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自己问自己，一摸额头便回想起来了“那是在林哈特酒家，然后是铁路王酒家，再后是卡莱思都酒家，不是科学院旁边的那一家，而是正对着码头的滨江道上的那一家，然后是铁铺酒家，再往下是波多里酒家，还有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丈夫在绞尽脑汁、摸着脑门子说“喏，它旁边就是铁货铺…对，叫啤酒厂酒家，当然还有马利扬图画酒家，在马利奇卡对面，而在这家酒店对面则是巴索夫斯克酒家，是在哈夫利切克广场上。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家拉·巴罗马小酒店。常去那里的有…”“我知道，”我打断了我丈夫的话“我已经听说过拉·巴罗马小酒店了。士兵们常到那里去玩妞儿。”
我说过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便开心地笑了，笑声大得使高层人士常去的热尼什基酒家的所有顾客都朝我看。有人从外面打开门，接着他用手撩了好半天那红色帷幕，可总也撩不起来，他只好作罢。有人从街上往这玻璃门上猛击了一拳，门前挂着的就是这块靠人手才能撩开的红丝绒帷幕…我在照着图样纸绣画。而我丈夫却视我那些图画如眼中钉肉中刺。我可是最喜欢照着样子用彩线绣这些图画了。他的朋友们来我们家时，所有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都抱着极大的反感看待我这活儿，还带着同情的目光瞧着我丈夫。我把我那些尚未绣完的画图纸摆到他们面前，请他们出出主意，请他们帮我挑选彩色绣花线，可是这些未来的世界冠军们却耸耸肩膀，坐得离我远远的，继续讨论当前被诺维·乔克和巴黎所震撼的艺术，谈论抽象的表现主义，谈论粗犷派艺术、抒情的抽象，谈论加缪、萨特，谈论爵士乐演奏家、桑德堡、弗林格蒂和凯鲁亚克，还谈到老庞德的病…
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挑选彩色线准备照着样子绣一幅布拉格宫。我丈夫的朋友走到我背后瞧看，而我故意装得非常欣喜且精力集中的样子，把紧绷在绣花框子上的麻布取出来。那上面已经绣了蓝色的布拉格宫轮廓…朋友们在周围嚷嚷着：“跟毕加索比怎么样？像达里的？要不像劳申伯格的？”我仍在挑选彩线，从已显图样上的颜色来配色，将线穿进针鼻眼里，画面慢慢地、但肯定在一步步显现出来。我已学会从边上往中间绣，当画面东一下西一下颠三倒四地逐渐显现时，我觉得最有意思了；当这彩色画面还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时，我觉得它非常美…
我丈夫跟他的朋友们在继续进行着他们那机敏的讨论，这都是他们从一些专题论文里看来的材料。我丈夫以为这样就能制服我、贬低我。当我拿我的绣花图案装腔作势地给这些未来的顶尖人物、这些冠军们看时，他们在我的画旁走来走去，根本没有察觉到我在蔑视他们，还一个劲儿地拿我取乐，出主意说应该把我的画剪成碎块儿来做拼画；说我该往这幅画上钉上一颗钉子拿来挂破闹钟；还说要在我这幅尚未绣完的画上挂一块怀表的表盘…我把已经绣成的吕内堡的帚石南丛拿来给他们看，他们大家都捂着眼睛或堵着耳朵、跺着脚，大演其戏，说看了这幅画心里不好受，可能得挨个儿从窗口跳出去，说我们要是住在四楼上…我摇着头、弹了弹太阳穴，按摩了一下眼眶，以便看清这些小丑。我就用这些画来报复我丈夫这些从来不让我对他们的讨论插一句嘴的朋友。
