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寄给马国馨后，他很快给我来信，称"首先翻阅你自己画的插图，看来中学时的爱好到这时候有了发挥的机会，我看你那些黑白线条既有丰子恺先生的韵味，也有毕加索的劲头，不知所言确否？"
"中学时的爱好"，这淡淡的六个字，引出我许多的回忆。我和马国馨在北京65中三年同窗，那所学校在当时算得相当独特——它只有高中而无初中，校舍是一座工字楼，顶楼上是两处漂亮的空间，一处是铺有高级木地板的体育馆，面积约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一处是设有阔大阅览室的图书馆，里厢的书库藏书量相当可观。我和马国馨有着共同的爱好，正如他在上述来信中所说："想想当年时分，虽然外面政治运动不断，但在高中三年里，还是有许多逍遥自在之处，如到中苏友协去听报告、看电影，东安市场书摊上站着把古典小说都读遍，校尉营中央美院展馆几乎逢展必到，以及记得你和师洁琦参加图书馆小组，在帮助整理图书过程里看了不少书…"
是的，那时候学校开设了多种课外活动小组，不记得马国馨报名参加的是什么小组，他看古典小说居然要跑到东安市场的书摊前头立读。我们参加了图书馆小组的，看书可比他方便多了。他提到另一位同窗师洁琦，是一位女生，我们那个时代的北京中学，大多数是男、女分别设校的，像65中那样男女同校同班甚至同桌的学校是罕见的。师洁琦和我都喜爱文学，一起报名参加图书馆小组，为的就是多读些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候出版界的出书种类和速度都远比现在少、慢，拿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状况来说，一个爱好者是完全可以出一种读一种，全盘吸收的。
图书馆小组的成员，参与新购图书的登记、贴签、上架，同时有优先借阅的便利。记得有次来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翻译小说，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完成上架程序后，师洁琦和我都想先睹为快，别的组员也不跟我们争，因为他们连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也没读过呢。我和师洁琦正争着借那新书，旁边响起了一个蔼然的声音："先让师洁琦看吧，她有塑料护书膜。"说话的是图书馆的靳老师，我们图书馆小组的辅导员。那个时代塑料制品算是非常先进稀罕的东西，师洁琦不知怎么有那样的物件，我嫉妒，但也无可奈何。
靳老师让师洁琦先看那书，实际上是向全体图书馆小组组员进行爱书的教育，但他的这种教诲从不是端架子的、讲大道理的、罗嗦絮叨的。四十六七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颀长的身材，皮肤黝黑，薄薄的嘴唇，修长的手指，脸上总浮着淡淡的微笑。他的整个做派透着两个字：安详。
有一天他见我和师洁琦又争着抢先借阅一本很厚的新书，就走过来，笑吟吟地问："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大厚本呢？"我和师洁琦一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心里只是觉得，大厚本里才有大学问呀！靳老师就从书架上取下两册薄薄的小书，分别递到我们手里，建议说："读吧，如果喜欢，无妨背诵几段，很润心的。"递到我手里的是印度泰戈尔的《新月集》，给师洁琦的则是同一文豪的《吉檀迦利》。
那《新月集》是郑振铎译的，连同他的短序，全书只有39000字、64个页码。当晚灯下就读了一遍，只觉得满眼满口满心全溢出田园花草的芳菲，灵魂里汲入了若干莫可名状的感动、难以言说的感悟。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周之内，竟温习了许多遍，并且完全不用费力，就可以背诵出若干句子，比如："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夜深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的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后来师洁琦告诉我，《吉檀迦利》仿佛用栀子花熏了她的心。
真的非常感激靳老师。也是他，知道我还喜欢画画，就找出丰子恺的人生漫画给我看。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抵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但因为定居巴黎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政治上左倾，一度还加入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阵营主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绘制了和平鸽会徽，因此，他的一些抽象画也能在我国得到印行，靳老师也找出来让我观摩。马国馨只知我受到丰子恺、毕加索的画风影响，却不清楚这里面还有靳老师的一份恩惠。
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里说，他是在"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中初读泰戈尔的这些散文诗的，我不想夸大当年65中靳老师对我的启迪，比如硬说他给予了我华灯与火炬，但靳老师所给予我的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闪动在我心头吗？那时的靳老师大约已经有40来岁，现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想问一声：您在哪里？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正在给您朗诵："当雨雷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的跳着舞…"
[注：所引郑振铎译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时还没有将"的"、"地"、"得"严格分开使用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