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天像个大漏斗，大风大雨。邓一群感觉自己都快顶不住了。他感觉从没受过这样的苦，每天一清早就出去，和群众一起扛沙包，运石料，十分辛苦，晚上天黑了才能回来，躺在床上，感觉身上的骨头都快散了架。
没有人知道他这份辛苦，特别是机械厅的人。肖如玉也不会想到他会这样的辛苦。在抢险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真的融进群众中去了。这是一场战斗，容不得你多想什么。在一群劳动者当中，你能体现的价值就在于劳动。
连续多少天，邓一群感觉自己消瘦了不少。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完全就是一个乡干部。身上到处都是泥巴，再这样下去，连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都快没有了。偶尔，雨也会停下来，有时还能放那么一小会晴，但境外的客水却不断地内压。险情越来越重。全县都发动起来了，县委、政府有半数的干部集中到了沟墩乡。县里的驻地部队也来了。沟墩乡更是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上堤了，连一些企业和学校都上去了。市里也向这边提供车辆、草包、木材、水泥、石子、钢筋等等一切必要的物资。
邓一群给厅领导分别打了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他们一一鼓励他。在和龚长庚厅长通话时，没有听出他有什么不快的情绪，也许自己只是虚惊一场，调进来一个副厅干部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心情稍稍安稳了些。他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孔副厅长。孔子悦，这个名字很好听，很温柔的一个名字，从这个名字里，邓一群甚至感觉他应该是个书生。在电话的那头，孔副厅长发出了很动听的笑声，说他已经知道了，他在下面很辛苦，向他表示慰问。
话不多，但邓一群听得心里暖暖的。
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
那天早上天还有点黑，住在隔壁的苗得康就来敲邓一群的门，说：“小邓，快起来，到堤上去。刚才老焦说堤上已经有好几处顶不住了。”邓一群赶紧穿衣。一开门，又是风又是雨。苗得康说：“快走。”骑上车就走。出了乡政府大门，再转过水利站，上了马路，那边就是大运河堤。在黑乎乎的天色里，远看一片苍茫。这时候不过四点多钟，邓一群想。大运河像一条肥胖的白蛇，就在眼前。风吹起了他们的雨披，衣服从里到外，完全湿透了。
苗得康骑得比邓一群还快，邓一群感觉都有点不行了。雨点顺着风打在脸上，就像豆子砸的一样，砸得生疼。视线也完全被雨水模糊了。到处是风声、雨声、树叶声和运河里的水拍打堤岸时发出的声音。不久他们还听到了人的喊叫声。他们知道，那些声音是由大堤上抢险的群众发出的。
大堤已经裂了，在十米宽的路面上，已经有数十条深深的裂痕。到处是黑鸦鸦的人群，一群赤膊的庄稼汉在水里打桩。到处是喊叫声。场面乱糟糟的。马灯晃动。拖拉机的灯光笔直地射向河面。光带里闪着无数条雨线。他们看见了乡党委书记老焦，跑来跑去，正在喊着什么，他的嗓子已经哑掉了。裂缝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大堤有随时决口的危险。邓一群不知怎么才好。苗得康用力拨开人群，一下子就跳到了水里，大声喊：“下石块！下石块！”邓一群吓得也就赶紧跟着跳到水里，喊着“下石块下石块”
那些强壮的农民们奋力地打着木桩。老焦看见了他们，赶紧指挥下石块。一块块石块运过来，一块块地垒。既然是一个抢险队员，那些人也就把邓一群当成了劳力。邓一群面对那石块还真有点吃力，但他咬着牙坚持。锋利的石块棱角把他的手臂和腿肚子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但他那时候也顾不得了。
寒冷、饥饿一起袭击着邓一群。浑浊的泥水。在抢险的队伍里，没有了城里人和农村人，没有了干部和农民。所有的架子都得放下来。那样子是狼狈的，一点风度也没有了。这时候要的就是表现。邓一群咬着牙关。
天亮了，决口暂时稳住了。
苗得康上来了，邓一群也跟着上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也来了，看到苗得康和邓一群，说：“你们辛苦了。”苗得康问老焦：“别处的情况怎么样？”老焦一脸的苦相，说：“还有三四处情况比较严重。想不到会这样。现在都还在抢。”苗得康说：“走，到那几个地方看一看。”县里电视台的一辆白色小车子开过来，下来三位年轻的记者，拦住苗得康，说要采访，老苗严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等大堤保住再说。”噎得那几个不知如何是好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而且好像还越下越大。邓一群在心里骂着娘，骂天气。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也是天赐良机，让他有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事实上只要他经过了这样的事，对他就是锻炼了。而这样的机会对他就是很好的资本，是机关里其他人所不具有的。
那天邓一群和苗得康一样，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才在书记老焦的坚持下，回到乡里，在食堂里吃了一口冷饭。吃完饭，衣服也没换，就又骑上车，赶到大堤上去。这时候的大堤上更是人山人海。
