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过去是如此地鲜活并伤痕累累。的确，我没想到。而如今我就站在别什江尼我们被查封的住宅面前。我曾经和我的父母、姐姐和兄弟住在这里。后来，我爸爸签了字，声明将所有原来属于他的财产统统交给国家，并迁居德国。于是只有我和海尼弟弟留在这里。过了一年，国际红十字会又将海尼接走，我独自一人在这里住了一小段时间。后来我谈上恋爱，于是便和我的恋人伊尔卡住在这里。这位吉他乐手使我神魂颠倒，就因为那吉他的演奏是我从小就喜欢的。谁若会弹吉他，我便把他视为神。
于是伊尔卡便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了。我们彼此相爱着，都快要登记结婚了。我们常去水坝游泳，去我们的熟人家做客，到处都把伊尔卡当成我的未婚夫。
尽管伊尔卡相当风流，不过我们还是很相配。风流是他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凡是像伊尔卡在这种乐队演奏的人，总是人们、特别是那些妞儿崇拜的偶像。
这些女追星族总是坐在紧挨着乐队的那张桌子旁，不断地瞟着伊尔卡，伊尔卡也回瞟她们几眼。他还是专业的钢琴演奏者，不过主要是吉他演奏者…于是我跟我丈夫决定同他弟弟布热佳一块儿到别什江尼来。我们从十点钟起就到了这里。可是因为他们查封了我这住宅，没时间在我丈夫到来之前先一步到这里来消除伊尔卡在这里的所有痕迹。于是我们三人同时站在二楼上。民族委员会的一个机关人员启了封条，我打开门、拉开窗帘，又敞开窗户，让穿堂风清扫一下房子里的气味，因为我已经两年多不住在这里了。那办事员请我把东西搬走后将钥匙送去给他，他说完便走了，他也高兴走掉。
我没料到，这里是这般情景，仿佛这里曾被搜查过，又仿佛有小偷和强盗到这里来找过钱财，到处翻得乱七八糟。我丈夫和布热佳比我早一天动身，以便顺路到斯洛伐茨科看望熟朋友。两人都喝醉了，我丈夫的样子很难看。我已看出他醉得已经不会说话，样子像汉嘉，脸也没刮，跟所有醉汉一样嘴巴边上像吃了煮鸡蛋一样一圈黄色，主要是从他嘴里呼出一股难闻的李子酒气味，他跟布热佳一样没有睡够。两人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更愿意到一边坐下来，缩成一团歇一下，闭上眼睛，而且两人都在打嗝儿。
我倒高兴我丈夫喝醉了，因为我开始往内衣柜里摆放从墙上取下来的带框的十张照片，大多数照片是我和伊尔卡出去旅行、郊游时照的。有我穿着游泳衣和伊尔卡躺着的，有伊尔卡穿着蓝色晚礼服胸前握着吉他的，漂亮极了。伊尔卡这样子特别帅，我暗自伤心，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是这么个下场。连我那张穿着游泳衣、闭着眼睛、伸直身子躺在水坝那儿洒满阳光的抄子上的照片也胴得很好，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曾经是这样漂亮，身材这么苗条，胸部、臀部都那么匀称；特别是，我在每张跟伊尔卡的合照中都显得那么幸福，从我身上散发出沉醉于爱河中的幸福光芒，从我脸上就能立即看出我在热恋之中。
那两个醉鬼已经站起身来，开始按照我的吩咐搬东西。布热佳虽然腿瘸，但走起路来比我丈夫还稳当点儿。我丈失如今看去老了二十岁，甚至更多。因为我在照片上所看到的，他也看到了。我丈夫的眼睛充满嫉妒，我看得出来，实际上这些我幸福年华的照片比那李子酒更使他踉跄。我于是将装着这些照片的内衣筐放在一面大镜子下面。这块占整个一面墙的镜子里映出了整个这间可怕的房间，仿佛这里刚发生过谋杀案，从镜子里看去就是这幅图像。我都想把它留在这里不要了，可我丈夫坚持说他恰恰想把这块镜子带走，说他认为只有这块镜子还算是一件像样的结婚礼物。我朝这块镜子凝视了一番。他们两人抬着柜子、椅子艰难地下楼去，然后又艰难地磕磕碰碰走了回来。外面很热，我丈夫每次回到我这房间，总要朝镜子里瞧一瞧。我看出来，他正看到了我现在看到的东西。
在我吞下这些药片，倒在这张沙发床上之前，正是朝这面镜子最后看了一眼。这沙发床是我爸爸按照自己的个头儿，让人订做的，这张沙发床能承受我那体重一百三十多公斤的爸爸。我曾最后一次地朝这面用螺钉拧在墙上、把整个墙面都挡住了的镜子里看了一眼。我在别什江尼的朋友们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我。刚不久，他们又来到这里帮我搬家，还让我们上他们家去一趟，说我爸爸放了一个原装的拿破仑一世第一帝国时代造型风格的五斗柜在他们那里。这些朋友跑来时，第一眼便看了看曾经在那上面找到我的那张沙发床，我曾经倒在亡面的那张沙发床，他们也看了一眼那镜子，那块他们把我抬起来时也朝里面瞧过一眼的镜子。当我向他们介绍我丈夫时，他们两个都吓了一大跳，瞧我一眼，仿佛在说找个这样的男人我完全用不着那么着急。我丈夫在出汗，那些柜子椅子等家具上的灰尘蹭得他满脸都是，于是我丈夫的样子更难看了。而我却穿得跟我从前在别什江尼那样：红高跟鞋、我那件最漂亮的上装，还去理了发，我跟我丈夫的穿戴完全相反，我这间从前的住房尤其给他添了几分忧伤。他用肩头扛着那些破烂儿往楼下走，我用下巴指到哪里，他和布热佳就到哪里去搬东西。我们一进这个门，布热佳也立即知道，这是我忘了及时销毁的过去，他因此还有些怪罪我。连我的那两位朋友，他们实际上因为能帮我搬家，从此见不到我的面而感到高兴。到中午几乎所有家具，主要是那两个大沙发，还有那套松木厨房家具统统装上汽车。
