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向程先生提到了郏象愚的夜访。程先生说：“下雪了，他不放心，一定要来看我。雪在外面下，我在屋里坐，有什么不放心的?是我告诉他，你来了。你们没有出去喝一杯?”
“他急着走。还是急脾气。”
“像子路啊。子路就是个急脾气，率性而为。”
“他染了发吧，头发好像白了。我看着心疼。”
“这没什么。颜回二十九岁就须发皆白了。他是个真诚的人。”
傻子和疯子都是真诚的。他听见自己说。他同时听见程先生说道：“是黄兴收留了修己。修己身上有着让人敬佩的品质，不对体制妥协。不管那是什么体制。美国的学院体制也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愤世嫉俗。对报纸发火，对天气发火，对汽车耗油量发火，虽然他从不开车。对汽车发火还可以理解，对洋车发火就不应该了。他对洋车发火，也对散步发火，乃至对发火本身发火。活像个炮捻子，一点就着。不点，太阳一晒，也着。”
“本性如此啊。”
“给他改了名，也是白改了。”程先生笑着说。
说到改名字，程先生问：“何时改叫应物兄了?”
他只好解释了一遍：他把书稿寄给出版商的时候，出版商对编辑交代，这是应物兄的稿子，要认真校对。因为原稿没有署名，编辑也就随手填上了“应物兄”三个字，书出版之后他就从“应物”变成了“应物兄”。当然，后来发生的事，他没向程先生解释，那就是他当时朝季宗慈发了火。季宗慈说，虽是阴差阳错，但是这个名字更好，以物为兄，说的是敬畏万物；康德说过，愈思考愈觉神奇，内心愈充满敬畏。这当然都是借口。他虽然不满，但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他没有想到，程先生也认为这个名字不错。而且，程先生的看法，竟然与季宗慈非常接近。程先生说：“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以物为兄，敬畏万物，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心存敬畏，感知万物，方有内心之庄严。”
这么说，程先生对这个名字并不反感?
程先生又说：“应物这个名字呢，也挺好。令尊起的?”
哦不，那倒不是。家父是个农民，不可能给我起这么个名字。他的思绪立即飞到了一个破败的乡村校园，一个佝偻而行的老人在井边汲水。那是他的初中班主任。就是那个老师将他的名字“应小五”改成了“应物”——在家族的同辈人中，他排行老五。班主任姓朱，原名朱山，曾是个“右派”，早年在高校教书，据说在“反右”运动中肋骨被打断过三根，所以同事们都叫他朱三根。朱老师的表情总是又喜又悲。虽然他知道朱老师学问很深，这名字一定有着美好的寓意，但他却不喜欢。一定要换，为什么不换成“应翔”呢?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飞出本草镇。于是，他悄悄地把“应物”改成了“应翔”。
一天，朱三根老师把他带到了单身宿舍。旁边是臭气熏天的旱厕，宿舍后面是玉米地，隔着窗户就能够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他觉得那声音难听得要命，像鼠叫。朱三根不说话，把开裂的近视镜换成开裂的花镜，戴上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然后写了一段话，递给了他：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幼小的他又如何看得懂?何况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朱老师脸上的表情依然是又悲又喜，说：“这段话，你以后会懂的。”他隐隐觉得，老师对他寄予了无限希望，因为都提到“圣人”二字了。现在想来，这个名字显然给他带来了好运。多年之后，在研究生面试现场，乔木先生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典故吗?”他立即想到了那佝偻而行的朱三根。当他一字不差将这段话背诵出来的时候，乔木先生把手中的扇子一收，说：“你可以走了。”他后来知道，那个收扇子的动作是个暗语，要告诉别的老师：“这个孩子，我收了。”
拿到通知书的第二天，他就返回了本草。他没有回家，他要直接去朱老师的坟前祭奠。山脚下，所有的坟都是个土馒头，一模一样。山脚下的杨树也都是一样的。因为干旱少雨，杨树的枝条缩成一团，叶子也变得细小了，泛着白光。
这会儿，他告诉程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起的。”
程先生说：“代我问他好。”
他正要再解释两句，程先生又把话题拉到了敬修己身上：“我曾劝他拿个学位，以他的能力，拿个学位还不是手到擒来?他却懒得伸手。也不写文章，认为是在践行孔子的‘述而不作’。就是‘述而不作’，也得‘述’啊！连个弟子都没有，孤家寡人一个，‘述’给谁听?谁听你的?”
“他可以述给自己听。”
“不要笑话他。黄兴就做得很好，让他去做了网站，讲讲儒学与生意经的关系。修己独身一人，却开销很大，也只有黄兴能够帮他。”
“他还是花钱如流水?”