乡卫生院的人也来了，他们带着药箱，为那些受了伤的人包扎。院长带队。苗得康对他们是满意的。邓一群在人群中就看到了叶媛媛，一眼就看出来了。
邓一群后来为了那件事有点羞愧。
他想起自己也受伤了，就同意让叶媛媛为他包扎。晚上回到宿舍以后，他给苗得康打了一盆热水，让他泡一泡。苗得康挽起裤管，邓一群看到他那腿上到处是刮伤。“怎么伤成这样？您怎么不让卫生院敷点药？那会感染的。”老苗抽着烟，无动于衷地说：“哪有那么娇贵啊？”
在整个过程中，苗得康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叶媛媛的身上也湿透了。
在风雨里，她的脸是白的，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颊上。眼睛也睁不开了。衣服贴在身上。她的身体曲线很动人。他看见她上衣里面的胸罩带子。她的胸罩是蓝色的。带子很细。在蓝色的衬托下，她的肉色更艳。
她在包扎的时候有点哆嗦。
邓一群感觉到了。
他觉得她的哆嗦不是由于冷，不是由于害怕。大堤有危险，女孩子紧张是肯定的。她的确也很害怕。但他断定她在为他包扎的时候却不是由于害怕。她的手指很细长，白皙得很。
就在她帮他扎好后，他们抬眼互相看的刹那，邓一群意识到：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故事的。
［85］
邓一群那个晚上就睡在大堤上，尽管他累得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但他还是想到一双美丽的眼睛，那个眼睛的眼神特别清纯，和肖如玉的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属于一个年轻的女性。
那个女性就是叶媛媛。
但邓一群自那次取药以后，到这次在大堤上看到她，他就再也没有到卫生院去过。他想不出任何借口。像他这样的年轻干部，要是在乡里做出什么事情，影响会很大的。他不想这样。一切都必须非常小心，小心，小心，再小心。现在，厅里的情况有了变化，这位新来的副厅长，目前还不知他的脾性，凡事自己就要更加小心了。他想。
可是，他又能和叶媛媛怎么样呢？
什么也不会发生的，只是他对她有好感罢了。只要一个男人是正常的，那么他必然对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怀有好感，内心有一种倾慕。除此，他不会再有什么。他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他想。
雨停了，他和苗组长睡在一间简易的雨篷里。到处是水声，人声，还有蛙鸣和各种小虫子的叫声。这样露宿野营，在他是第一次。他能看到帐篷外天上偶尔露出来几颗星星。那星星看上去很亮。很快就有乌云来把它遮住。云过，又出来。
这样的人生经历，是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他开始想象城市。
城市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林立的高楼，明亮的灯光，繁华的街景，川流不息的车辆…商场里明亮的橱窗，漂亮的模特，年轻而香味四散的小姐，灯红酒绿的酒吧，古朴现代的茶社，情人节鲜红的玫瑰，情人之吻，口红和内衣…
这样的辛苦，城里人是没法理解的，机关里的人也是没法理解的。邓一群想。在这里他不能叫苦，因为所有的人都一样。苗得康无论职务还是年龄，都比他大，他却一声也不吭，有的却是埋头紧张地抢救大堤。乡里、县里的那些干部，一个个也都豁出去了。真是少有的感人场面。很多群众也感动了，说想不到这些共产党干部平时看不出，关键时还是很能干的。
事关重大，不得马虎。邓一群想。
邓一群和苗得康在睡梦里被惊醒了。
有一处大堤突然决口了。
汹涌的河水直往里面灌。想方设法地堵。铁架子和车斗都栽进去了，也都不顶事。乡里要求水泥船厂把水泥驳船调过来，装满黄沙，然后沉下去。一条、两条、三条…决口越来越小。然而下面却又出现漏洞，必须人潜下去，用沙包堵。
有两三个人跳了下去，经过了一段时间后，露出头来，说，没有找到那个洞口。大堤的这一边，浑浊的泥水正越涌越急，越来越大。站在岸上的老焦急了，也要下去，别人劝住了。邓一群说：“我下。”他心里也有点急了。时间不能白白再拖下去，一旦不及时堵上漏洞，后果不堪设想。老焦说：“你不能下。”他想自己毕竟在农村做了很多年，过去是有经验的，与邓一群不同。邓一群不想再这样空耗，坚持要下，但他心里的确没有底，自己到底能不能把洞口找到，于是说：“要不我们一起下？”两个人下去，心里感觉要踏实些。
他们迅速脱掉了衣服，露出了一身白肉。乡食堂的炊事员送来了白酒，说：“你们喝口酒再下去。”老焦喝了一大口，递给了邓一群，邓一群也喝了一大口，但却被呛得很难受。
水是刺骨地寒冷。
邓一群潜下去，在一片黑暗的浊水里摸索。
没有结果。
他的嘴唇在发抖，脸色都青了。水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怎么办？时间不等人。这时岸上又下来一个小伙子，看他那年纪不过三十岁。看上去他精神得很，脱掉衣服时露出一身的腱子肉。邓一群记得他下水时还笑了一下，笑的时候露出嘴里一口白牙。
他下去了有二十分钟，把头露了出头，喘着气，说，知道了那个漏洞的大概位置。漏洞正越来越大，在水面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有两个特大的铁锅那样大，转速很快，中心漩得已经有两尺多深的涡涡。众人递了第一包沙袋给他，嘱咐他小心。他挟起沙袋就又潜了下去。上来，更大口地喘着气，说：“下面洞很大，一时堵不住，刚放下一个，还没出手就被冲走了。”他们就给他一个更大的。他潜下去，再上来；潜下去，再上来。到第六个沙袋的时候，众人等了好长时间，他却再也没有上来…