最后，房间里只剩下那块大镜子以及摆在镜十个面、装着我和伊尔卡的照片和我内衣的筐子，我丈夫用块床单盖在它上面。我的朋友们取来改锥，这三个男人便轮流上阵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把那三米长的镜子取下来。我丈夫十不动了，他伸出那被废纸回收站的活儿磨得僵硬的指头给大家他在那里掀开床单，坐在台阶上，一张接一张照片地观看着，然后再看一遍，又看一遍。我跑下楼，不得不爬到车上把东西摆摆好。我和布热佳一道把沙发放平了，以便在上面摆放那块大镜子；又将另一个沙发扣在镜子上面，就像两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夹起来那样。当朋友们将镜子抬下来，按照布热佳的意见摆好之后，我丈夫站起来，两手端着装有照片和内衣的筐子，表情显得冷静了些，也不在意看到我这些照片了。他重又有了笑脸，并在寻找我的眼睛。在他看了我一眼的同时，我也看到他已缓过劲来，他经过了内心的折磨，坠到他嫉妒的最底层。
如今他原谅了我，甚至还显出他因为我让这间房子保持了我离开它时的原样而感到高，兴，并感谢我让他看到我过去的秘密。如今这里站着的是把我看了个透的丈夫。犹如在一座玻离房子里的沃拉吉米尔一样，他在这所玻璃房子里能看到谁访问他。
我也犹如躺在一张玻璃床上，盖的玻璃丝透明被单，在这上面或迟或早会出现“我是谁”几个大字，这是我丈夫说的。我丈夫就此曾用他美妙的醉醺醺的哑嗓子这么对我的朋友大发宏论，将那已经不用床单盖着的筐子递给布热佳，布热佳将它塞在沙发下面。接着他又让我们将绳索甩到车子的另一边，捆紧、打结，我丈夫在打好结拴牢之后，又将绳索甩回到车子面。
我的朋友们站在远处挥手，示意我们如今还得将车子开过去一点儿，开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就消失在那里，一会儿抬出一个拿破仑一世时期风格的黑色五斗柜。我将空房子的门锁上，当我走到窗前来关窗户时，我的脚步声在这空房子里啪嗒响着，我最后一次地在这里张望一番，真恨不得按我刚打开房门时的一个念头去做：浇上煤油，点把火，直看到把我的过去烧个一干二净！…后来我们在我的朋友那里将那漂亮的五斗柜拴在后面拖车上。我看到，到最后一刹那我那两位朋友，那一对夫妇都以为我会把这个五斗柜留在他们这里。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说那食具柜已经干裂了，说实际上我们应该付给他们储存费，因为摆在那里曾经很碍事。可是我却坚持说这是爸爸遗留下来惟一的一件证明我们曾经怎样地住在这里的珍贵家具…
布热佳便将它牢牢地拴在拖斗车上，就像当时俄国人来到这里时，车上拴着兔子笼一样，那笼子里面还装着从德国村子里弄来的活兔子。我向我的两位朋友表示感谢，可他们从我要搬走这五斗柜的时候起便不再有笑脸了，全然像个陌生人，还彼此大声嚷嚷说该回家吃午饭了，只跟我随便挥了一下手。
于是我们上了车，开着它往回家的路上赶。我坐在中间，我丈夫坐得离我远远的，他又陷入忧伤与苦恼之中。他时不时用手掌在整个脸上搓擦一通，又往离我更远的地方挪一下，他在继续与自己的内心斗争。我很清楚，连我也毫无办法，因为一切都无法回到原来的状况和时间，我只好两眼望着公路。后来开始掉雨点，我丈夫问：“车篷在哪？”布热佳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回答说：“车篷在最底下，压在这所有东西的下面。”他用手指一下身后。刮雨器有节奏地清除着雨水，这雨好像越下越来劲了。我甚至希望它转为暴雨，变成倾盆大雨，让我们运回家去的一切变成一堆湿透的破碎残骸，我尤其希望那雨水淌到镜框里面去，把那些照片开脏、冲走，希望这雨水冲掉家具上的尘埃，虽然我们的汽车工会留下许多污泥浊水，但等我们回到利本尼，回到堤坝巷时，就会跟一整套卧室和厨房里的家具以及我的过去一起被冲洗得干净净。也许是这场雨和这闷人空气的变化给卡车驾驶室带来了些轻松，布热佳打开车窗，呼吸着新鲜空气。
我们驶过的田野到处是水汽和柔和的雾，卡车驶进了森林，然后又沿着公路朝下驶去，穿过村庄和城市，先后在加油站加了两次油。
有一次我下车跑进一家肉店，它门口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有热肉卷。”我便买了一公斤肉卷和十个辫子形面包，然后我们便一声不吭地站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外边一直下着小雨，田野上、森林里就像我们的肉卷一样冒着热气。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喀嚓喀嚓地咬着烤肉卷和面包，我们只顾吃，高兴地吃，也用不着说话，因为连布热佳也因我的过去和他在这房子里看到的一切吓坏了。他也不时地用手掌在脸上摩擦一通。他高兴不必去想他哥哥所想的东西，只需全身心地关注行车，因为正在下雨，这就使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路上的安全，更加集中精力地按交通规则行车，因为他不能让自己违规让警察逮着往一个球形玻璃瓶里呵气。
