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丈夫的朋友中我最喜欢的是斯坦达·瓦夫拉，一个出了师的印刷工。他的举止、他的自然潇洒使我大为吃惊。而我丈夫坐在他身旁就像个扛长活的、某个郊区旅馆里打杂的伙计。斯坦达笑得也很有风度，知道如何配领带、穿毛衣和衬杉，他的皮鞋总是擦得干净锃亮，而我丈夫一大清早只要一穿过利本尼公园的草地，鞋子就没法看了。那个斯坦达悄悄地感到得意的是，他也能写点儿小诗。沃拉吉米尔还拿着斯坦达写的诗到他的街头集会上去朗诵。他们甚至还合作写了第四份爆炸性宣言，上面还郑重其事地签上了斯坦尼斯拉夫·瓦夫拉的姓名。斯坦达深爱着诗人格拉特·奈瓦尔，这人后来消失在东方某个地方。斯坦达根据奈瓦尔的作品写了一部奇特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英俊黑发的印刷工人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别无他求，只想出一本小小的书以表示对奈瓦尔的纪念。斯坦达给我讲述过的一个故事使我跟斯坦达一样将它牢记心中，斯坦达说这个画面就像奈瓦尔一样在他一生中留下了印记：在他小时候，常在斜尔瓦支卡的庄园里玩耍，在上个世纪中，这儿曾有过葡萄园和花园，人们还在罗基特卡河中捕淡水鲑。可是等斯坦达长大成少年，庄园里已经住了些穷人，罗基特卡河里也常漂着些人们甩掉的罐子和炉子什么的。斯坦达在外廊下方玩耍，外廊上有个胖极了的女人在走路，外廊地板已经朽了，而且恰恰在斯坦达朝上看这一刹那断了，那大胖女人从外廊上掉下来，裙子像撑开的雨伞，斯坦达在下面一直望着，直到这世界在他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被缠在这裙子底下昏倒过去，斯坦达倒是没出什么事，可那大胖女人的胯骨却跌成了两半。“这就是我想要描写的我的故事。”斯坦达说着，还多次重复着这句话。他有着伯爵式的修长手背，吸烟的姿势也很优雅，笑得多情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分着缝湿润的黑发，脸色黝黑，样子像意大利的足球运动员。我丈夫从来没向我递过一支烟，也从来不知道给我点燃烟，可是斯坦达善于以伯爵的风度做这一切，一切都显出一种造型美…
他有一个哥哥叫沃拉吉米尔·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见这位也叫沃拉吉米尔的大瓦夫拉，便认出他坐过牢，因为他有一双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说的有双贝尔兹的犹太教牧师的儿子们那样的眼睛，有着囚犯的那种触觉，连他的笑也是坐过牢的那种人的笑。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过气来，笑得瞳仁儿快乐地打转儿。说他尽管是出师的电气机械师，却掌握了所有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和所有诗人、上个世纪所有法国诗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皮迪兹坐过六年牢的人，因此将多一点的客观现实主义带进了超现实主义之中。在这方面他算是独一无二的…他当然也笑话所有别的人。他两手抱着膝盖，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因为他说他已经不需要交谈，早已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写进心里、灵魂里，然后写到割断的面粉口袋上，只需将他在那只有地下矿灯的矿井里体验的一切抄下来就行了。我看得出来，斯坦达不仅喜欢他哥哥，还认为曾经坐过牢的这位大瓦夫拉哥哥将是未来的精英。关于这一点斯坦达从未怀疑过。我丈夫还在斯坦达的哥哥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跟斯坦达有过来往。两年来他从斯坦达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尔先生那里常听他们谈起大瓦夫拉。这位布希尔为了纪念安德列·勃勒东在兹波希洛夫花园里造了一只大舱船，直到今天还在那花园里摆着，因为谁也没法将它搬到洞里去，就因为太大，一直关在兹波希洛夫花园篱笆里。那时我丈夫已经早就知道这位大家都等着他回来的大瓦夫拉。他们那个自诩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组，直到最近才开始生活。等到人们称之为工人的诗人、大瓦夫拉回来，我丈夫才会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诗人。他入狱的故事很简单：他的头头有部发射机，向西欧发射了恰好两年，侦缉队用雷达找到了他们，在马尔莫夫卡的一辆小汽车上连同他们的器械一起捕获了他们，随后便是审讯，然后在一九五一年于巴尔杜比采开庭审判…