当我想对他们的讨论说点什么时，我丈夫甚至在我头上一挥手，大家随即打断我结结巴巴说出的几个字，禁止我发言，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够格参加他们的讨论，其实他们争论的时候，谁也不听别人在说些什么，只等着让自己的观点，仅仅是仅仅是自己的观点占据这个讨论，以捍卫自己的自卑，我却清楚地看到自己一点儿也不比所有我们的这些客人差。我故意把我那张刚开始绣的画放在两个窗子之间那块上面耷拉着常青藤枝子的卧式镜子上，让它再映照出来一份。我用两个拳头做成两个观察孔欣赏着我的这作品，还后退几步，为我这双巧手感到自负，感到自我得意，因为只有我还正正经经干了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而我丈夫的这些朋友们，仅仅仅仅掏出他们的针织运动衫，只等着他们的时运一到，便都成为第一号种子…别的时候，我也把《金色布拉格》一书拿来给他们这帮人看，这是我丈夫给我从焦街废纸回收站带回来的。我浏览着书上的插图，为了给他们添点乱，我像打开弥撒书一样翻开这本书，将它塞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可我丈夫看我的那神气就像我压根儿不在这儿，就像我是透明无色的。我可不买他们的账，偏把《金色布拉格》摊开放在桌上，大声读起波赫达·卡明茨基的诗来。大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听我读一会儿，有两人跑了出去，两人同时钻进院子里那个敞着门的厕所，同时装作在呕吐；其他人对我丈夫表示同情、慰问，我却坚持把卡明茨基的诗读完了…
当我把我结婚时的照片寄到德国我妈妈那里时，我妈妈回信开玩笑说她很高兴我嫁了一个俄国佬。她说从照片上看，我丈夫根据他那高颧骨该是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人。她说对了，因为我丈夫自己也说他和他的前辈们都有一副高颧骨，说这些摩拉维亚人反正有一半是类似阿瓦尔人、鞑靼人和马扎尔人的人种。我注意到，连我丈夫的表妹米拉达也有着一副高颧骨、歪脸盘和短下颚。米拉达常常拿着一本大相册，像翻弥撒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仅将她的父母而且将她的兄弟姐妹指给我看，整个一群人都是一副目光严肃的、旧奥地利乡下人的模样，连我丈夫也弄不清谁是谁。他跟我说，他只能根据高颧骨来认出他的亲戚，因为他的那些七姑子八舅子肯定有上百人，于是我丈夫只得放弃向我介绍谁叫什么名字，谁的命运如何的念头。只有米拉达给我介绍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法将名字与面相联系起来。我只知道一点：这些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庄严得跟皇后和国王们一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生活在旧奥地利一点儿也不轻松，从这些人身上仅能看出辛勤劳动的痕迹，仅仅能看到握得紧紧的累坏的手，所有男人都显得过早地衰老，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有白内障，而且两只眼一高一低，似乎总在瞅着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些男人看什么东西时就像瞧着那永恒，连那些女人也大概如此，手里抽搐地捏着祈祷书，仿佛那天主教的歌本上的圣母歌流进了她们的灵魂和眼睛里。