岸上的人运送沙包，邓一群和老焦他们就把沙包往脚下垒。一包又一包，浑身都麻木了。苗得康也站在了水里，和大家一起填沙包。
越来越多的人投进来。
奋战了一夜，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大堤终于被堵住了。
邓一群在水里已经站不住了，最后是被两个小伙子抬上来的。抬上来，就赶紧送到了宿舍。
［86］
全国的水患都消除了。
沟墩乡也一样，运河的水开始消退。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扶贫工作组的人受到了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肯定，省委扶贫领导小组还特地开了表彰大会，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扶贫工作组的每一个同志。邓一群很高兴。虽然事实上与普通老百姓比，他们没有付出太多的东西，但他的确在这过程里尽力了。
他对自己得到这样的荣誉，感到无愧。
进而邓一群又不无想到：年终结束回去，他有东西好写了。在他的干部履历表上，他又多了光彩的一页。这一页的确非常重要，在和平年代里，你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将来组织部门考察他的时候，他的材料就会因此而厚重。他相信回去以后，一定可以得到晋升的。
为了奖励他们的辛苦，省里特地安排他们回去休养两个星期。
邓一群却没有休，他想到新来的孔副厅长，不敢有所懈怠，回城后的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班上。肖如玉对此非常地不满，觉得他“积极”得有点过分。她哪里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积极，而是他自己强烈的需要，不得不如此。
孔副厅长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脸上看不出一丝书生的表情。他长了一张黑脸，就像戏里的包公。让人感觉不同的是他的眼睛太小，眼角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与别的官员相比，他太瘦了，瘦得都有点不太像一个厅级领导。他把头发梳成大背式，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那面相，还比较和善。看到邓一群，他显得非常亲切，亲自为他让座，倒水，弄得邓一群倒非常过意不去。
邓一群感觉那天他们聊得很好。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聊了有半个多小时，邓一群才告辞出来。心中轻松不少。他们现在还彼此不了解，时间长了会慢慢好起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他想。
那天在机关里，他感觉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友善得很，不像他过去感觉的那种虚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他说不好。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这次下去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吧？原来是有人对他下去扶贫心怀妒忌的，他们当然也想得到这样一个镀金的机会，但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他们也看到，由于邓一群下乡，照顾不到家庭，夫妻生活肯定也冷淡了。邓一群说，在乡下条件极其简陋，乡政府大院里只有三个水龙头，早晨起来刷牙要跑到五十米远的食堂门口，吃的米都是细碎的，稀饭里还常常加上红薯干。宿舍里没有空调，热得要死，有一台吊扇还是坏的，在头顶上呼啦呼啦响，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掉到脑袋上。而且，这次抗洪，那种辛苦没法言说。
他们到底还是不懂，他想，这次扶贫，只有一年的时间，到了时间就走人。而在自己面前的却从此是一条通天大路，有什么不值呢？
在厅里，他听说下面一个机械厂的厂长已经抓起来了。那个厂长问题很多，很严重，进去了，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这都是不小心的结果啊，他想。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邓一群感到很轻松。不管如何，在孔副厅长面前，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自觉孔对他的印象不错。
邓一群就又回到了乡下。
［87］
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龚长庚被抓起来了。据说他当时正在省里开人大会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就把他叫了出去，众目睽睽之下，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事情的由头很简单，他是被下面那个机械厂厂长扯进去的，那个厂长交代曾给龚长庚送过一套红木家具、两只劳力士手表，价值五万多元。那套红木家具，邓一群在他家里是见过的，的确非常漂亮。他家还有数不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那些电器都是进口的。与别人送他的东西相比，他邓一群送的东西就实在不足为奇了。对一个正厅级干部来说，这五万倒还真是个小数目，但检查人员却抓住这根线不放，紧紧追查，发现龚长庚还有其他大量严重问题。