我丈夫开始咳嗽了几声，然后开始讲述：“我直到现如今才弄懂，直到现如今才明白我自己！我交的朋友净是一些比我还要糟糕的男孩，我的朋友净是些留级生或者低智儿，为什么呢？喏，如今我明白了！因为这么一来我便可在他们中间称老大！我还经常给这些没有食物的男孩吃的，我经常跟这些家里没有暖气的男孩坐在我们家厨房里烤火。我在这些男孩面前的表现就是一位慈善家加酒厂总管的宝贝儿子。我给他们煎了十个鸡蛋，切面包抹黄油，逼着他们吃饱。他们吃下这么多东西之后，反倒呕吐起来，比来啤酒厂找我时还要难受。我还教他们往集邮簿上贴邮票，我给这些男孩买了集邮本，可我自己不会使用胶水和阿拉伯树胶。
我们往邮票上像罩一层玻璃似的粘一层凝固的阿拉伯树胶。而这些已经上完五年级的小朋友还真的有点儿弱智，他们还钦佩我能干，夸我多么多么会贴邮票。我便逼着他们也来试着贴邮票，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两只手，而且让我们的桌子、他们的衣服、头发全粘满了阿拉伯胶。本来，由我来教他们这就已经够呛了，而他们比我还要笨、还要糟糕、还要难看，正好我又是个受不了人家比我聪明比我漂亮的人。总而言之，我总是跟一些我在他们中间可以鹤立鸡群的人交朋友。你们可以想像得出我这个从三年级开始就只得三分、四分、操行得两分的学生穿的衣服是个什么样子，那上面老有洞，袜子也这样。”我丈夫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外面已近黄昏，小雨一直下个不停。靠我丈夫坐着那边的刮雨器已经不灵了，他隔一会儿就得用手帮着刮雨器动一下。连这点毛病也是件好事，因为它能把他对我过去的注意力引开去，可我们没有逃离掉过去的羁绊，它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将它装上卡车，我们不仅没有逃离它，而且越来越近地把它带到了利本尼。我们又停了两次车，绕着卡车检查，发现雨使得那绳索勒得更紧，这一车东西如今绝对丢不了啦！我觉得这场雨、这场连绵不断的小雨把这一卡车家具包括那两张沙发冲洗得像是刚从冲洗房出来的。
我们又上丁一趟森林，很快又默默地走出来继续赶路。我丈夫又接着开讲：“发生过这么一回事，比我小一岁的法菲克·夏勒尔跟他妈妈常来啤酒厂找斯克莱纳什厂长。这个法菲克常穿一身海魂服，戴一顶漂亮的海军帽，上面还拖着两根深蓝色飘带。这个法菲克长得像卓别林滑稽剧里的一个美国小孩，这么一个谁跟他亲近他就送给谁东西的男孩，而且笑嘻嘻地送到人家鼻子跟前。法菲克同他爸爸妈妈住在广场一栋房子的二层楼上，他会组装大型的玩具机器，会点燃和发动蒸汽机，他爸爸是奥地利的一名少校军官，已经退休了，秃顶，会煮果子，他们家有好几百瓶煮果子。在学校的时候法菲克常称老大，他的力气大得不仅能打赢我们所有人，还能无缘无故将钢笔扎在桌面上，嘴里“哟、哟、哟…”地叫着，同时用手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不是教室的墙壁，而是一个什么更远的地方。他爸爸从他四岁起就开始教他弹钢琴。
我也去学过钢琴，可我只枉巴耶尔的低级班胡乱弹过一阵。而法菲克，我去侧1家时，他穿着一身白海魂衫坐在钢琴前弹了韦伯”的波尔卡，我像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我当时个子也很小。法菲克来到啤酒厂之后，样样都比我强，我因这个法菲克而感到不自信了，只有跟我那些有点低能的读完五年级的同学在一起我才能恢复镇静。后来法菲克随他父母搬到布拉格去了，只在假期才到啤酒厂来看望他舅舅。我已经上中学四年级了。我不仅在中学一年级留过级，在四年级也留过级。而法菲克学习成绩优秀。他坐到我们家的钢琴前弹奏了肖邦的小夜曲，随后又弹了他最熟悉的那支韦伯的波尔卡。屋里鸦雀无声，我妈妈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法菲克还有一副好体格，跟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一样。
