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报道想必会公正，说明我军靖难平乱的成就。”旅长抽着烟，尽可能说出最文绉绉的语言。
朱利安对这个家伙说，他作为记者的最高职责就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希望长官提供条件，让他上前线去，实地勘查。
旅长坐下，摇摇头，吐出一口烟。然后说，早就没有战事，红军已经全部歼灭，剿匪已经胜利。只是此处乃共匪旧日所占，地方上倒是很不安宁，小股散匪还在偷袭杀人，所以既不能让朱利安他们住下，也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们来回磨了很长时间，最后旅长同意，弄几个战俘给他们采访，以提供材料，报道国军的胜利。
旅长想想，叫身边一个副官，陪他们去监狱。他把副官拉到一边，吩咐了几句。
好一点的平房里都住满军人。地里高粱玉米稀稀拉拉，野草冒得高高的，荒荒的。下午两三点，太阳热旺旺的，空气中有股浓烈的尸臭。远处冒着炊烟的地方，不知什么人在田里做饭。
跨过山涧上的木板索桥后，进入一个加固的大型碉堡。他们转进一个院子，走到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只有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石墙上有许多污迹，有火烤的烟迹。一股霉味夹着说不出的腥臭。副官请他们坐下，点上一盏煤油灯，使里面亮多了。
一看就明白，这儿是监牢，这儿就是审讯室。囚犯被一个个带进来，都非常年轻，衣衫破烂，有的还带着伤，却都套着沉重的木枷。一个士兵端着枪站在门口石梯上。这些人全是穿着农民服装，大部分人光着脚，从外表难以分辨是红军还是村民。
副官说，都是在近日被抓捕来的红军散落士兵，应当说是战俘。
中国内战，战俘一向被用来补充部队，听了几个人的口述，就明白这些人卷入了地方的政治，有了命案。易说很难听清楚这些人的当地土腔，他们说得太快又太紧张。他听几句，叫对方停下，然后给朱利安翻译，也等于解释。
故事都差不多，都是地方上的农家子，被共产党动员起来举行土地暴动，杀了本地地主全家男丁，分田地分牲畜分房子，还分妻妾。这样，没多久每个村子就分裂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阶级阵营，红军派与白军派。家里一人参加杀土豪分田地的，全家包括近亲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属于红军派，反之亦然。
“你杀人了吗？”
他们都坚决地摇头，而且连哭带说，一大串冤枉故事，被认错人，抓错人。他们明显把采访当做审讯。
朱利安有点失望了，觉得问不出什么内容，无法了解情况。他刚想停止，解进来的这个犯人，年龄更小，根本是个少年，十四五岁左右，只穿了脏烂的裤衩，营养不良，条条肋骨毕现，精瘦。他一进来就昂头挺胸，一被问，就发表宣告似的说他砍了地主少爷的头。村党代表鼓励他们造反，问他敢不敢领头？他当然敢做，打土豪，由他砍跟他年龄一样大的地主少爷，第一刀没把头砍下来，少爷杀猪般叫。一旁的政治委员鼓励他再砍一刀。
“为什么要砍死他们？”
“闹红就是砍脑壳嘛，这还用问。”少年说“砍了几刀，少爷的头还是粘在颈子上，只是叫不出来了，吊在胸口，没滚下地。”少年脸上有些遗憾地说，他看看自己被枷住的瘦弱的双臂。
听到这里，朱利安突然控制不住，想呕吐，他跌跌撞撞冲出审问室，推开警卫，跑上一坡石梯。院子里光线太强烈，他眼花了，蹲在地上，干呕着，喘着气。
易走到他身后，问：“怎么啦？”
他不能表现比易还脆弱，就迅速站起来，走回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竟走错门，走进一间空屋，里面堆满了刑具，铁钳，镣铐，大铁剪子，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家什，上面沾了猩红的东西。一定是临时从审讯室里搬出来堆在这儿，以便把那一间弄得干净点，让他们做采访。苍蝇围着那些刑具嗡嗡叫飞旋。朱利安翻胃更厉害，赶紧出来，回到一片阳光的院子中间。哪间房他都不去，不想看到更残忍的东西。
易对跟上来的副官说：“太热，天气太热。”