邓一群听说这个消息，两眼一黑，打心凉起，一直凉到脚跟。
这个消息是肖如玉打电话来告诉他的，当时他正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开会，接完电话，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最主要的政治靠山倒了，今后他还能靠谁呢？建立一个靠山并不容易。龚长庚怎么就这样倒霉呢？周润南也有问题，可人家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而他却栽了。既然进去了，要想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检察机关一定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才会传唤他。这与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随便抓一个民女不同。
龚长庚一出事，肯定也会牵涉到其他不少人。这些年的为官生涯，少不了有人向他行贿。邓一群倒是没有给他送过什么重礼，除了那次一万块钱的红包，就是曾经给他签报过四万多块的发票。发票的问题不大，已经在财务上走掉了。最让他害怕的，是他那次来沟墩乡，邓一群曾给他安排过那种女人，如果他交代出来，那么邓一群还有什么脸面在机关里呢？政治前途一定也随之断送了。
邓一群越想越担心，真的是寝食难安。
这期间，张梅被招工招走了，在苏南的一家服装厂。这家服装厂在全县共有一百个名额，而在沟墩乡，这一次只有十个名额。十个名额很快就被占了。邓一群开始就把张梅的名单报了上去，但等到各个村里把名单报上来时，却没有了她。邓一群心里非常地不快。他知道，这十个名额，一定都是各个村长家的什么亲戚。不仅张梅没去，还有十多个家庭的确很困难，需要照顾的女孩子也都没有能去。但由于是村里报上来的，他只好什么也不能说。
招工人员临走那天，乡里摆了一桌饭，请他们吃饭。邓一群本来不想去，但老焦非让他去。酒都喝得差不多了，负责招工的那位姓徐的厂长看邓一群酒量不大，就对他说：“邓处长有机会我们一定再好好喝。”邓一群看了他一眼，知道他的酒兴还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挑衅的意思，于是就说：“我愿意和你喝。感谢你对我们乡的支持。但我们再喝要有说法。”他想到了自己借这个机会，也许就可以帮一帮张梅。那个姓徐的厂长马上问：“什么说法？”邓一群说：“你在我们乡招的人也太少了。如果你愿意下次再来招，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徐厂长笑说：“邓处长要是赏脸，我现在就和你喝。你多喝一杯，我多招一个。”
邓一群说：“好。”
老焦看出邓一群事实上已经不能喝了，赶紧说：“算了算了，我来代表。”徐厂长说：“不行，你怎么能代表邓处长？”
邓一群说：“徐厂长你说话要算话。”
徐厂长说：“这么多领导在这，我怎么能说了不算？”
邓一群心里记着那十个名额，一边在心里骂老焦他们乡里混蛋，一边就真的喝了起来。而且，他是站起来喝。每次喝完，把杯底亮给姓徐的厂长看。
一杯，两杯，三杯…十一杯。邓一群站不住了。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赶紧劝他停止。他看着那个厂长，说：“他妈的，我还能喝，你还、还能招、招多、多少？”厂长赶紧过来，拉住他的手，说：“邓处长，别喝了，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这次带三十个走，好不好？”邓一群说：“去、去你的。我、我、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这些女孩子可、可怜啊。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徐厂长说：“请你邓处长放心。”
邓一群想去厕所，却感到两腿发飘。他努力往门外走，老焦过来扶他，他一张口，一股东西就直喷老焦而去…
邓一群醉得不轻。
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稍后的那几天里，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没有说，以为只是倦了，或者是心情关系。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七点半，在食堂里吃了早饭，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
“你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白？”老苗问。
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他勉强笑一笑，说：“我也不知道。”苗得康说：“你感觉哪里不舒服？”邓一群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是浑身冒汗。”苗得康说：“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邓一群心想：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嘴里说：“不要紧，我跟你下去呢。”老苗严肃地说：“不行。我陪你到医院去。”
