“你!你是什么人？”
穿白大褂的把镊子向身上的红十字一指，大大方方地说：“我，是这个。”
“你是土匪的医生吗？”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为什么给土匪服务？”
“这个……”他带着讥笑的脸色说，“老兄，你误会了，当医生的就是为人治病，救死扶伤呵!”
陈再修把军刀向空中一挥，咬牙切齿地说：“我是问你为什么给土匪治病？”
他又微笑，似乎不值得回答，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当医生的，对病人一视同仁，”忽然严肃地大声说，“我这医院不仅有红军的伤兵，也有国民党军队的伤兵。”
陈再修怒目直视，问他的名字，他直率地说：“顾安华。”
陈再修又盘问顾安华几句，顾安华依旧不冷不热。他立即叫兵士把顾安华看管起来，就进入病房，战刀指着伤兵吼；“土匪，你们也有今天！”
病床上的人没有动作，也没有回声，只有许多等着死的眼睛，盯着那些对伤病兵“很勇敢”的军官。
“你们队伍到哪里去了？土匪!”
忽然一个伤兵眼睛一睁，把盖在身上的毯子一掀，露出全身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他坐起来，怒目看着陈再修，理直气壮地说：“你骂谁？你问我们的队伍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们的队伍一个月前打垮了，把我们伤兵也甩了!”
陈再修在他身上打量一下，声音缓和了些：“你们是哪个师的？”
“我们是十八师和六十二师的。”
“真的吗？”
“怎么不是!”伤病兵同时回答。
张洪海和有些伤病兵都盖着国民党军毯。他们没有开腔，有时还轻微地呻吟，国民党军官没有理他们，只向着答话的伤兵发问：“你们怎么弄到这里来了？”
坐起来的伤兵，生气地说：“我们在仙梅带了花，他们把我们甩了，老百姓把我们抬到这里来的。”
“那么，土匪的伤兵哪里去了？”
“哦!他们的伤兵，有些跟他们的队伍走了，有些今天上年走了，留下我们。”
陈再修突然睫毛直竖，眼睛凹入眼眶内，徐徐摇头，用极不信任的态度说：“难道他们都走了吗？”
伤兵都同声回答：“都走了。”
他又徐徐摇头，就挨次走到每个伤兵面前，问他们的番号、编制、官长姓名和生活习惯，红军伤兵因为事先和敌方伤兵打了商量，一般都答对了。但他们的口音，大都是罗霄山地区和赣江一带的，有时不知不觉地说出“老袁”二字，陈再修用战刀指着他们，质问说：“你们讲的口音，是那边的。”
坐起来的那个伤兵抢着说：“不是!不是!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其他敌方伤兵也左一句右一句为他们辩护。但陈再修还是不相信，于是向着他们和悦地说：“弟兄们，我问你们，你们的伤口是谁打的？是土匪打的；你们的敌人是谁？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你们怎么这样帮他们来打掩护!”
很多伤兵都没有次序地说：“官长，官长，不要误会了。”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
陈再修原形毕露，咬牙切齿，向着被俘虏的国民党兵狠狠地说：“我不是问你们，是问那些讲赣西和客家话的。我再问你们，你们认识他们吗？”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既然是一个部队，怎么不认识？”
“一个部队有几千人，怎么能个个认识？”
陈再修下令检查，顷刻之间，说客家话和赣西话的人，所有的东西——军毯、干粮袋、包袱、荷包——通通搜遍了，他从伤兵身上拉下布军毯，向地下一掷，随即冷笑着说：“你们还想打土豪吃猪肉吗？”
他们都没有作声，他们身上的零用钱、手套和其他可以拿走的东西，通通被抢走了；还有许多不便带的东西，有的打碎了，不能打碎的也甩到地下了，整洁的医院，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张洪海在响枪的时候，把钢笔和日记本塞在稻草枕头里面，国民党军队经过很仔细检查，找出来了，陈再修把他的日记本看了一下，向着他冷笑说：“张洪海，你还在装疯卖傻吗？你还是一个共匪的政治指导员呵!”
张洪海依然不作声，而且闭起眼睛。
国民党军官愤怒地大叫道：“张洪海，你不会说话吗？”
张洪海突然眼睛一睁，愤怒地回答说：“你知道我是张洪海，还有什么可说!”
“有什么可说!你把你们队伍的情形一件一件告诉我。”
“我是伤兵，住医院好久了，不知道队伍的事。”
“不知道!”军官冷笑着，“张洪海，老实告诉你吧，你把你们队伍的情形说出来，把医院的共产党员说出来，我可以从轻发落——枪毙！不然就砍头!”