因为法菲克和什多尔康是共和国的少年游泳冠军。有时他们两人一块儿来，我们像小男孩那样大声邮票，我给这些男孩买子集邮本，可我自己不会使用胶水和阿拉伯树胶。我们往邮票上像罩一层玻璃似的粘一层凝固的阿拉伯树胶。而这些已经上完五年级的小朋友还真的有点儿弱智，他们还钦佩我能干，夸我多么多么会贴邮票。我便逼着他们也来试着贴邮票，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两只手，而且让我们的桌子、他们的衣服、头发全粘满了阿拉伯胶。本来，由我来教他们这就已经够呛了，而他们比我还要笨、还要糟糕、还要难看，正好我又是个受不了人家比我聪明比我漂亮的人。总而言之，我总是跟一些我在他们中间可以鹤立鸡群的人交朋友。你们可以想像得出我这个从三年级开始就只得三分、四分、操行得两分的学生穿的衣服是个什么样子，那上面老有洞，袜子也这样。”我丈夫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外面已近黄昏，小雨一直下个不停。靠我丈夫坐着那边的刮雨器已经不灵了，他隔一会儿就得用手帮着刮雨器动一下。连这点毛病也是件好事，因为它能把他对我过去的注意力引开去，可我们没有逃离掉过去的羁绊，它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将它装上卡车，我们不仅没有逃离它，而且越来越近地把它带到了利本尼。我们又停了两次车，绕着卡车检查，发现雨使得那绳索勒得更紧，这一车东西如今绝对丢不了啦！我觉得这场雨、这场连绵不断的小雨把这一卡车家具包括那两张沙发冲洗得像是刚从冲洗房出来的。我们又上了一趟森林，很快又默默地走出来继续赶路。我丈夫又接着开讲：“发生过这么一回事，比我小一岁的法菲克·夏勒尔跟他妈妈常来啤酒厂找斯克莱纳什厂长。
这个法菲克常穿一身海魂服，戴一顶漂亮的海军帽，上面还拖着两根深蓝色飘带。这个法菲克长得像卓别林滑稽剧里的一个美国小孩，这么一个谁跟他亲近他就送给谁东西的男孩，而且哭唔唔地达到人家鼻子跟前。法菲克同他爸爸妈妈住在广场一栋房子的二层楼上，他会组装大型的玩具机器，会点燃和发动蒸汽机，他爸爸是奥地利的一名少校军官，已经退休了，秃顶，会煮果子，他们家有好几百瓶煮果子。在学校的时候法菲克常称老大，他的力气大得不仅能打赢我们所有人，还能无缘无故将钢笔扎在桌面上，嘴里“哟、哟、哟…”地叫着，同时用手指着一个什么地方，不是教室的墙壁，而是一个什么更远的地方。他爸爸从他四岁起就开始教他弹钢琴。我也去学过钢琴，可我只在巴耶尔的低级班胡乱弹过一阵。而法菲克，我去他们家时，他穿着一身白海魂衫坐在钢琴前弹了韦伯(o的波尔卡，我像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我当时个子也很小。法菲克来到啤酒厂之后，样样都比我强，我因这个法菲克而感到不自信了，只有跟我那些有点低能的读完五年级的同学在一起我才能恢复镇静。后来法菲克随他父母搬到布拉格去了，只在假期才到啤酒厂来看望他舅舅。我已经上中学四年级了。我不仅在中学一年级留过级，在四年级也留过级。而法菲克学习成绩优秀。他坐到我们家的钢琴前弹奏了肖邦的小夜曲，随后又弹了他最熟悉的那支韦伯的波尔卡。屋里鸦雀无声，我妈妈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法菲克还有一副好体格，跟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一样。因为法菲克和什多尔康是共和国的少年游泳冠军。有时他们两人一块儿来，我们像小男孩那样大声喊叫着。可是法菲克和什多尔康锻炼时能用自由式逆水从铁桥一直游到石桥那里，一趟甚至两趟。他们的游泳裤相当小，两人都戴顶红游泳帽，都全身晒得很黑，跟古铜似的。我游泳则跟扎拉比那些穿运动裤的男孩们差不多。所有扎拉比的男孩一看到法菲克和什多尔康便都垂下眼睑，仿佛这两位共和国游泳冠军都是什么小姐似的。他们就这样训练一整个下午。有时我妈妈请他们上我家来，给他们拿来一个大圆面包和一罐油。法菲克和什多尔康坐在那里一块接一块地慢条斯理地切着面包、抹着油…
喝下差不多整箱我们那有名的12度宁城啤酒。他们喝着、吃着、打着饱嗝，连那饱嗝也打得好听。我吓蒙了，我连一小块面包都没动过，直愣在那儿。法菲克然后坐到钢琴前，弹了一曲《蓝色狂想曲》，又给妈妈弹了一支李斯特的《爱之梦》。还有另一个顶尖人物哈利·叶林涅克也常到扎拉比来，不过他什么也不会。十七岁了，身体跟法菲克、什多尔康他们一样棒，他也会游泳，不过没创什么纪录，只是这么游游而已。实际上他的身体比那两位冠军还要标致。他每逢假期便住在胡利克家。那家有座花园，在啤酒厂后面的山谷里。这个哈利可会晒太阳哩，全身都晒成了古铜色。我爱到胡利克家去，因为胡利克老太太很像我的外婆，她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还推着车到广场的集市上去卖。紧挨着他们的园子住着一家叫维斯的。那位维斯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躺在壕沟里，他们跟胡利克家大概合不来，因此在他们的两个窗子前筑了那么一道栅栏。我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不肯观看种满蔬菜和花卉的园子而要来看这么一道栅栏墙。仿佛给两个窗子钉上炉墙板。每逢假期，胡利克家的花园就成了哈利·叶林涅克的王国。在哈利面前我总有点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睑，因为每当他傍晚进城去，城里所有的女孩都不敢抬起眼睛来，她们只要看一眼正像一位国王一样迈步在街上的哈利，便都会神魂颠倒。胎利总是晒得跟一头漂亮的瑞士公牛一样，再加上他那一头打了发蜡的浅色鬈发，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隆隆的，脸上还总带点儿羞色…