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厚道。
到了卫生院，挂号什么的都免了，直接进了内科。院长出来了，检查。检查完毕后，院长脸色严峻，对苗得康说：“恐怕要送到县院去。”
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
乡里派了车，去县医院。
邓一群有点迷迷瞪瞪的，只好听他们安排。他想：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他真的有点怕起来。再想想，死掉也好，省得出了问题，还落个笑柄给人家。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前一阵子，也许自己顺过头了，而现在磨难来了。
这也许才是开始，他想。
现在，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到了县院，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出来检查。
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
邓一群听了，眼睛一黑。
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
乡里安排好了一切，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并安慰他说，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院方的专家说：这病很一般，放在二十年前，这种病很可怕，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让他不必多虑。
老苗让他安心治病，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治好病，就是最大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邓一群摇摇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情绪特别地低沉，唯一能让他安慰的，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老苗听了，也很感慨，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
邓一群情绪低沉，他想回城，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问问情况呢？不！心里很快做了否定。那真是疯了。千万不能这样干。
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感到呼吸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嗞嗞声响，头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么多年的努力干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出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地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得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地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邓一群的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苗组长已经把他生病的事告诉了机械厅，但机械厅却迟迟没有来人看望。
我完了。他想。机关里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和龚长庚的某些特殊情况，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眼下他们要做的，正是如何把我搞掉。他妈的，完了，真的完了。他多么悲哀啊！他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
一个星期后，省机械厅派来了代表，人事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科技处的老言也来了，看望邓一群。他们都知道，邓一群是在抗洪斗争中累坏的。
邓一群看见老言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戴上了一副假发套，非常可笑。因为那发套上的头发很黑，非常浓密。这形象与他过去的形象相去太远，由不得你不笑。
人事处处长当然知道病中的邓一群最关心什么，他说，厅里一切正常，龚厅长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来了人，看来情况比较严重。厅里的正常工作，由孔副厅长主持。他让他安心养病。之后，他又介绍了一些闲事，比如田小悦现在在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办公室的秘书小胡由于过去学的医学，所以已经决定去澳大利亚，谈琴提成了主任科员，退休了的徐明丽，除了练功，还上股市炒股，赚了不少钱，而她家楼上的一户炒股赔了二十万，跳楼自杀没死成，摔成了残废，等等。他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他，那就是老言已经退到了二线，科技处工作将由老潘暂时负责。
