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和我公公婆婆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但从来都没有变成一种公然的鄙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向我表示，假如我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把黛黛和艾尔莎交给他们来抚养。
当然，我不同意。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愤怒中度过，没有一天不想着把我的两个女儿带走，去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去任何地方，而不是待在那个家里。但我很快就放弃了，我推迟带她们离开的日子，因为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跟我的想法作对。比如说，尼诺打电话给我，我没办法拒绝，我总是去他说的地方找他。还有，我的那本新书在意大利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尽管那些大报纸都没有谈论它，但它还是赢得了一批读者。因此，我要参加一些读者见面会，再加上要和情人见面，都让我不得不和两个孩子分开。
我很难和她们分开，我能感受到她们审判的目光，我很痛苦。尽管如此，但我一坐上火车，当我学习时，当我准备公众讨论时，当我想象着马上要和尼诺会面时，我都会感觉有一种快乐在我内心沸腾。我很快发现自己逐渐适应了同时感受到幸福和不幸，就好像这是我新生活的一种常态。当我回到热内亚，我会感到很愧疚，黛黛和艾尔莎已经很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她们都开始上学了，而且有自己的玩伴和所有她们需要的东西，她们已经完全独立于我了。但我一离开，那种愧疚感就会变弱，成了一种轻微的不适。这两种情绪的波动让我觉得自己很卑微，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尼诺的爱，他的光辉会使黛黛和艾尔莎黯然失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屈辱的事。虽然如此，莉拉的那句话还回响在我耳边：“你要想想，你会给你两个女儿带来多大的伤害！”在这个阶段，我一想起这句话，就会陷入一种不愉快的情绪里。我出去旅行，居无定所，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想起了我母亲对我的诅咒，她的话和莉拉的话混合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莉拉，她们一直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存在，但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晚，她们常常会站在一条战线上。我感觉她们对我充满敌意，她们不赞同我的新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这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但我要一个人面对那些困难，我感到很孤单。
我试着和我的大姑子建立联系。她像往常一样热情，她在米兰的一家书店组织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来推广我的新书，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对于我的那本书，他们要么非常赞赏，要么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有几个人的姿态和我完全不同，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但马丽娅罗莎用一种充满权威的语气说了几句，我意外地发现，她能以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出现，能协调赞同方和反对方的观点。她会采用这样的措辞：“这不是格雷科女士想说的……”最后我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尤其是她的。
晚饭之后，我去她家住。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弗朗科，也看到了西尔维亚和她儿子米尔科——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有八岁了，我把他长得像尼诺的地方都记了下来，甚至是一些和尼诺很像的性格特征。我从来都没有对尼诺说过，我认识这个孩子，我决定永远都不提这件事。但整个晚上，我一直都在和他说话，和他玩儿，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宠爱他。在我们混乱的生活之中，我们自身有多少碎片会崩裂开，这些小孩就像是我们迸裂掉落的碎片。在米兰有这个孩子，在热内亚是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不勒斯是阿尔伯特。我忍不住和西尔维亚、马丽娅罗莎、弗朗科谈到了这些散落在四处的孩子，我分析这些事儿，表现得很客观冷静。实际上，我可能期待着，我的前男友能用他通常的方式，说出一些鞭辟入里的话，用他犀利的语言陈述现在，展望未来，让我们理清思绪。但是，他是整个晚上最让我吃惊的人。他说，历史的这一页快要翻过去了，从客观上 来说——他说“客观”这个词时，语气里充满了讽刺——革命的一季现在已经日薄西山了，而且会把曾经作为风向标的阶层全部抹去。
“我不觉得。”我提出了反对，但只是为了挑衅他，“在意大利，一切都很活跃，充满了斗争精神。”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你对自己很满意。”
“才不是，我很抑郁。”
“那些抑郁的人不会写书，那些幸福的人、旅行的人、恋爱的人才会写书，他们说呀说，说呀说，他们确信自己说的话都会派上用场。”
“是这样吗？”
“是的，那些话真的会派上用场，但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其余时候，只需要随便说说，信口开河，就像现在，要么假装一切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假装？你是一直都掌控着一切，还是在假装？”
“为什么不呢？假装一下很正常。我们想搞革命，就搞了革命，我们在混乱之中，也发明了一种秩序，我们假装知道事情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你是在做自我批评吗？”
“是呀，文采很好，句法也说得通，前后也很连贯，出现这个状况有前因也有后果，对所有人都有一个交代，事儿就成了。”
“这行不通了吗？”
“哦，行得通，特别行得通。面对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迷失，没有任何感染的伤口，缝合的地方也没有留下伤疤，没有任何让你害怕的小黑屋，这真是让人感到安慰啊！只是忽然间，这个伎俩已经不管用了。”
“也就是说？”
“莱农，叨叨叨，叨叨叨，意义已经脱离语言了。”
但他还没说完，他又围绕着这句话说了很多，都是自嘲或讽刺我的话。他嘀咕了一句：“我说了多少傻话。”然后就沉默下来，听我们三个人说。
让我震动的是，假如西尔维亚遭受暴力的痕迹已经彻底消退，弗朗科几年前遭受的殴打，让他的另一个身体和精神逐渐暴露出来了。他不停起身去厕所，他有点儿跛，但不是很明显，他发红的眼眶里装着一只义眼，看起来要比另一只眼睛更凶，他的一个眼睛是活的，但因为抑郁而变得灰暗。尤其是，受伤前的那个充满能量、让人欣赏的弗朗科消失了，康复期的那个阴郁温柔的弗朗科也消失了。我感觉他现在是一个忧伤、温和的人，有一点愤世嫉俗。
关于我要接回我的女儿的事，西尔维亚说了她的看法。马丽娅罗莎说，没找到一个彻底的安置方案之前，黛黛和艾尔莎最好还是爷爷奶奶待在一起。这时候弗朗科赞美了我的决心，他用一种满是讽刺的语气说，我不用考虑女性的那些义务，我要接着努力，增强我男性的一面。
回到房间后，我很难入睡。怎么做才是对我女儿好，怎样会不好？我的好，我的不好，都体现在哪里呢？怎样才能把好和不好融合在一起，或者说分开呢？那个夜晚，尼诺成了次要的事情，莉拉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只有莉拉，没有我母亲。我感觉到我需要和她吵架，我要对着她叫喊：不要老是想着批评我，你要替我想想，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第二天，我回到了热内亚，我当着公公婆婆的面，毫无过渡就对黛黛和艾尔莎说：
“孩子们，这个阶段我有很多工作。再过几天，我又要出发了，但我会回来。你们是想和我一起，还是想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写到这里时，我还是感到很羞愧。
先是黛黛，然后是艾尔莎，她们回答说：
“我们要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但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来看我们，给我们带一些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