后来我上大学了，爱上了伊辛卡·格奥吉娜，星期天我和她常常一块儿去划船。有一次我们正划着船，我划着桨，格奥吉娜打着阳伞坐在后面的位子上。当我们划近桥下肘，穿着一身龙骑兵制服的哈利从那边走过来…我忘了说蛤利已经入伍了。遇上哈利，这是我碰到的最倒楣的事儿。比如说他去胡利克家、到我们镇上来，穿着靴子和红色骑兵裤、钉着黄边的绿色短外套、走在散步广场上时，不光是我，而是所有大学生所有年轻人都嫉妒得不愿跟他说话…格奥吉娜一抬眼，桥上栏杆旁正趴着哈利。他抬起手来像美国电影里一样对着格奥吉娜喊了一声：‘哈哕！’我那格奥吉娜也举起她的手指，动了几下，愉快而带着几分敬意地喊着：‘哈哕！哈利！’我使劲一划，小船已钻到桥洞下…我已经站起来，我脸红了，不说话了，我在发抖，我已经病了。因为格奥吉娜已经闭上眼睛，陶醉在龙骑兵哈利的美好问候之中。这位龙骑兵刚才正趴在桥栏杆上，晒得油黑油黑的，他的浅色鬈发托着他那船形军帽…那一回，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理发店去剃了个光头，我感到极其不幸，因为在我的格奥吉娜眼里，最棒的老大、天字第一号的人是哈利·叶林涅克而不是我。后来便到了保护国时期，哈利和法菲克都从宁城销声匿迹了。有时我多么希望他们再来宁城度假啊，因为后来我也穿上了一套帅气的铁路火车站调度员制服，我还有件漂亮的外衣，有夏天穿的闪光衣料短上装，上面钉着金色纽扣和用金线绣的带翼轮子。我曾多么想让他们看见我呀！可是他们再也没来过宁城。后来我得知：哈利·叶林涅克学成并练成了飞行员，秘密去到英国，一年之后在运河上空被击毙。而法菲克·夏勒尔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到利本尼来找他的女朋友，他军队里的朋友们碰到他说：‘喂，法菲克，你曾经作为一名射击手跟我们在军队里呆过，我们要去保卫特洛伊大桥…’结果法菲克没去与女朋友约会，而和小伙子们走了。德国人从布洛夫卡用机枪扫射特浴伊大桥附近的游击队员时，打断了法菲克的背脊骨，害得他一年走不了路，后来被送到加拿大，那里的军医院把他的神经攒上了，两个月之后法菲克已能在医院的游泳池里游泳。后来社加拿大学成了工程师，结了婚，买了一架普莱埃尔牌钢琴。有一次他在宁城露了面，他腿瘸了，是跟他太太一起来的。我们对他谈起他的父亲怎么煮果子，谈到组装机器、发动蒸汽机的事儿，还谈起他和什多尔康如何逆水游泳…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到他爸爸如何在宁城广场的二楼上点着那微型蒸汽机，他听得激动不已。法菲克的太太是威尔士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即将实现的计划：因为法菲克在军队里是一位工程师’五十五岁便可以退休，他们希望回到英国威尔士去，法菲克太太在那里有所房子，准备把那普莱埃尔牌钢琴也带过去。”我丈夫讲述着，卡车走得很慢，但已狠狠地穿过了扎拉比平原。我丈夫这一番叙述使我平静下来。对我来说，他实际上是讲述了第一次在我房间墙上见到的伊尔卡。我的伊尔卡也是这样一个花哨人物，也是像法菲克和什多尔康这样的美男子。我丈夫肯定是为他自己而讲的，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把我的伊尔卡也列入到他朋友们的肖像册中。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他的什么朋友。过些时间再回过头来看，实际上这位法菲克是很棒的，就像什多尔康也是很棒的一样。那位哈利则像一位英雄牺牲在保卫英格兰的战斗中。我丈夫把一切的一切都押在写作这一宝上，想让自己在写作上也成为最棒的。大概我丈夫也被这写作吓蒙了，因为他早已是四十五岁的人，可老也成不了他该成为的人，而他的朋友们却如愿以偿。我在卡车亡说过了，只等我们把这个家安顿妥一点儿，就去给我丈夫买台打字机，我将努力让他别再去干那苦力活儿，只呆在家里写作、写作、再写作，一直到写出他的第一本小说、第一部手稿，虽然不出版，但是他和朋友们久久梦想的这么一部手稿，让他成为最捧．的，第一号的。后来我们便打起瞌睡来了。布热佳接着抽他的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等我抬起头来，揉揉眼睛，我丈夫倒在我的肩上睡着了。雨大概早已停了，我们的车开进了利本尼，停在路灯底下，早巳过了半夜。布热佳费劲地爬到卡车亡的家具堆上解开绳索，我丈夫绕着卡车跑一圈，将绳索从这边抛在那边。布热佳小心翼翼地将家具一件件搬下来，我丈夫首先走那块大镜子，将它靠在敞开的大／？