在县里的那些老同学，知道邓一群生病了也都来看他。陈小青的精神看上去要比过去好了些，她问他的夫人来没来，邓一群回说，自己没有让她来。自然受了大家一回指责。他笑了一笑，说，自己现在在这里感觉很好。
邓一群住的是一个单独病房，布置得很干净，一面窗子临着朝阳大街，可以看到楼下街上的景致。他这个病房在五楼。窗台边养了一盆花，邓一群叫不上它的名字。下午的时候，阳光透过朝西的窗子直射进来，病房里温度有些高，这时护士就会启动空调，降低温度。护士告诉他，这是县里的老干部病房，相当于省城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了。在写字台上，居然还放了一台14寸的电视。不过医生和护士都不准他看。事实上，邓一群也没法看。刚住进来的时候，他精神还好，但在用药后的第一个星期，他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医生说那是正常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心理上的紧张。
医院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很多都是进口的。每天要打针，服药。药丸都是要大把大把地服，像什么“利福平”、“异烟肼”等等，邓一群在用药之后，尿出的尿都是像血水一样地红，把他吓坏了。
他很虚弱，下床的时候都困难。护士们的照顾毕竟是有限的。他忽然感到很寂寞，需要有人陪他说话。然而这时有谁会来安慰他呢？他打了电话，告诉大哥邓一彬，说他生病了住在县院，希望他能过来看看自己。隔了一天，来的是邓一群的妈妈。老太太问了很多人，才找到他的病房。一看到他，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最后竟忍不住大声哽咽起来。她由儿子，又想到了自己的丈夫。她害怕再失去一个，这个最让她感到骄傲的人。邓一群眼里当时也有点热，但他很快就忍住了，说：“不要哭，没有什么的。哭什么。”他妈妈默默地擦泪，红着眼，看着他。
邓一群感觉他妈妈老得更厉害了，牙齿已经掉了很多，他问她为什么不做一副假牙，她说做一副假牙很贵。他问为什么老大没有来，他妈妈说，老大家的事很多，忙得很，实在抽不开身。邓一群心里寒寒的，觉得自己过去帮了他不少忙，他怎么竟会连亲弟兄也不认。生意再忙，还有一个亲弟兄的生命重要吗？
面对自己生病中的儿子，老太太有点不知说什么好。村里人听她说儿子得了结核病，一个个都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在过去这叫痨病。邓一群也很清楚，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鲁迅的一篇小说《药》，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的就是这样的病，吃了人血馒头也没治好。怕是不用怕的，邓一群知道自己死不了，只是内心觉得很孤单，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怀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妈妈问他家里是否知道他生病了，他说知道，但他没有让肖如玉来，说自己这样的病不希望让别人担忧。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照亮了他妈妈的根根白发。她小心地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会拿衣袖抹眼泪。邓一群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他长时间躺在床上，连身都翻不了，半边身子都麻木了，一点也不听他的使唤。在住院后，他的病情迅速加重。医生说这是件好事，发现得及时，治疗也及时。像他这样的病因为来得快，所以一般而言，去得也快。邓一群不知他们说的是否真实。那些医生和护士进来，看见老太太，问她话，问一句才答一句。一个农村老太太，她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她很拘谨，面对的好像不是病中的儿子，而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领导。
妈妈生活得不如意，邓一群想。他感觉热，直想睡觉。他让他妈妈从他一只皮包里拿点钱去街上买点苹果回来吃。他妈妈就去了。但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邓一群需要人照顾他，比如喂饭什么的，但他却没有让他妈妈留下来，因为他这时候才发现他年迈的母亲事实上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他吩咐她做什么，她才会做什么。那天晚上，医生来抽他的胸膜积水。很粗很长的针管，从后背的肋骨之间刺进去，一种特别的酸麻。在他的身后是一只雪白的痰盂，随着一根细细的软管，他胸膜间的黏黄的汁水滴了满满一痰盂。
病房里后来特别地静，邓一群突然生出一种愤怒，他觉得身边人并不比别人更关心他。他把这股怒气全发到他妈妈身上去。
他要他妈妈第二天早晨立即就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