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张英才刚睁开眼睛就起床往家里赶。
从山上往山下走,几乎是一溜小跑。
二十里山路走完,山下的人才开始吃早饭。
路上碰见了蓝飞,他也是回家看看。
两人内心的复杂明摆在那里,见面时只是相互点点头,没有说一个字,好在一到岔路口就自然分手了。
一进家门张英才就问:“妈,我爸呢?”
母亲说:“你爸一早就到镇上拉粪去了。”
他正想问父亲有没有寄一封挂号信,一扫眼发现灶头上搁着一封信,信封上用很娟秀的字写着“张英才亲启”,并且也是挂号。
拆开一看,只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
张英才先是一怔,很快明白其中意思。
他一高兴,也不管母亲在不在旁边,就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到底是学艺术的,一句话都这么浪漫有诗意!”
因为儿子回来了,又因为有女同学寄来一封信,让儿子高兴得一跳三尺高,母亲欣喜地进厨房做了一碗腊肉面。
张英才吃得正香,忽然听到外面有停放自行车的声音。
跟着就有人进了大门。
张英才将一口美食吞咽下去再抬头时,万站长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了。
万站长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回了,就连忙赶来,有个通知,正愁送不及时,你赶紧带回学校去。”
张英才说:“刚到家,就要返回?”
万站长说:“这是大事,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下下个星期到你们那儿搞贯彻义务教育法工作的检查验收,要争分夺秒,一天都不能耽误。”
张英才接过通知,吃完剩下的面条,就上路了。
上山的路走得并不慢,歇气时,他忍不住拿出姚燕的信来读,信纸上有股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一闻就是好久。
这样就耽误了时间,还在山腰上,就看见路旁独户人家开始吃午饭了。
张英才不着急,从包里抠出两只熟鸡蛋,剥了壳咽下去,依旧走走停停。
走到邓有米家的后山上,他想到,反正一会儿还要来通知邓有米到学校开会,不如现在就去说一声。
张英才于是弃了正路,从砍柴人走的小路插下去。
一到邓有米家门口,就看到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将他家粪凼里的土粪,一担担地往一块地里挑,地头上已出现一座黑油油的粪堆。
张英才认出其中两个人,上次帮孙四海挖排水沟时也来过。
邓有米挽着裤腿在一旁走动,脚背以上却一点黑土也没沾。
见到张英才,邓有米有些不好意思:“马上要秋播了,家长们担心我到时忙不过来,就自动来帮我一把。其实,这土粪再沤一阵更肥些。”
张英才说:“现在你和余校长、孙四海摆平了。”
邓有米说:“其实,那天我那话没说清楚。”
张英才抢白道:“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教私塾的先生,是不是?”
邓有米说:“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
张英才说:“用不着怕我。你洗洗手吧,然后到学校去开会!”
邓有米非常敏感,马上眉毛一扬:“是不是有转正的名额下来了?”
张英才说:“可不能先透露,等大家当面了再说不迟。”
邓有米走在前面,乐得屁颠颠的,这个样子让张英才觉得很好笑。
余校长不在家,领着余志他们上菜地浇水去了,只有孙四海坐在门口,用笛子吹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又是将快乐吹成了忧伤。
邓有米冲着他喊:“孙主任,到张老师屋里来开会。”
孙四海放下笛子:“星期天还开会?会开得越多,女苕和男苕越多。”
邓有米说:“来吧来吧,亏不了你。”
等余校长时,张英才将熟鸡蛋分给他俩一人一个,他自己也吃一个。
一边吃一边将姚燕信中写的话当做上联,作为无意中想到的机智问题说出来。
要大家对上下联。
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这旬大实话,初时让邓有米和孙四海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以为随便就能对出下联。
真的开始思考,才发现并非易事。
这时余校长来了,邓有米说开会,张英才不急,要余校长帮忙对下联。
余校长听后表示,这个上联很难对,主要是那个“你”字有些作怪。
邓有米也跟着分析,能对上“你”的字太少了,只有“我”和“他”。
余校长比邓有米想得更全面一些,他认为邓有米说的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还在于,“你”用在这里表示两人在互相盼望,下联只能用一个“我”,就是用“我”来对也很勉强,所以,下联想要对得非常工整几乎不可能。
张英才心中有苦不便说出来,就岔开话说:“万站长让我捎回一个紧急通知,要你们按通知上的要求,尽快执行,做好准备工作。”
余校长接过通知看了看,顺手递给将脖子伸得老长的邓有米,让他读一遍。
邓有米接过去,咳一下,清清嗓子响亮地读道:“西河乡教育站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迎接全县贯彻义务教育法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
刚读完标题,邓有米脸就变色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能听出一些哭腔。
余校长问:“邓校长,你怎么啦?”
