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了罗马，告别前，我们信誓旦旦，一直在说保证的话，尼诺回那不勒斯了，我回了佛罗伦萨。
我几乎是踮着脚尖回到家里的，我确信自己要面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但两个女儿都欢天喜地地迎接了我。在家里，我走到哪儿，她们都跟着我——不仅仅是艾尔莎，黛黛也跟着我，她们有些警惕，就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消失。阿黛尔对我很客气，她一次也没提到我给我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彼得罗很苍白，他只是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给我打了电话的人的名字（莉拉出现了四次），他嘟哝着说，他要出一趟差，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消失了，跟他母亲和两个女儿都没打招呼。
过了几天，阿黛尔才向我表明了她的态度：她希望我清醒一些，回到我丈夫的身边。我用了几个星期时间让她明白，我既不想清醒，也不想回到我丈夫身边。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从来都没有抬高过嗓门，没有失去耐性，也从来没讽刺我和尼诺之间长时间的、频繁的通话。她对于南泰尔那两位编辑的电话倒是很感兴趣，她们告诉我那本书的进展，还有在法国将要举办的读者见面会的日期。法国报纸对我的好评没让阿黛尔惊讶，她说，这本书在意大利一定会引起关注，在国内报纸上肯定会有更多好评。尤其是，她一直在赞扬我的智慧、文化和勇气。现在彼得罗一直都不出现，她从来都没说什么捍卫儿子的话。
我排除了彼得罗真的需要出差离开佛罗伦萨的可能。我马上就发现——我带着愤怒和一丝鄙夷察觉到，他把解决我们危机的任务，交到了他母亲手里，他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去写那本没完没了的书。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阿黛尔说：
“和你儿子一起生活，真是太难了。”
“和任何一个男人一起生活都很艰难。”
“相信我，跟他在一起尤其艰难。”
“你觉得和尼诺在一起，情况会好一些吗？”
“是的。”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名声不怎么好，米兰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言。”
“我不需要知道米兰的闲言碎语，我已经爱他爱了快二十年了，对于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可以不用听那些闲话。”
“你怎么那么喜欢说你爱他呢。”
“我为什么不能说？”
“你说得对，为什么不呢？我错了，恋爱的人都很盲目。”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提到过尼诺。我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她，自己跑到那不勒斯去，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跟她解释说，从那不勒斯回来，我要去法国一个星期，她同样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她只是有点儿话里带刺地问我：
“圣诞节你在吧？你会和两个孩子一起过吧？”
这个问题几乎让我有点儿生气，我回答说：
“当然了。”
我收拾了行李，带了一些精致的内衣和高雅的裙子。尽管黛黛和艾尔莎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彼得罗了，但她们一直都没问起过她们的父亲。这时候，我说我要走了，她们的反应很糟糕。黛黛对我嚷嚷——显然不是她自己的话：“好吧，你走吧，你真的又丑又讨厌！”我看着阿黛尔，希望她能介入，能逗她们一下，带她们去玩，分散一下她们的注意力，但她什么也没有做。她们看着我走到门口，就哭了起来。先是艾尔莎，她叫喊着说：“我要和你一起去！”黛黛还在硬撑着，她对我表现得很漠然，也许是鄙视，但最后她也崩溃了，比妹妹还要绝望。她们都扯着我的衣服，想让我放下行李，我不得不把她们的手拉开，她们的哭声一路上都在我耳边回响。
去那不勒斯的旅途好像无穷无尽，快要进入城市时，我从车窗向外看，火车速度越来越慢，一点点滑向了城区，我越来越不安。我看到那不勒斯城郊的糟糕境况：铁轨两边的灰色房子、棚架、红绿灯的光、石头围栏。火车进站以后，我感觉和我息息相关的那不勒斯，我正在回归的那不勒斯，已经完全被尼诺取代了。我知道，他的处境比我还要糟糕，埃利奥诺拉已经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成了暂时的。这几个星期，他住在一个大学同事家里，一个距离大教堂几步远的地方。我想，他要把我带到哪里？我们会做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唯一感到明确的事情是：我的渴望火烧火燎，我迫不及待要见到他。我下了火车，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使他不能来站台上接我，但我看到他站在那里：那么高挑，在游客中非常显眼。
看到他之后，我平静下来了，他在梅格丽娜区一家小宾馆里开了房。我看到，他没有任何意图要把我藏在他朋友家里，这让我更放心了。当天晚上，我们紧紧挨着，在沿海路上散步，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上，时不时会低下头来吻我。我们为爱疯狂，时间过得飞快。我尽一切努力，想说服他和我一起去法国。他有些动心，但最后退缩了，借口说大学有很多工作。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埃利奥诺拉和阿尔伯特，就好像提到他们，就会破坏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我跟他讲述了我两个女儿的绝望，我说，我们要尽快找到解决办法。我对于他的情绪的任何变化都很敏感，我感觉他有些焦虑。我已经无法回头了，但我很担心，他随时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他的心事。他忽然变得很严肃，他说，有一个很烦人的消息。
“说来听听。”我小声说。
“今天早上，莉娜给我打了电话。”
“哦。”
“她想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