他们在士兵的护送下，原路回到地方军队司令部。旅长已经不在，但吩咐了副官给他们准备晚餐，找了个客栈住下。
傍晚吃了顿不错的饭，有肉，但两人都吃不下，吃完饭去客栈。说是客栈，只有他们两个旅客。两层楼的木板房，进去黑暗暗的。主人是个老太婆，见朱利安样子，吓了一大跳，眼睛只盯着这洋鬼子，也不提收钱的事。
房间里有两张床，没有被子枕头。副官叫士兵扛来新的军用寝具。天气很热，只盖被单遮蚊虫就可。“很运气了，”易咕哝了一声，安慰朱利安“一路上就冲着你这张洋脸，土匪和军队都没敢找事。”
这个客栈面临大街，镇上惟一的一条像街的街。木窗敞开，除了巡夜的士兵脚步，躲在暗处的蛐蛐儿。老太婆的黑影子移进屋来，伸手把油灯小小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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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灭。屋里漆黑一片，过了好几秒，微见天光。
易在那张床上翻身。朱利安还是不想说话，为今天失态，一直到这刻心里也不好受。战争就是战争，革命就是革命，杀人哪有什么好杀法的？从一离开武汉，他一直在祈祷上帝，让他顺利找到长征的红军，加入革命。可只看到一点点革命的痕迹，他身体本能地抗拒，丢脸透了。
房间空气畅通，天也凉了些。他胸口堵得慌，不知下一步怎么办？
第二天大清早，客栈窗外突然传来锣鼓声，把朱利安和易敲醒了。街上已是喧嚣一片。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两旁排成队列，上了刺刀。把熙熙攘攘的人群拦在街边。这个地方几乎被战争打烂，竟还有那么多人，太不可思议，可能附近几个镇子的人都来了，大概是个集市日子。
他们赶快从窗口探头。这房间正好在二层楼上，可以清楚看到，三辆牛车载了二十多人，都套着重枷。有几个就是昨天见过的。牛车拉得很慢，在街上示众，每辆车两旁都走着没什么表情的刽子手，扛着白闪亮的大刀。人群里有人哭泣，有叫骂的，大部分只是默默地旁观。
街本来不长，走到头又往回走，刑场在街中央，差不多就在客栈正对面。军人用刺刀分批把犯人逼下牛车，一个军官用拖长的四川话，宣布赤匪杀人犯验明正身，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跪着的犯人，早吓得浑身哆嗦，脸色惨白。军人先开锁脱枷，助手拉住头，露出颈子。然后刽子手，举起大刀，围观的人轰然喊叫，听不出是吓得惨叫或是看戏般喊好。易坐回他自己的床，簌簌发抖。“关窗，”易大声说：“求你关上窗！”
朱利安早就离开窗前，未料到，易反应比他还糟，他只得去关窗。但窗太旧，关不严，他用力，又怕将窗扳断。这时，他听见一个细弱的声音在喊：“革命万岁！红军万岁！”是昨天那个供认杀人的少年。就他一个英雄，不过也许就他一个是真正杀了人的。朱利安不由得朝下一看，满地是血，人头和断尸。他闭上眼，那少年刚发出“革命——”就被一种刀切的钝声打断。朱利安从窗口倒退三步，仿佛是躲避那飞溅的鲜血，他落在了地板上。
“哦，”他恶心得有火在喷燃，呼吸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不必要地残酷！不管革命或反革命。为什么都一样残酷？”
他们俩无言地在房间里坐着。客栈主人，那个老太婆呆痴痴地经过他们房间，不认识他们似的，也不觉得房间里有人。
不行，朱利安想，这不是我的革命。我不会赞同这种靠煽动阶级仇恨，互相屠杀来进行的革命。中国农民很穷，工人也很穷，但还没有到想革命的程度。即使真的要革命，又有什么必要这么血腥？有什么必要靠加深仇恨推进革命？
他想起自己带着氰化钾。对中国革命的估计，他的确想得太简单了，他自己可以一了百了，他怎么做得了那种鼓励少年杀人的政治委员？
那么，他在中国革命中，还有什么角色可演？窗外的喧哗尚未彻底结束，朱利安已经明白，他的中国革命之梦会在这个山镇结束，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一个莫名其妙的客栈。
当他们骑着马离开镇子时，老城门口已经挂上二十多颗新的人头，朱利安不想回头去看一眼。他们一口气来到河滩，渡过河，穿过那一片绿绿的树林，朱利安只想离那地方越远越好。