邓有米实在忍不住沮丧:“还以为是通知民办教师转正。前几次的文件,总是这个季节发下来。”
邓有米不愿再读。
孙四海不用人叫,自己拿过去读起来,读得余校长一脸的严肃。
孙四海一合上文件,余校长就说:“满打满算也只有十天时间,没空讨论研究了,今天我就独裁一回,从星期一起,咱们四个人这样分工,张老师正式带五年级的课,孙主任将一三年级的课一担挑了。我和邓有米抽出来,专门突击一下相应的工作。”
张英才打断余校长的话:“我不懂。十天时间怎么能扫除文盲呢?”
余校长头一回用不客气的语气说:“不懂的事多得很,以后可以慢慢学,现在没空解释,这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一点也放松不得。”
余校长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界岭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界岭的孩子,一切为了界岭小学的前途。
张英才听不懂这叫什么纪律,他想说这倒像是誓词。
余校长一认真,就显示出领导者的风范,让张英才心生畏惧,不敢乱插嘴。
余校长话不多,说完后就叫大家补充。
邓有米提出,要村里派主要干部参加准备工作。
孙四海说:“来个人又不能帮忙做作业、改作业,不如乘机叫村里将拖欠的工资补给我们。”
邓有米连声叫好。
余校长苦笑一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过各位也得出点血,借此机会请村长余实和老会计来学校吃餐饭。每人十块钱,怎么样?”
邓有米说:“可以是可以。在谁家做呢?”
余校长看了大家一眼,才说:“就在我家吧,明老师做不了饭,另外请个会做饭的女人来帮帮。”
孙四海低声说:“我没意见,还可以让村干部感受一下学校里艰难的气氛。”
至于请人,商量半天只有王小兰合适,她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
这一切都定下来,天就黑了。
吃过饭后,张英才就趴在煤油灯下冥思苦想,如何才能使姚燕的那句话锦上添花。
他将那本小说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既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内容,也没有找到任何灵感。
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了回去。
张英才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
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
写了这句话后,他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
刚敲一下。
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他悄悄地退回去,屋内孙四海醒了,问:“谁呀?”
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村长余实和老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
王小兰做的菜作料放得很重,大家都称赞说有口劲,吃得过瘾。
吃饭之前,村长余实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经济困难,村里还是决定将拖欠教师的工资发一部分。
当然,他也希望全体老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界岭村的领导和群众增光添彩。
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
老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
学校的人都替她说情,说她真的不会喝酒。
老会计不答应,不能喝的酒,自己可以代她喝,但是每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
也不等王小兰分辩,老会计抓过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并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
孙四海的脸色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
邓有米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
余校长怕出事。
一边不停地用手扯孙四海的衣角,一边用眼色示意张英才。
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万站长做后台,村干部们一直对他很客气。
见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张英才本来就想出面干涉,加上余校长的暗示,他便挺身而出,插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我代小兰姐和你连干三杯。”
也不管老会计同意不同意。
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
老会计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只有甘拜下风。
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
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老会计叫起了头晕,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吗?”