当我们坐在宁城家里，外面下雨出不去时，我丈夫也拿出一本红丝绒加金粉点封面、跟米拉达那本几乎一样的相册。我婆婆像米拉达一样努力将各个家庭成员以及那些亲戚们的相片和名字联系起来告诉我，她这么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但那些名字一过就忘，那些彼此近似的相貌也记不住。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使劲将这些脸、身材与名字联系起来，从十岁左右就努力记。他还特别喜欢翻阅这本外婆摆在两个窗子中间桌子上的相册。当外婆在啤酒厂仙逝，当圣母玛利亚在啤酒厂上空弯下身来将外婆拽进天堂时，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便上百次地翻着这本相册，可只能记住外婆和外公的脸，还有米拉达的几个亲戚。我只知道，旧世界对我丈夫来说是个可怕的东西，他说他只要回想一下旧奥地利时期这些男人的目光，恐怕就得从窗口跳楼或去卧轨，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有它的规矩、有它的苦难，也有它的欢乐和意义。他指着相片向我介绍说，米拉达的父亲曾经是纺织厂的一位先进工人，跟她母亲一样，也跟我丈夫的外公外婆一样，都是上班的普通老百姓。当布尔诺的第一批鹅仔上市，他们总要在星期天烤上一只小鹅。在犹太人开的纺织厂的工人，星期六从来不干活，因为他们在星期五就已干了个通宵，以便星期六能分道而；去，有的回家，我那些远亲便到乡下去看望他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在米拉达这儿回顾了那时候人们一周的菜谱：比如说，吃熏肉时总要配上黄瓜；吃小扁豆和豌豆也少不了黄瓜，星期五通常是带馅儿的小甜面包配鸡蛋面糊黄蒿籽汤；星期日吃猪肉必得配上圆白菜；吃卷心菜则配上熟牛肉，晚饭是面包抹黄油夹干酪，奥洛莫乌茨的干酪，一罐啤酒，面包加细香葱、奶澄、灌肠和洋葱片，用半公斤牛肉熬成的汤。这种汤今天已吃不着了，因为没有从前那种肉了，就像我们再也吃不到炖牛排骨一样，还冒出一粒粒的牛油，黄澄澄的。今天烤猪肉时也不像过去那样满屋香喷喷的，还透过窗户散发到街上。
…我丈夫喜欢回忆，但不是回忆胡德茨姨父如何如何是兹布罗夫卡的出色工人，而是讲他如何如何喜欢他的朋友，星期六总跟他们一块儿呆在小酒馆。胡德茨姨父离了他们简直就不行，因为他合群、喜欢喝啤酒，也喜欢唱歌，整个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早上都坐在那儿喝啤酒聊天。我丈夫跟他这位胡德茨姨父司说是一体化了。他爱回忆，每个月都讲述着同样的东西，总也讲不完一个故事：即他姨妈和她妹妹如何穿着节日盛装，拿着祈祷书冒雨到胡桃林教堂去，正当她们和其他人快到教堂时，胡德茨和他的朋友们从小酒馆里走出来，他醉得不亦乐乎，可是当他一看到他老婆穿的衣服有点像古代匈牙利骑兵穿的紧身短外套，下巴底下系块丝巾；当他看到这些上教堂的人那副幸灾乐祸看笑话的样子，让他难受得扑通一下跪到雨水泥巴里，跪在他老婆和小姨子以及一个小男孩面前，摊开双手喊道：“孩子他妈，饶恕我吧尸可是姨妈继续往前走，拿着她的祈祷书，没理睬他。这时胡德茨姨父朝天摊开双手跪在泥水里哭着…好，好得很！我继续绣东西，绣我的吕内堡帚石南丛；我做得好，把我的布拉格宫图绣完了，我做得不错，在我丈夫这帮人面前读了《金色布拉格》上的诗，因为我丈夫这些朋友不仅开始躲避我，而且不再经常上我家来。碰上我在家时，他们只让我转达一下问候，找出各种各样理由尽快离开。下午，为保险起见，我拿起那绣花绷子和装着彩色线的筐子，跟莉莎坐在外廊上，从那里越过院子能看到我们那敞着门、窗的房间。因为我丈夫连夜里也不闩门，这就是他的所谓“让门户开放”我开始绣一幅名叫《祈祷》的新画。莉莎织她的彩色毛线手套，她在继续着她那没完没了的独白，她总也不能、也不想明白德国人打了败仗这一事实。最近这个月她总在说都是希特勒的错，不是指他在煤气室里熏死了六百万犹太人，说什么这一切都是对的，但说希特勒错在跟苏联交战上，说他在战胜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只该注意他所取得的胜利，巩固它保持住它，以便在他归天之日能被宣布为祖国之父，说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它唤起了整个欧洲所有日耳曼人。只因为希特勒跟苏联人交了战，才引来了对德国人可怕的报复。