有一次，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大瓦夫拉坐在我们敞开的窗子旁，两手扶在膝盖下边，讲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着走过一条一百米长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着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妇女。他们威胁他，往他脸上吐痰，冲他喊叫，大家都在喊着说他们该被绞死…“这唾沫、这喊声、这些眼睛、这些模样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的人们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后来又带我走过那条喊叫辱骂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达站在那里，绝望地哀号着：‘沃拉佳啊I超现实主义者们能管什么用啊！塞利纳能管什么用啊！哈谢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这些年来，皮迪兹对我说，那其实是一个好的无线电广播啊…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消息，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报道，在一块小小的版面上我要喊出不仅我的命运而且是其他人的命运…终于，我丈夫有机会成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议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弄出来，出版社将给他提供一些经济补助，一年之内将付给他一半工资，让他去与公司商量减掉一半工作量。于是布普尼废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与我丈夫签订了这项合同。于是我丈夫便从他所写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说出来，可是挑来挑去还是不够，他必须再写一些短篇小说，可又不是他习惯于写的那些寻开心的所谓“江湖神药”正如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他在开始写些相当温和的、为让这个集子得以出版的这类短篇小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最初他交给编辑部的只是那些“江湖神药”连副标题也不是写的短篇小说，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等候编辑部审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拖了一个月之后，我丈夫变了，坐不住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每个星期都跑到编辑部去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过他的东西了，而每次都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那栋楼房，可又胆怯地、可怜巴巴地回到家里。
他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虽然每天都去上班，但只需干到下午一点，然后洗完澡便可回家。可是换了一个新主任。不管是那女工东佳，还是那助理工温扎，虽然什么也没说，可是我常去那儿找我丈夫时便看到，我丈夫想要出人头地当上作冢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工人们的那种信任感消失不见了。我丈夫独自一人干活，连新来的女主任也变得对他冷淡起来，乐佳和温扎已经不再和我丈夫一块儿去喝啤酒，也不到胡森斯基去吃午饭了。我丈夫因一心忙着他那本书所以根本没注葸到这些。又过了六个星期，当我丈夫重又去问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部是不是接受了他那些“江湖神药”时，他们只是对他说已经有两位编辑看过，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二天我丈夫没去上班，九点钟便等在编辑部门口，直到约定十点钟见面。他使在河岸溜达了一通，然后才进编辑部去。一个小时之后，他便红着脸感到受辱地跑到我的烤鸡小吃部来，对我说他们把他的稿子退给了他，说他们大笑着朗读了他这本名叫《线上云雀》的书稿中的一部分，说有些句子使编辑们兴致很高。当时我丈夫情不由衷地微笑着，他有个印象，即从眼下这一瞬间起他将开始实现他要成为未来的佼佼者的梦，觉得他的朋友、诗人希夏尔和科拉什关于他的短篇小说将会前途无量的预言说对了。