上，等把走廊和院子里的灯一打开，只见我们房间里还亮着灯，耐心等在那里的贝比切克还在，他一整天都在用石灰粉刷我们的新房间，我和我丈夫决定用它来当厨房，卧具和帝国风格的五斗柜放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房里。我丈夫和贝比切克小心地将镜子搬了回家，靠在墙上，然后走回来爬上卡车去帮布热佳取家具，他又小心地将装着照片的内衣筐递给我，我先将它搬回家，然后往床底下一塞。接着我们搬椅子，跟贝比切克一块儿将小桌子、小玻璃柜和箱子统统不声不响地搬走了。布热佳不想再进屋去，他也不想睡，只想将车子开回宁城去，再饱吃一顿，煮杯咖啡，然后按习惯挨着他妻子躺下。贝比切克也习惯回家去睡，他告别说：“博士，明天你请客，上拉吉酒馆喝几杯，记在您的账上。”我丈夫后来忍不住笑着对我说：“你知道我跟着我弟弟爬上卡车时，偶然朝隔壁二楼上的第一扇窗户一瞧，看到一个爷们儿正躺在床上和他老婆亲热，后来…往下我就没注意看了。咱们也上来试一试，怎么样？其实人们叫是叫他哈利，哈利他本名叫瓦舍克·叶林涅克·瓦茨拉夫，可是全城人都叫他哈利，因为他长得像一个美国演员…知道不？”
一个星期之后，我丈夫和贝比切克布置出一个厨房和卧室来。我已经在期盼着：等到我们俩先到屋里，然后我丈夫关上门，用地毯挡在门前，门把手下再堵上一张大桌子；等到能从过道门走进那贝比切克将拱形屋顶刷得漂漂亮亮的新房间；等到贝比切克和我丈夫把那块几乎占了整个一面墙的镜子用螺丝钉固定到墙上，这块镜子能把两个窗子都照进去，院子里的一切，每一个不仅上我家来的，而且转个弯上台阶到外廊再进斯拉维切克家的人都能从镜子里映出来；等到我将新窗帘挂到我爸爸所想像的那个厨房里，到这个时候，我呆在家里，可真称得上年轻的太太了。如今在厨房里的那盏可上卜拉动的赛采赛风格的吊灯下面是一张亮堂堂的桌子，上面通常摆一瓶花，我丈夫喜欢花。我从来不善于把花插到花瓶里去，我也从来不知道去花店里买花，我从来对摆静物一窍不通，因为自从他们把我从我们的别墅带走、从我被关起来、被押到砖厂去劳动的时候起，我就停止了对一切美好东西的兴趣。那时我一切都得靠自己安排，是我的爸爸、如今则由我的丈夫来将我从沮丧消沉中唤醒过来。我丈夫他懂得将常青藤挂到窗子上，将鲜花和仙客来挂到摆在两窗之间的镜子上，我丈夫自从我们从别什江尼搬来这些家具之后，似乎有些改变，主要是他感到十分自如，因为他能同时生上两个炉子，我随便什么时候回来，到处都暖暖和和的。我丈夫还从旧货店买了一个名牌炉子，用它们来生火。茨冈人常给他送几桶煤球来。晚上他总是用报纸包上四个煤球，轻轻将它们塞到炉膛里。这些煤球到第二天早上才熄了明火，开始冒烟，然后只需打开炉门添些柴火，煤灶里的火便又烧得噼啪直响，十分欢快。在厨房里有个新砌好的炉灶，我们已把原来那个铁炉子搬到院子里去了。我丈夫只买了两枝文竹和常青藤，用它们来装饰摆在板棚窗前的炉子。外面的爬山虎藤的枝叶，越过沃拉吉米尔住在这儿时给我丈夫做出来的真像面具，从板棚顶上耷拉下来。尤其到傍晚时分，厨房里显得格外美。桌子上方的灯光由一盏碎花灯罩罩着，仿佛灯泡外面披了一块德国民族服装上的围裙，活像透明的女短衫，拱形天花板为米黄色，台桌雪白耀眼。我喜欢这么坐着，瞧着我放在白台布上的那双手，旁边，总是摆一个插着仙客来的便宜花瓶，再旁边便是一盆文竹。我丈夫真是碰什么什么坏，什么都被他那粗糙而僵硬的手指弄得脏兮兮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丈夫对哪儿该摆花、哪儿该摆桌子椅子这一点都有着女人特有的审美观。主要是他喜爱小花，只是些非常小巧玲珑的花，喜欢将它插在芥末瓶里或者那前辈们用来喝黑麦烧酒的玻璃杯里。如今我喜欢傍晚呆在家里，盼着黄昏的降临，有时我甚至都有些等不及地打开我那有着像民族服装围裙上的花纹图案灯罩的灯，然后喜欢从新开的门走进房间里去。我每次都要照一下镜子，那里面把什么都照进去了。
我从镜子里看到我们的房间有多么地美。房角落里的炉子生着火。而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我丈夫和贝比切克·斯瓦特克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酗酒了，已经只喝一罐啤酒，不再一瓶一瓶地喝那么多。他们两人都为我们的漂亮房间而感到高兴，我丈夫还为如何布置了我们的卧室而感到骄傲。我不得不去买几十米印花装饰布来，我丈夫和贝比切克在我们原来那间房子里量布，老在悄悄地说些什么，又是量又是算的，然后拿着这块印花布到对门巴尔达克的缝纫铺里，花一天工夫给我们做了一块大帘子，然后我丈夫和贝比切克又将那一罐啤酒喝光，面带微笑，跟我一块儿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在明亮的灯光下，我丈夫将一个个小环儿缝到帘子上。
有一次我下班回来，我丈夫和贝比切克坐在那里，两人都笑容可掬，给我倒一杯烧酒，然后我丈夫走进我们那间房子里，等到他一打开灯，打开桌上那盏罩着米黄大灯罩的大灯，我便看到紧挨着房门的两米高处拉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着那块大帘子的铁环，如今这帘子挂在那里正好遮住了一面墙。紧挨着这帘子摆着我们从刹什江尼搬来的那张长沙发，沙发前面是那张蓝面圆桌子。我丈夫把帘子一拉，我便看见房角落里的炉子正在熊熊燃烧，与帘子相垂直摆着我那身体魁梧的爸爸曾经常睡的另一个长沙发。