…我挑了些蓝色绒线，照着样子绣到绷在框子上的帆布上。突然听得走廊上有脚步声，根据这脚步声可以听出是沃拉吉米尔。他走起路来跟我丈夫一样，我丈夫从来不是一步一步上台阶走到我们院子里，而是一迈三步那么走。果然是沃拉吉米尔，他那大高个子，他那一头浅色鬈发正朝我家奔来。后来我又听见他喊：“博士，您在家吗？”我放下活儿，从外廊窗口探出身子说：“不在家，沃拉吉米尔，他到科希什去了。”沃拉吉米尔抬着头走到外廊跟前，然后站在外廊窗口那儿问道：“年轻的太太，您的夫君何时回来？”我叹了一口气说：“我可不知道。邻居家的母猫在闹春，他便拿个兜子装着它找公猫去了，还一直要到科希什。”沃拉吉米尔吓了一跳“什么？”我说：“对呀，他给马尼亚斯先生家的母猫配种去了！”沃拉吉米尔挥一下手，一只手弯着顶在墙上，将提包放在膝盖上，再把一个白纸本搁在提包上，扶了扶眼镜，写起来，并大着嗓门儿地把他写的内容说给我听：“亲爱的博士：我又开始做我的行动版画了。科拉什先生告诉我，卢齐艾·丰塔纳怎样把一块涂了油彩的布一剪开，然后啥也投干就在上面签了个名。我如今也要把我的模板弄破、砸个洞…
我创作的新纪元即将出现。如今我全身心地知道我那些小玩意儿是被动消极的，只能算是一种拼凑，只能给精神病患者当做一种精神疗法玩玩。可是如今我在清扫我身后的作品。今后我的版画将具有新的规律。一切都不用拼凑，我要像卢齐艾·丰塔纳剪开画布一样砸坏我的铜模。如今我要在街上开始新的行动，让人们大开眼界，他们要是不想看见，我就强行掰开他们的眼睛，哈哈哈哈…”沃拉吉米尔念完了。我居高临下俯视他那卵形的漂亮脑袋。沃拉吉米尔随后也出神地瞅着我。我连忙将我刚刚开始的《祈祷》图给沃拉吉米尔看，我说：“同样，沃拉吉米尔先生，如今我也要省去些颜色，破坏一些形状，留出一些空白…这样我的画面就像塞尚的一样透气。我丈夫是这么给我出主意的。”沃拉吉米尔跳到矮墙上，将手一直伸到二楼把他那张写好的字条递给我，我探出身子接下他的信。
沃拉吉米尔跳下矮墙喊道：“年轻的太太，请您转告博士，我又到街上去了！您转告他，让他只管继续等待下去，直到有人承认他。让他继续领着马尼亚斯先生的母猫到科希什去找公猫吧I请您转告他，让他去买块小地毯和一个书架来装修好他的住宅！让他继续去谈论凡高和蒙克吧！去谈论他的遭诅咒的诗人吧！可您也转告他，我在科斯特尼茨克广场的那间地下画室，已经给了我一位没有地方安身的朋友住，我又回到街上去了。我将在我们厂子里继续做我的行动版画。请您转告他，我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画室，我把我的小画片儿塞在床底下，即小阁楼的小斗室里…我说，年轻的太太，您说的要破坏这些用彩线绣的画面结构，这使我感到惊讶，年轻的太太，说不定您将来会比您丈夫更有出息。”沃拉吉米尔微微一笑，一抬手掌，嘟哝一句什么，仿佛像我曾经见过的，他的牙又在疼，嘴唇又在肿胀着，现在他的脑袋沿着台阶渐渐消失，后来完全看不见了。我只听见他走过走廊的脚步声，随后狠狠的一下抨门声。莉莎已经等不及我再坐下来干活，可我却在读沃拉吉米尔给我丈夫的信我发现他的字比他的版画更像他本人。甚至那“哈哈哈哈…”也写得活灵活现，像沃拉吉米尔嘴里喊出来莉莎已经等不急，想继续进行关于希特勒的那段独白，说希特勒如果不跟苏联交战，如果现在死去，那会死得光彩耀目，像祖国之父一样。可结果呢，帝国的土兵勇敢又管什么用？德国人几乎打赢了所有的仗又有什么．用，帝国公民的牺牲与忍耐又管什么用？结果一败涂地输掉了整个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