当编辑们笑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对我丈夫短篇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大加赞赏一番，但随后变得严肃起来，说这样的稿子是没法出版的，要是出版了，他们作为编辑就会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因为社领导会因为这些“江湖神药”式的作品而辞退他们，砸了他们的饭碗，说想必我丈夫也不会愿意他们这样，说现在只好把稿子退给他，因为只有一半短篇小说可以考虑放进书里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让他在还有经济补助的今后半年里再写些里面既没有脏字，也没有色情场景的短篇小说…于是我丈夫便摇摇晃晃回到了焦街的废纸回收站，准备接着干活。等卡车载着他装上的纸包开走之后，东佳和温扎站在院子里。我丈夫提起罐子从胡森斯基打来了皮尔森啤酒，可是东佳和温扎都没有喝。我丈夫请他们为他的健康喝一杯；可温扎看了一眼东佳，两人一致说他们自己有钱，不需要作家买酒给他们喝…
于是我丈夫便离开了这个他干了四年活儿的阴冷肮脏的院子，走到大街的光亮下，等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那里时几乎有些支持不住，只坐在那里呆呆地微笑着。我正在招待那些黑人顾客，他们刚刚把用来洗手的一盆清水喝掉了，因为大多数顾客喜欢用手拿着烤鸡吃，可是这些黑人没用这水洗手，以为这是用来喝的水。我和领班都在笑，可我丈夫坐在那里看着前面，仿佛有些不知所措，他品尝了这一他后来向我谨慎复述的失败，他那些粗痞文稿在作家出版社遭遇的惨败；他与那些已经属于过去的朋友的关系上更大的惨败，两位诗人恐怕已经除了他的名，因为他们可能坚信他想踩着他们的背脊爬上光荣作家的桅杆，去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而不再是一名工人，不再是废纸回收站的人称呼的那个博士。自从那不仅他自己而且他的朋友们曾寄托如此厚望的稿子被退回这一瞬间起，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白费劲儿地骂他，白费劲儿地坚持对他说，笨蛋是出版社的那些人而不是他。我白费劲儿威胁他说，做梦也休想丝毫改动他的稿子！其实我压根儿就没读过这些稿子，这不重要，要紧的是让他保持原来的样子，让他别突然一下子开始按照出版社那些人的要求来写作，可是我那不争气的丈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已经在按照那些被通过的短篇小说来写，并把希夏尔和科拉什先生很看重的那六个短篇撒了出来，耐心地补写完那些经过筛选之后剩下来的玩意儿。他一大早就去上班，以便到中午就把活儿干完，可以去写他那预约好的短篇小说。
此时此刻我因我丈夫突然变得这么温顺而有了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地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对他说。而我丈夫却按照人家劝说他遵循的样板，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来写作，然后到编辑部去撒谎去伪装，每写一部短篇小说便拿到那里去低三下四征求意见看是不是合乎他们的要求。那里一夸他，他便高兴。直到写完最后一个短篇，为的是能凑到一起出一本小书，然后便可成为作家，出人头地。从此，我便开始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胆小鬼，看做一个在他朋友之中是一个样在编辑部又是另一个样的人，我受不了这两种面孔、两种目光、两种言谈，我已经带着一种反感听我丈夫讲话，我总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当姑娘的时候曾经住过一栋拥有十几间房子的楼房，我，曾经拥有股票，我们家里请了女佣和司机；我，也曾为这付出了代价，我不仅失去了这一切，还因为我是个德国女孩而在砖场干了一年活，然后我父母被迁走，将我和海尼弟弟留下来，那时我才十六岁，为了供养海尼，我不得不到饭店到食堂去打工，以便能给他端回一小锅食物，让他能填饱肚子，难道我经历过这些遭遇之后如今还要说谎话？说些非我所想的违心话？像我丈夫那样行事？他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当个作家，即使要改写、补写他的书、背叛他的粗痞文稿也在所不惜，这些手稿是在他的朋友面前、使他们为之雀跃的啊！