这个沙发上铺着被子，挡在帘子后面。实际上我丈夫和贝比切克把一个房间分成了两间。现在我丈夫将帘子整个地拉开到墙角。我看见了，我们将头碰头地睡觉…然后贝比切克朝我一鞠躬，表示他还要赶到瓦尼什达的酒馆去喝掉由博士付钱的三杯酒。我开始铺床，两床被子的确呈直角碰在一起，两张沙发的确也呈直角头碰头拼在一起，我愉快地微笑。这个晚上，以后的每一天，我和我丈夫都头挨着头地躺着，我们的手在互相触摸，互相听得见对方的呼吸。为了与我丈夫配合协调，我晚上也喝一点儿啤酒，这么一来我们两人都有啤酒气味了，从此我再也不会因闻到我丈夫的啤酒味儿而把脸转开去。从我们搬来这家具的时候起，直到如今，当我丈夫将卧室安顿得这么乖巧，让我能经常遇上我丈夫在拉开的帘子后面的小窝里睡觉。
因为我丈夫不喜欢像普通人一样在那么个时间睡，他喜欢一下班回来便立即躺到他的床上去，尽管外面还有太阳，我丈夫都乐意钻到帘子后面蒙上被子美美地睡上个把钟头这都是焦街那活儿把他给累的。但是他只要一睡醒，便精神抖擞，提着兜子出门去买他琢磨中的物品。他总是用指头捏着提兜，走过赫拉夫尼大街，走进他的一个个小酒馆、小饭店，这时往往我还没下班。要是赶上我有空，这时间我总也看不够我这新居室。我丈夫深爱着这两个炉子，他不断地往里边添柴，往那名牌炉子里塞那茨冈人送来的破柜子木头。有时往里面添些装饰颜料的木桶薄片，这些木片我丈夫堆了一满棚子，因为隔壁的建筑工地上原先是一些颜料油漆商店，自从国有化后，那里留下了成百上千的空颜料桶，我丈夫有钥匙，用邻居茨冈人家的小孩车将这些破了的颜料桶推了来当柴烧。这些橡木薄片在炉子里烧得呼呼直响。每当他把这些薄木片塞进炉膛，先是那些颜料冒烟，然后炉子里像土炮爆炸般地噼啪一声响，接着那些木片便会烧得很旺，过不多久炉膛上的那些滑石便烧红了。
我丈夫经常只往里面添这些颜料桶木板，他不时地跑到院子里去，沿着台阶跑到下面查看我们烟囱里的浓烟如何直上青天。我们的烟囱抽风极棒，因为它曾经是铸造车间。我丈夫常为这烟囱而感到兴奋、感到骄傲。天黑之前谁来我们家串门，我丈夫都要给他们讲述一通我们的了不起的烟囱。为了让大家欣赏这烟囱的抽风力，他竟然牵着他们的手，领他们跑到院子里去参观那强力的抽风。要是没有风，那冒出来的烟，就像我丈夫说的，跟白桦树干一样挺拔地直冲云霄。我也从我丈夫那里接受了那种对我们住宅的赞赏。如今我们这里多么美！黄昏时当所有的灯都已打开，我便走到院子的黝黑中去观看我们亮着灯的窗户。我左看右看，很兴奋，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那悬挂在我们窗子里的那盆常青藤有多美，它往上长得好好的悠然往下蹿，到了我丈夫安在两个窗子间的镜子那儿又婀娜地往上弯去；我望着望着，不禁拨开窗帘，假设我是别人，而不是我，想在这里住下来。我解开窗帘中间的大丝结，维也纳的窗帘就是这样用两根丝带拦腰系在中间，将窗帘分成两段，松松地系着垂向地面。有时我在院子里瞅着瞅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让窗帘全垂下来，只微微拉开一点儿，谁要是朝这儿瞧一瞧，可能就想看看里面在干什么，我希望能够看见我自己。我刚一闪过我那半明半暗的厨房，便映进这长镜子里，这块遮住了一面墙、明亮得像一幅包括我在内的水彩画的长镜里。我为我的这住宅兴奋得打开被外面帘子所遮掩着的所有的灯，一直走到巷子里的煤油路灯下，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忘掉是呆在什么地方，竭力假设我从没来过这所房子，假设我只是来找某人的外人。
我像一个陌生人走进过道，走过贝朗诺娃太太的窗子下面，然后上台阶，便被这间亮堂堂的房子吸引住了，于是我停下步，仿佛第一次走进这个小院里。我从这个窗子看到那个窗子，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整个这套房子看，我赞叹这爬山虎藤延伸得如此之美，它如何从粗大的干上长出来横过小院，如今耷拉着那些柔弱的枝干和藤，它的许多许多串卷须和小籽儿在小院的洗衣房门口组成一张帷幕。透过它可以看到亮着两大两小而又高的窗子，里面便是那宁静而亲切的卧室…我说过我在这里仿佛是第广次。“住在这里一定很舒适，大概是谁住在这里呢？”此时此刻，我好像曾在梦中，突然醒来，我在过着一种新生活，所有过去的一切都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觉得我可以彻底剪断我和伊尔卡相爱的过去的时刻来到了1于是趁着只有我一人在家的时候，便将那只装着照片的内衣筐子拽出来，这只是伊尔卡和我贴在硬纸框里的小照片。炉膛里火在熊熊燃烧。我又一次察看了伊尔卡的眼睛和他的脸，我将心爱的这张脸扔进了炉子里。我望着那火焰先是慢慢地然后又飞快地将它吞吃掉。我将这些照片从框里取出来，等我将这脸这眼睛看够了之后，不得不将这些照片折一下，以便于塞进炉门。借着正如我丈夫所炫耀的烟囱的巨大抽风，这炉火在饿狼似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吞吃这块肉。仿佛烧的是一张张用易燃液浸透的纸，仿佛这些照片蘸了煤油和汽油，这火便狼吞虎咽地将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我曾经以为能够善终、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光吞吃掉了。最后我从内衣筐里掏出伊尔卡的一张椭圆肖像，上面只有他的一张脸，当我将它的背面翻过来一看，发现那背面上贴着我的一张小照片，那时候我傻乎乎地以为我们的生活将和这两张贴在一起的照片一样结合在一起。