老会计以为,在界岭的地盘上,自己说出这话就算给了对方老大的面子,没人敢让他真的那样做,没想到张英才要他当场兑现。
村长余实见了道:“行了行了,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了。”
张英才心里早就对村干部有意见,自己来这儿教书都好长时间了,谁也不来看望。
听到村长余实打官腔,他就来了气。
张英才也不说话,绕到老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老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
对面坐着的孙四海。
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当,好让张英才将会计推过来。
恼羞成怒的老会计。
爬起来时手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
村长余实连忙说:“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笑话!”
送走了村长余实和老会计,张英才看见王小兰大大方方地进了孙四海的屋子。
他装作走动的样子,来到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
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第二天早上见面时,孙四海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挨着的地方都是坑坑洼洼。
升完国旗,余校长吩咐,三年级和五年级,各抽十个成绩靠后的学生,交给他和邓有米安排。
按学习成绩排顺序,叶碧秋应该是前三名。
张英才不明白,要成绩差的学生做何用处。
问过之后,又得不到回答,因而多了个心眼,将叶碧秋派了去。
隔天,张英才问叶碧秋:“余校长安排的事你都做了么?”
他吸取上次的教训,说话时绕了一个弯。
叶碧秋果然很坦白地回答:“余校长安排我巷余小毛做作业,我很认真地做了,余校长还表扬了我。”
张英才问:“你认识余小毛么?”
叶碧秋说:“认识。我们一起启蒙的,但他一直断断续续,有时候来上课,有时候不来上课。今年开学时,余校长又动员他来了。他只报个名,连教室都没有进,就回去了。他家里太困难,读不起书。”
张英才说:“我们班的同学,总共要代多少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做作业?”
叶碧秋说:“余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做完了,每个学生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
张英才说:“明天放学时,你将代余小毛做的作业本拿来。我替你改一改。”
叶碧秋一点也没怀疑,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叶碧秋果然将作业本带来了。
张英才一看,和五年级已经做过的作业一模一样。
张英才想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转眼十天过去,万站长带着检查团来了。
检查团来时,余校长又要孙四海将三四年级的课也交给张英才,理由是孙四海也要负担部分接待工作。
张英才忙得团团转,连和万站长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他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却难得有空想想其电的缘故。
检查团在学校待了一天,下午总结时,张英才给两个班的学生布置了同一个作文题《国旗升起的时候》,三年级要求写三百字,五年级要求写五百字,腾出时间跑去听检查团的总结报告。
县教育局的一位主任主讲,他认为,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多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
他还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几大堆作业本。
张英才听完报告才明白,这次检查,扫盲工作只是虚晃一枪,重点是适龄儿童是否入学。
万站长也是检查团成员,他发言说:“老万我不怕大家说搞本位主义,如果界岭小学这次评不上先进。我就不当这个教育站长了。”
余校长带头鼓掌,检查团的成员也都鼓了掌。
山上没地方住,检查团看着余校长指挥学生降下国旗后,就踏黑下山了。
临走时,张英才对万站长说:“我有情况要反映。”
万站长边走边说:“你的情况。等回家过年时,再好好反映吧!”
万站长走出很远,张英才记起应该把写给姚燕的信,交给万站长带到山下邮局寄出去。
他喊了两声,撒腿追上去。
跑了百来米,看到万站长在那儿拼命摆手,他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一行人,在黑沉沉的山脉中隐去。
检查团走后,张英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平时各处弄虚作假的事他见得不少,那些事与他无关,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
这回不同,不仅他是当事人,万站长也是。
学校里的人明摆着是在串通一气,害怕泄露玄机,事事处处都防范他,把他和万站长都耍了。
这一想就有气往上涌,他忍不住,垒起笔给万站长和县教育局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详细地述说了界岭小学和界岭村在这次检查中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伎俩。
信写好后,他有空就到学校旁边的路口,等那个三天来一趟的邮递员。
等了四天不见邮递员来,也不知是错过了,还是邮递员这次走的不是这条路线。
他不愿再等下去,拦住一个要下山去的学生家长,托他将两封信带下山寄出去。
不过姚燕的信还在手里捏着,他只会将它托付给像父亲和万站长这样万分可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