后来我丈夫的胆小怕事得到了报应。连在朋友中间他也不再有自己的观点，不管谁说什么他都立即表示同意。他总是先同意一切，只要不说自己该说的东西就行。他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使说了，到最后也总是收回。在焦街的废纸回收站也是同样的结果。我去那里找他时，办公室正坐着企业安全代表。我走进去，正想退出来，那个安全代表说；“只管坐下吧，太太，您丈夫很快就要回家的。”东佳和温扎及主任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安全代表讲完话，我丈夫脸红得像刚刚哭完。“你看，”安全代表说“你不遵守劳动纪律。我没去注意你，你过了下午一点便走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丈夫以微弱的嗓音争辩说：“我已把工作做完，所以就回家了。”
而安全代表坚持说：“你承认吗？你无故旷工。我妻子只到这里来过十次，可你在十二点半就已经走了。东佳，你对这有什么说的？”东佳闭上眼说：“是，博士，您每天在十二点就走掉了。”安全代表便将这话写进了记录里。然后又问：“温扎，你对这事有什么要说的？”温扎说：“这都是您自己干的，博士，您只能怨您自己。”我丈夫低声说：“你知道，温扎，每当我们一块儿到科利什那儿去打包，整个一大车的包都是我打的，可我都把账记在你的名下，因为你有孩子。”温扎却粗暴地说：“博士，您把您的活儿记在我名下只是为了堵住我的嘴。”安全代表又重复一遍说：“你没有遵守劳动时间。”我丈夫争辩说：“可我是经过回收站领导批准的。我可以在两个月内缩短一半时间的工作量，这是与文学基金会协商好了的。”安全代表却欢呼起来说：“两个月内！可你不遵守工作时间已经半年之久了。你为什么不遵守这两个月内的协议？”我丈夫继续掉进无底深渊：“我在为《线上云雀》这本书而工作。”安全代表又欢呼起来，东佳、温扎，甚至主任也都乐了。“那你可以在晚上在夜里写呀！总而言之，你对准则规范很随意。他们还给你写了个加班，最主要的是还给你写了个加班！”
我丈夫轻声坚持说：“可是付给我打包的钱是六个公担三克朗！”可安全代表坚持说：“那些加班时间使你不在乎准则规范。”主任气愤地对我丈夫说：“我还以为您是个有修养的君子哩！”我丈夫站起身来说：“那好吧！我承认一切，你们所说的都对，我旷了工，行了吧？”安全代表立即将这些写进了记录报告，同时说：“好啊1你不仅自己沉下水，而且还捎上了你的主任，尤其是企业的会计。你再考虑一下你所说的，再在这里读一遍！”我丈夫似乎又打起了精神，将记录读了一遍，然后高兴地说：“怎么样，同志，您还种蔬菜吗？我在这里给您找到的那本叫《我们的水果的颜色品种》的书您喜欢吗？”可是，那时我丈夫跟他以及东佳、温扎在下班后一起去喝过啤酒的安全代表却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丈夫说：“我今年收成很好，三筐莱茵特苹果，两筐约纳丹苹果，四筐金帕尔马苹果。”
主任的脸红得更厉害了，说：“我还以为您是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哩！”安全代表又掏出一支香烟，本想点燃它，无奈在所有衣兜里也找不到火柴。我丈夫从写字台上拿起一盒火柴，划燃它递到安全代表嘴边，可是安全代表任那火柴在我丈夫的手指间灭掉，然后将整支烟像掐烟蒂似的掐在烟灰缸里。我丈夫常爱谈起的这个安全代表，说他曾经是多么地喜欢我丈夫，每当他在卡雷尔·布拉班茨基喝醉了不想回家，便允许博士友善地打他几个耳光，如今他却满腔仇恨，挥动着那记录报告，就像朱可夫元帅命令似地要求凯特尔元帅在投降书上签字一样：“签字尸我丈夫签了字。他签字的时候东佳舌头不利落地说：“我不得不这样，博士，您是一位有修养的人。”安全代表站起来，浏览一下签字说；“好啦！如今你被解雇了。”我丈夫抬起眼睛，也举起两只手，怡然自得地伸了个懒腰，呵欠都打出了声。他打开自己那一格存物柜，掏出他的东西：书籍、劳动服和帽子，将它们拿到废纸堆那儿，他把衣服和鞋子都扔到了那一堆上。安全代表准备离去，当东佳、主任、然后还有温扎签了字之后，他在院子里对我丈夫说：“希望你那本书能够出版…书名叫什么？”
我丈夫说：“《线上云雀》。”安全代表重复了一遍“就给我送来一本《线上云雀》吧尸接着我丈夫用一根绳子将自己的东西捆在一起。我望着他，好得很！我见到了这情景，我曾看到别的事情，我曾在被撵出门送到收容所之时目睹过更可怕的情景。我微笑着对我丈夫说：“喂，要是你愿意，我来养活你。别去理会那什么《线上云雀》，别去理会这一切，写你想写的东西吧！我来养活你！”我们走到了过道上，汉嘉站在那里，两手交叉着，背靠着墙壁微笑着：“喂，你这该死的小子，你反正会成为作家的！他们在那里对你所干的一切，这更衬托出你未来的荣耀…喂，夫人，您知道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吗？他们不仅砍下了王后、国王以及全宫廷里人的脑袋，而且还砍下了千百个贵族的脑袋…甚至砍下了所有国王的头，也就是他们在圣母院雕像的头。他们让那王位继承人去学皮匠活儿，那皮匠将他折磨致死。博士在这里经受的只不过是刚学会走路的娃娃玩的哗啷棒儿。夫人，您在一九四五年所经历的也是这么一回事儿。您知道，沙皇尼古拉、皇后和他们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四个女儿，这四个公主和他们的医生是怎么个下场吗？咳，这可有意思啦！先把他们关在沙皇监狱里，然后将他们押到托博尔斯克，然后又押到叶肯杰林堡，他们遭受的恐吓、嘲笑、侮辱简直太可怕了…到最后把他们枪毙了。然后又往四个公主身上浇上一桶汽油和强酸，先将她们五马分尸，以便烧起来痛快。还把那条忠实的小狗雅密也枪毙掉了。