他们到达一个不小的县城是中午时分，到处都生长着夹竹桃树，花开得蔫蔫的。当地人头裹着布，背着长竹篓。但朝东走的近路悬崖栈道刚出事，早上突然坍塌，掉下去几个人和马。他们只得改路线。他安慰自己，他并不是个逃兵，这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革命或许就是这样，他不是东方人，不值得让自己的双手浸泡在血里，哪怕事业正义，但还是有东西方文化之分。他不可能跨过这个鸿沟。
他们越是往南走，林的声音和形象越是反复在他脑子里出现，渐渐清晰起来。他又开始想念她，尤其夜里，夜里她的声音笑貌很明确。
他们找到一个清静的小餐馆。等着饭菜到时，朱利安从背包里找到林的手帕，黄丝缎暗纹的竹叶，这柔软的质感，和他的手贴在一起，就像林的皮肤和他贴在一起。手帕边角的K，他看着，心一惊，记得好像是六世纪，在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的一本犹大经书里说，K是那个能左右生命的字母。
是的，她就是能主宰他生命的人，只要和她能永久地生活在一起，不管在哪里，北京，香港，英国，美国都行，像她说的一样，她本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要向她证明，他不是她想象的那么自私无情，他从未改变过爱她，他爱她，以他的方式，但是，也可以做到以她想要的方式来爱她。
这想法一旦形成，他相信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样的。他否认不了这个事实：林的确了不起，她把他喜欢的一个世界——战场还给了他，她也能够把他从那个战场重新将他带走。
他想起来，林在这个文化中，也是例外的人物。若按白虎星克夫的说法，那么，程还是一个能排除俗见的知识分子，这点不错；但反过来，程因为是知识分子，也就不信林的“入相女子”一说，甚至对整个房中术很反感。林在床上是如此神采飞扬，花样无穷，在程面前，肯定一招也不敢拿出来：这样的夫妻，还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林在这个文化中，上下为难，陷入无人理解的困境。他这才弄清，林为什么对他那么依恋。他作为外国人，反而超脱了：既可以不信中国民间的歧视，又可以不在乎中国现代“进步观念”对房中术，他能享受的，就信，不然，就当好玩事听着。
而且，母亲对“不正规”的性，还特别偏爱，她找了一个双性恋者做终身伴侣，几乎无人能理解。或许，林就是为他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在四川农村，一九三六年夏末，朱利安感到他像一个梦游人突然醒来，发现在中国，惟有林的爱情才是珍贵的。当初她邀请他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抑止的渴望，和一直埋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她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没有保留地揭示给他看。
而他渡过痛苦宽阔的河岸，才看清楚只有她站在岸边，一直在等着他。
再过两年，他就三十，迈入中年，他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有些是大器晚成。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他们会有孩子。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度过他们的诗人生涯，忘却所有的喧哗和仇恨，这将是他理想的生活。
早一分钟见到她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几乎是心急火燎。易去解手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桌上的绿豆稀饭，锅贴饺子，生椒炒豆皮丝，通通扫荡光。一吃完饭，他对易说想尽快回武汉。
他们骑上马，背对着小餐馆，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