伊尔卡在这张照片里的眼睛完全是另样的，跟在我面前、在其他人面前表现的完全不一样。霎那间，我想起伊尔卡跟我在一起庆祝圣诞节也跟别人的不一样。圣诞之夜他总是在家里慢悠悠地装点着小圣诞树，从来不往这棵小树上挂糖人儿，也不装饰闪光的星星，可总得是棵松树，他对我说：捷克圣诞节总是有松树。伊尔卡虽不往圣诞树上挂小玩意儿，却往树枝上挂些小红苹果和一般的、用白线捆着的小姜糖饼。这样的圣诞节，在伊尔卡点燃的火光下显得有些凄凉和严肃，我只能一个劲儿地炸鱼，我们将这鱼连同普通的摩拉维亚生菜一起闷不吭声地吃了。伊尔卡然后打开《圣经》，每年的圣诞节都给我读这《圣经》里卢卡什圣人，这罗马帝国最强大的一位君王开头的一段话，这位奥古斯都号召他的帝国子民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去参加人口统计。就像约瑟夫也必须同怀孕的妻子玛丽亚回到伯利恒去一样，这玛利亚在马厩里生下一婴孩…等等，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两个圣诞节里，伊尔卡都显得很严肃，只喝』一点点葡萄酒，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照这块镜子，望着自己的那神情仿佛从来没看见过自己。他对我说，实际上在《圣经》里哪儿也没有谈到过圣诞节，也没谈到过圣诞日，人们用大吃大喝、挂小玩意儿和假装欢乐来庆祝耶稣诞生，那简直是发疯！瞧那些救护车从半夜开始运送病号，大夫们匆匆忙忙赶来打针，就因为耶稣诞生了，人们才这样把肚子撑坏，结果肝肾肿大。炉子里的火正熊熊燃烧，我在犹豫，没有勇气把背面上贴着我的小照片的伊尔卡最后一张照片扔进炉子里，于是就这么呆呆地坐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的小凳子上。熊熊的炉火求我将这张用阿拉伯胶贴在一起的照片扔进去，这两张用剪刀剪成椭圆形的照片小得可以把它们藏在小手提包里，握在手心里。我关上了炉灶门，将这两张照片藏起来。
让我的丈夫吃醋去吧！要是让我丈夫在这儿碰上，他反正要吃伊尔卡的醋的，我知道。但即使这些框子和玻璃被封起来看不见里面的照片了，任何时候，只要我和丈夫一见到它，便知道那些照片仍然在那里，实际上等于我没有烧掉它们，恰恰相反，比如说我把它们扔进了火里，这些照片会更深地埋在我的心坎里。直到如今，当我望着那炉火在烧着伊尔卡和我之时，直到这一瞬间，我仿佛仍然看到伊尔卡站在圣诞树旁，那么严肃，像每次过除夕一样他总是一脸严肃，不同他的乐队去演出，而坐在家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久久地瞧着镜子里的自己，拿起吉他，演奏一支西班牙浪漫曲，用吉他弹出那忧伤的西班牙歌曲，吃着抹了黄油的面包，只喝一点儿葡萄酒，默默不语，又走来走去，忧伤地望着我，叹着气。
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实际上我那白马王子，我那伊尔卡，当他这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和我时，他是在总结他这一年，在对镜子里的另一个我吐露心声、作忏悔，琢磨着在新的一年的的确确要重新开始。如今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他那张背面上贴着我的小照片的那个模样。我也直到现在才想到，伊尔卡这张小照片并不是我们相识之后照的，这张照片是在他上音乐学院的时候照的，这是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决心要当个最棒的吉他乐手的时候照的。我从筐子底下掏出这张背面贴着我的小照片的伊尔卡的照片，我望着望着，终于想到我这张照片还是我在家里、过着幸福生活时候照的，那时我们住在一所漂亮的小洋楼里，家里有帕卡德牌轿车，有两个女仆，我还有位家庭教师。那张照片是我十六岁时照的。实际上我当时将我们俩的照片合在一起，只因为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当时一心只想着要当个像拉·杨娜那样的舞蹈家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