张洪海不作声，他在敌人没有发现他的日记本之前，还存着一线生的希望，但这时候，死的决心已安定了他的心，他的眼睛自由自在，好似是说：“随你吧!”
陈再修又说：“张洪海，枪毙和砍头，是有很大区别的。枪毙你，是对你的优待。”
张洪海依然不作声。
陈再修这时灵机一动，想用别的办法引诱他，声音小了一些，而且比较温和地向他说：“张洪海，你是什么地方人？”
“中国人。”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听你的声音，是江西人，我是问你哪一县的？”
“江西庐陵人。”张洪海回答之后，又反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你问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你问我是哪一省哪一县的？”
“不!我和你相反，是问你是哪一国的。”
“啐!你瞎了眼!你难道把我认成外国人吗？”
“我没有瞎眼，因为我看你们的行为一点也不象中国人。”
“你竟敢和我开起玩笑来了!”
张洪海大声说；“不是开玩笑，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的枪怎么不对着日本强盗，却来打救国救民的红军，而且对着红军的后方医院、对着伤病兵!”
陈再修哑口无言，又气又恨地“呀!呀!呀!”了几声之后，说：“你们土匪才不是中国人。”
张洪海小声了一点，从容地说：“你本来也是中国人，但你的人格已经卖给帝国主义了。你虽然生在中国，但忘了自己的龙脉。日本占了东三省和热河，你们不去打日本，却来杀自己的同胞，这是丧尽天理良心的事。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们虽然穿着中国的衣服，但合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沐猴而冠呵!”
国民党军官愤怒地跳起来，大叫道：“呀!呀!呀!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杀!”
陈再修立即命令他的士兵，把张洪海和红军伤兵七、八人，又把几个积极掩护红军伤兵的国民党伤兵，一概拉出来，按坐在五六尺高的倒了一截的土垒墙下，叫士兵在离他们十多步处，排成一列。这时小广场有不少国民党官兵，形色沮丧，有些人掉过头去。顾安华被带到人群中，他看到那个场面，心如雷击，七窍生烟，眼睛一瞪，几个大步跑到伤兵前面，面向准备开枪的人，大吼一声：“刀下留情!”他把镊子举在右额前，向后一看，“他们是伤兵，有红军伤兵，也有国民党伤兵。”
所有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被他震住了。陈再修向着顾安华，大声斥责说：“你胆大妄为!你不怕死吗？”
立即有两个兵去拉顾安华，顾安华好象钉在地上说：“让我再说两句，我现在是医院主治医生，两年前是国民党第九师的少校军医，少校军医!我中学毕业后，有南丁格尔之志，考入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回老家鄱阳湖，投北伐军来了，我当了军医，我的志向就是救死扶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对待伤病兵!”
陈再修旁边有个中校军官，问他：“你真是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的？”
“是。九师的军医处长，就是我的前班同学。现在我的同学在各军各界的很多，你们查查我们的同学录。”
“你既然是九师的军医，为什么不回去？”
“我刚才说过，我是医生，回去是治病，在这里同样是治病。”
“看你穿的鞋袜和叫化子差不多——还说什么当过少校军医!”
“是。我从前确是中央军的少校军医，现在，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苦一点也不要紧，当着北代军打到南昌，我投笔从戎，不是都喊不要钱不怕死吗？”
顾安华站在伤兵前面，故意同他们拖时间，希望情况变化，保住伤病员。在他讲话的时候，陈再修句句听在心里。他也曾参加过北伐，也曾喊过那些口号，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之后，早已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改变了原来的理想。他听到顾安华的话，既腻味又好象翻他的疮疤一样，恶声恶气地叫道“还讲什么，你跟着共产党跑，一概干掉。”他叫特务连长执行。
陈再修身旁的中校向他耳语：他说顾安华在蒋介石军队和医界有不少同学，建议把他押回去。陈再修想到自己少将军衔的前程，立即点头，中校叫特务连连长把顾安华押走。
几个大汉把顾安华一左一右夹着推走，他大叫道：“不行!不行!”他又对陈再修说：“我是红军的医务主任，我的岗位在这里。要杀先杀我！”
陈再修挥挥手，他被推走了。这时国民党军队都作预备用枪姿势。张洪海鼓起眼睛大叫道：
“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共产党万岁!”
“打倒!打倒!”“万岁!万岁。”的声音咆哮起来，枪声也接二连三地响个不停，淹没了悲壮的口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