等到法医索科洛夫来寻找他们时，那儿只找到那条小狗的尸体。沙皇呢？只找到他腰带上的穗饰。皇后呢？只找到她的耳环。公主们还剩下了什么？什么也没剩下。四名大公夫人剩下什么呢？一副紧身衣中的衬片和紧身马甲上的扣襻。波特维医生还剩了什么？只找到他的一颗假牙和他的眼镜片…那么一比，夫人，在您身上发生的事，在博士那臭小子身上发生、的事真是什么也算不了。可是我倒有了事啦！谁跟我到胡森斯基酒家那里去呀？谁将跟我一道去卖那些找出来的珍贵的书呀？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啦！夫人，让上帝保佑您吧，好人啊尸汉嘉哭着，将他那胡子拉碴的脸凑到我那泪痕满面的丈夫脸上吻了一下，摆一下手，沿着墙壁摸索着走下阶梯，然后消失在下面他的地下室里。我们走出来，到了院子里。
办公室的窗子亮着灯，里面坐着安全代表，他对面坐着回收站的新主任。斯莱扎先生已经退休，马仁卡太太也已经退休。那两名新工人东佳和温扎也坐在那里，他们大家都在抽烟。我丈夫受到极大的打击，因为东佳和温扎都曾经是他的朋友，如今却对他落井下石，尽管他们讲的是真话。我们离开了院子，焦街上太阳晒得很猛，电车沿着红线行驶着。回收站主任像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我还以为您是位有修养的君子哩尸温扎和东佳转身到胡森斯基那儿去了…我丈夫晚上从瓦尼什达那儿回来隆重地对我宣布说，他已接受了诺伊曼剧院布景工的工作，说明天就和剧院到劳乌恩去流动演出。就这样，我丈夫成了一名舞台布景工。上班的地方离家只有两百米远。剧院可把他解放了，不过他仍在继续弄那些短篇小说，为出版社整那些稿子，由两位编辑继续给他出主意怎么写这些短篇小说和书，免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领导不高兴。他总算把这本书写完了，稿子也通过了，开始校对付印样张。可是离完成这本书的日子越近，甚至已经登了广告，我丈夫却从来没在我面前炫耀过，也没对朋友中任何一个人介绍过他步向作家行列中和可能成为佼佼者的经过。我已经看到，等他的书出现在橱窗里，甚至摆上他的照片时，他会吓得目瞪口呆的。因为从他将他的粗痞手稿送到出版社去，打算出版他第一本书的那一美好时刻起，他原来所有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被另外的短篇小说所取代，校订时还改掉了那些语意双关、含有隐喻的句子。实际上违背了他的意思，可他还是改了，写了一本与他在朋友面前朗读的、被他们看做是未来伟大的拔尖作品不同的书。
有一天他欢天喜地笑着从城里回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院子里阳光明媚。他像从前一样重又爬上板棚的屋顶，坐在那儿的椅子上晒着太阳哼着歌，然后又爬下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便对我说：“上帝站在了我这一边，他将我解救了出来！社长当着我的面狠赳了那两个编辑一顿，手里很不耐烦地拿着《线上云雀》的第一份广告，很反感地拿着那几张纸，接着朝这本书的两位责任编辑桌子上一扔说：‘恶心！这么个糟糕的东西你们也想出版？立即把排好的版毁掉！跟那作家解除合同！…恶心！”我丈夫说着，幸福地微笑了“这太好了！你记得吗，小姑娘？当我最后一次在焦街时，汉嘉在走廊上给我指出了道路啊！那个安全代表仍然是我的朋友，因为要不是他把我狠狠赳一顿，我还蹲在那里哩。上帝爱谁，小姑娘，就让谁遭难卜…·记得汉嘉说的，法国革命者们不仅砍了那些活着的国王、王后和贵族们的头，而且还砍了在圣母院的雕像的头，把这些砍下来的石雕头像埋在坑里，革命后又过了许多年，重新做了一些脑袋嵌到那些没脑袋的石头身子上…这就是我的教训。但主要的是，如今修建地铁，又碰上了那坑，推土机一推，掘进工又将那些砍下的国王们的石头脑袋搬上地面，重又搬回圣母院摆到它的正门上方。小姑娘，这就是进步，这就是世界历史，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这是玫瑰吗？这不是玫瑰…这是玫瑰…‘恶’以其军队的矫健步伐走遍世界，而‘善’几乎看不出来地在进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