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一次重生。老师的表姐名叫内拉·因卡尔多，她住在巴拉诺。我坐汽车到了那个村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她家。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人，很胖，也很开朗，爱聊天。她一直没有结婚，她把房间租给那些来度假的人，给自己留了一个小房间还有厨房。我要睡在厨房里，晚上睡觉时，我要搭床铺，早上再把床铺拆开（桌子、架子，还有床垫）。我发现自己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任务：需要在早上六点半起床，给她和那些客人准备早餐——我抵达时，她家住着一对英国夫妇，还有两个孩子——我还要收拾碟子、杯子，摆好吃晚饭的餐桌，在睡前把碗洗了。其他时间我都是自由的，可以面朝大海待在天台上读书，或者走一段很陡的下坡，走到一段又长又宽、深色的沙滩——当地人叫它玛隆蒂海滩。
刚开始，因为我母亲给我灌输了那么多恐惧，加上我对自己身体的排斥，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穿着衣服待在天台上。我每天给莉拉写一封信，信里充满了问题、风趣话，还有对这个岛屿的描述，充满了激动的感叹。有一天早上，内拉和我开玩笑说：“你干什么呀？你要穿上泳衣啊。”当我穿上泳衣，她又笑了起来，觉得那个样式太老旧了。她给我缝了一件她觉得很时髦的泳衣：胸口低一些，屁股那里紧一些，蓝色的。我试穿了一下，她非常激动，说我该下海了，不应该老待在天台上。
第二天，我放下所有恐惧和怀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本书，向玛隆蒂海滩走去。我觉得那段路很长，我没有遇到任何上下坡的人。海滩好像无边无际，空荡荡的，沙粒很大，每走一步都吱吱作响。大海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气息，还有干巴巴、单调的响声。
眼前是宽阔的水域，我站着看了很久，后来有些不知所措地坐在毛巾上。最后我站了起来，把脚打湿了。我居住在像那不勒斯那样的城市，怎么可能从来都没想过下海游一次泳呢？但事实的确如此。
我很小心地向前走，让水漫过我的脚踝，还有大腿，最后我一脚没有踩稳，跌倒在水里。我满怀恐惧地挣扎了一下，喝了几口海水，又回到了海面，呼吸到空气。我发现，我很自然地摆动手脚，浮了起来，因此我是会游泳的。我母亲真的在我还小时就把我带到了海边，在她做沙浴时，我学会了游泳。我好像忽然间看到了她，她那时候年轻一些，没那么难看，她坐在沙滩上，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得黝黑，她身上穿着一条带花的白色小裙子，那条好腿被裙子盖着，一直到膝盖，那条有毛病的腿被埋在滚烫的沙子下面。
海水和阳光很快消除了我脸上青春痘的痕迹。我晒得浑身通红，也变黑了。我等着莉拉给我回信，我们已经说好了通信，但她一直没有回信。我和住在内拉家的英国人练习英语，他们发现我想学英语就和我聊了起来，他们非常友好，我进步很快。内拉一直都很愉快，她鼓励我，我开始给她当翻译。她对我说了很多好话，给我做分量很足的饭菜，她做饭棒极了。她说，我来的时候是个柴火妞，多亏了她的照顾，我现在漂亮极了。
总之，在七月的那十几天里，我的感觉从来没那么好过。我体会到后来在我的生命里多次出现的感觉：新事物带来的欣喜。一切都让我很欢喜：早上很早起床，准备早餐，摆好桌子，在巴拉诺镇上散步，上坡下坡，去玛隆蒂海滩，回来躺在太阳底下看书，在水里游泳，又回来读书。我丝毫不想我父亲、弟弟妹妹，还有母亲，以及那个城区的街道和小公园。我只想念莉拉，但她不回我的信。我很担心我不在时有些事会发生在她身上，无论好坏。这是一种比较久远的担忧，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怖：我担心错过她生命的一些片段，失去她的关注，以及我在她生命中的位置。所以，她没写回信给我，这让我非常担忧。
在信中，我很努力地说了伊斯基亚的美妙，我的滔滔不绝和她的沉默，让我觉得我的生活虽然精彩，但什么事也没发生，让我有那么多时间来给她写信，她的生活很黑暗，但充满了各种事件。
七月底的时候，内拉对我说，那些英国人会离开，八月一号有一家那不勒斯人要来。那是他们第二年来这里，非常好的一家人，非常客气，讨人喜欢，特别是男主人，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说话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的大儿子人长得很帅，个子很高很瘦，但很结实，那年十七岁。“你不用老一个人待着了。”她对我说。我觉得很尴尬，但马上焦急地等着那个年轻人的出现，很担心自己说不出有意思的话，担心他不喜欢我。
那些英国人刚走——他们给我留下了两本英文书，还有他们的地址，他们说假如我有机会去英国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内拉就让我帮她打扫房间，更换床单，把床铺好。我很乐意干这些活儿，我清洗地板的时候，她在厨房里对我喊道：
“你真的太棒了！还能看英语书。你带来的书还不够看吗？”
她大声地表扬起我来，说我很懂事，很守规矩，说我一天到晚就爱看书。我到厨房里的时候，见她手上拿着一本书。她说那本书是第二天要到的那位先生送给她的，是他自己写的书。内拉把那本书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读一首，先是默念，然后大声读，她已经能背诵下来了。
“你看，他给我写了什么。”她把书递给我说。
那本书是《晴朗的证明》，是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上面的赠言是：“送给甜蜜的内拉，感谢她的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