“我送了他一句话：挣钱有如针挑土，花钱却如浪淘沙。”
程先生拿着一把剪子，咔嚓咔嚓玩着，说：“他曾经想过结婚，但我是反对的。儒家自古对同性恋是宽容的，从未迫害过同性恋者。不像西方，有过疯狂地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但我却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最高法院派人来找过我，咨询儒家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他们准备就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投票裁决。准备了两套裁定书，投票通过的，没有通过的。两套裁定书，都引用了孔子的话。‘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我告诉他们，孔子没说过这话。孔子所说的‘政’是政治，而不是政体。这话来自十九世纪汉学家理雅各的英译本《礼记》，原话是‘This ceremony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我让他们必须改过来。我告诉他们，孔子所说的婚姻，只能是异性婚姻，婚姻的神圣功能就是‘继万世之嗣’。他们讲，总统认为，同性婚姻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问他们能不能通过。他们讲，若不出意外，将以五比四通过。总统高兴了，把脚跷到办公桌上，讲这将是美国的胜利。真是乱弹琴！就是五比四通过，支持的也只是百分之五十五点五五，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胜利，那么对另外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四的人来说，岂不是美国的失败?何况，以前已有二十多个国家通过了，人家的胜利算不算胜利?怎么能说是美国的胜利呢?只要是胜利，都是你美国的。只要是失败，都是别人的?”
他说：“美国向来如此，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国家，特殊的人。”
程先生说：“修己以前跟我说过，说他婚后可领养一个孩子，以延续家族亲情。倒是个法子，与儒家精神有契合。但还是说服不了我。孔子默认同性恋，这是没有问题的。先秦时同性恋就有很多：卫灵公与弥子瑕，楚王与安陵君。秦汉以后男风盛行，帝王与宠臣，菊花处处开：汉高祖与籍孺，文帝与邓通，武帝与李延年，哀帝与董贤。明代则有所谓的‘翰林风’。当然最有名的是西门大官人，男女通吃。我跟修己讲，儒家不像基督教那样，两千年来都在痛骂同性恋，也不像你欣赏的古希腊文化，对同性恋持鼓励态度。儒家是宽容的，是以道德人品而不是以性取向来评判人的。《左传》中有个著名的同性恋故事，你知道吗?”
“您说的是鲁昭公的公子?”
“对，就是他。《左传》讲得很清楚，哀公十一年，鲁国抵抗齐国入侵。鲁昭公的儿子公为与他的嬖童，也就是他的同性情人汪锜，奋不顾身参加战斗，为国捐躯。孔子认为，汪锜能够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就应该向他致敬。《礼记》中也记载了此事，只是隐去了汪锜的同性恋身份罢了。我对修己说，你们可以私下同居，但不要披婚纱走进教堂。当然，异性恋者应该理解同性恋者，要相互尊重，互不侵越，和谐相处，以体现‘和同精神’。”
他小心地问道：“先生回国任职，修己也会跟着回去吗?”
程先生说：“他自己做主，我想他不会在济州长住的。任何地方，住久了，他都会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让他住到月亮上，他也会对嫦娥心生不满的，对吴刚也会不满的。”
这就好。他听见自己说，这样的人回去，对谁都是个麻烦。
程先生突然说：“说到了月亮，我要给你看一首诗。”
原来，程先生已经写好了一首诗，让他带给葛道宏校长。程先生幽默地说道：“我在诗中爬上了高楼，也就是你带来的图册中的巴别。楼真高啊，我到现在还有点头晕。听说你的那个筹备处就设在巴别的楼顶?好啊。弄斧要上班门，望远还须登高。”他本想给程先生说明，那幢楼不叫巴别，而叫逸夫楼，但他没说。程先生又说：“好在巴别没有白爬，因为看到了月亮。”
梦里依稀还旧城，雪中咿呀辞桴楼。
镜湖春雨晚来急，巴别秋月一纤钩。
程先生说：“无甚胜意，凑韵罢了。”
程先生另外还拿出了一份礼物，用盒子装着。那手礼要送给谁呢?他没有想到，竟是让他转交给费鸣的。
“昨天，我给你们的葛道宏打了个电话。”程先生说，“礼节嘛。你捎来的那封信里，有他的电话。他说，任何时候给他打电话都行。他告诉我，为了支持儒学研究院，他把最得力的助手，一个名叫费鸣的人，派到了儒学研究院，给你做帮手。他说，费鸣把我的书全都读了，还写了很多笔记。我教过的学生，何止百千，还没有几个人敢说把我的书全都读了。这个费鸣不简单。葛校长还说，你捎来的那些干梅花，就是费鸣准备的。费鸣怎么知道我喜欢梅花茶?还不是看了我的一篇小文章。那篇小文，多年前登在台湾的《联合早报》上，讲到当年老宅有一株梅树。宅子很大，家父晚年讲它像个大观园。没那么大，充其量也就怡红院那么大吧。芭蕉和西府海棠倒是栽过的。芭蕉总也长不好，铲掉了。有一年走水，西府海棠被烧死了。那株梅树倒是活了下来，很高，高到屋檐。梅树下面，养着济哥。”
济哥就是济州蝈蝈。程先生幼年养过蝈蝈，只要谈起往事，就常常讲到济哥。他有点愧疚，因为他答应过，下次见面时，一定给先生带两只济哥过来。唉，我把这事全忘到脑后了。这会，他又听程先生说：“梅花泡茶，止咳、止泻、生津。世上大概也只有我用梅花泡茶。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以梅花相赠，我以剪子相送。梅花，要用剪子剪的，所谓‘一剪梅’。”
“这剪子——”
“对，这剪子，既可以剪梅，也可以剪发。”程先生说。
程先生说话的时候，手里一直拿着那把剪子。
应物兄家里也有一把这样的剪子，也是程先生送给他的，是他结束访学时获赠的纪念品。程先生的所有弟子，手中都有这么一把剪子，而且都知道剪子背后的故事，都会从不同角度理解那把剪子和剪子背后的故事。
在美国的华裔人士当中，程先生与李政道先生认识最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相识于普林斯顿大学。程先生年轻的时候喜欢演戏，参加过普林斯顿的学生歌舞团，那是个爵士歌舞团——程先生至今腰肢柔软，可能就跟当时的训练有关。李政道先生喜欢艺术，曾看过他的歌舞，两个人就此相识。很多年后，他们在欢迎中国领导人访美的午宴上再次相逢了。就是这一次，程先生知道了李政道先生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自己理发。原来，李政道先生几十年不变的发型，都是自己理出来的?李政道先生说：“这很简单，只要有两只手，一把剪子，就可以完成了。比较困难的是脑后的部分，需要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头发，再用另一只手握住剪子，缓缓推过去。”
午宴之后，他们难得轻闲地到波托马克河边散步。潮平岸阔，春风拂面，樱花正在盛开。跟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他们谈话的主题是时间。李政道先生提到了一个概念：“Timeon”。
“Timeon?”
“用中文来说，就是‘时间子’。‘子’是孔子的‘子’，老子的‘子’。‘时间子’是一种特殊的、与时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不会倒退的。可是为什么不能倒退呢?‘时间子’的理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
“是啊，如果可以倒退，孔子也就不会感慨了：逝者如斯夫！”
“我的理论就是要证明孔夫子的这句话。”
“在自己头上动剪子，要考虑到对称和不对称。鬓角要对称，但不能完全对称。只有基本对称而又不完全对称，才构成了美。你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跟你常年自己理发有关系呢。”
“我也没想那么多。起初是因为穷，理不起，后来是因为养成了习惯。”
后来他们谈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他们都认为，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类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用李政道的话说，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
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程先生经常会向学生提到李政道给自己理发的故事。那可不是几根头发的问题。程先生认为，李政道先生给自己理发，体现的是君子固穷的美德，体现的是孔子的躬行践履精神，孔子终生都在实现其“有恒”的价值理念，哪怕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极端困境中。程先生幽默地说，脑后的头发，对于给自己理发的人来说就是极端困境的写照。程先生也提到，他后来也买了一把剪子，但是，别说脑后的部分了，额前的部分就处理不好：明明是冲着头发去的，刀尖却滑向了头皮，又滑向了耳尖，差点把耳尖剪出豁口。
“知易行难啊。”程先生说，“但如果从年轻时候做起呢?”
现在，看着那把剪子，应物兄想，将剪子送给从未见过的人，这对程先生来说，应该是第一次吧?
程先生说：“这个人，你用着合适吗?”
他回答说：“他是葛道宏的人。”
程先生说：“到了儒学研究院，他就是研究院的人了。”
他想岔开话题，就对程先生说：“先生对不起，这次来得急，没把济哥给您带来。”
程先生说：“天太冷，带过来也死了。螽斯也。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凤凰岭的济哥，天下第一。多年没听济哥叫了。好听得不得了，闻之如饮清泉，胸中有清韵流出。”
“先生，等您回国，我一定让您听见济哥叫。”
黄兴又把他送到了机场。分手的时候，黄兴送给他几盒录音带，那是程先生与黄兴交谈的一些录音。黄兴希望他能帮他把录音带整理出来。
“为何不让修己整理呢?”
“修己说，程先生与我说的话，没有一点思想含量。吃我的饭，却敢这么小瞧我。你说，我没让他滚开，他是不是得感谢上帝?”
[1] 自行车。
[2] 见〔晋〕何劭《王弼传》。
[3] 孔子教导我们说，婚姻是政体的根基。
[4] 这种礼是政体的根基。
[5] 见《诗经·国风·周南·螽斯》。螽斯是蝈蝈的古称，学名叫短翅鸣螽（Gampsocleis grati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