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
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
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四分钟。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作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伴陪，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准准，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的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上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致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他呵呵地笑起来，还原了那个带我去上海的贺叔叔：
他有点无法招架这个眼神复杂的女子。浅蓝的连衣裙是泊来品，紧贴胸腰，半点曲线都下瞒他。她是为冥冥中一场邂逅而穿扮的。她还算有看头吧？无论如何是他经验之外的女性。
那个握手持续了很久。
他说现在才一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上哪去消磨呢？下馆子也不能下一个半钟头哇。
我说：我带你去走走吧。
他给吓着了，一脸不合适。我笑着说：你父亲就跟我父亲一样，走吧！我手里已有了证据：那本书。汉砖一样。我一直背在包里，为一个仪式的完成似的在读它。书上有他父亲和我父亲并排的名字，A角与B角。我手指点着两个名字说：喏，他是你父亲，他是我父亲。
他“噢！”了一声，险些惊飞一马路悠哉的人。又抓起我的手握一回。
十分钟后我和他在那个环城林带中。他已脱了军衣，口衬衫透出红色篮球背心。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在一个夜晚踏过这里的草，触碰过这里的枝叶，撕裂过枝叶间的蜘蛛网。我同他父亲，臂膀贴臂膀走过这儿所有窃窃私语的树影深处的情侣。所有潜在暗地的情侣曾也视我们如情侣。像今天一祥，所有枝叶最茂密的地方，都不空虚。
我侧转头来，看着贺叔叔最动人的年代。同瓜棚里那个成熟、黝黑的贺叔叔一模一样，体嗅也那样微带油腻。
他的左侧脸颊上有粉刺留下的浅坑，脖子上也有一些。我的手似乎已出动，去触摸年轻的贺叔叔的这一侧脸颊。它的毛糙使贺叔叔回到雕琢和凝练之前。疤痕总是先于光整的皮肤感知任何触摸。它们先变了点色，难以察觉的蠕动着。他不得不向我转过睑，阻止我的目光再触摸下去。他母亲的眼睛和眉毛，他父亲的鼻梁和嘴唇。但贺叔叔的少壮形态完整地附在他身上。你甚至看不见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晚；远处还有一两声冷枪，在击毙逃跑的俘虏或某个哨兵警觉得抽了风。仗打到一半的那个晚上，他的父母如何把相互的神往输注一处，蕴成了他的最初。看不见他强悍的母系来源在他身上怎样就让怯了，只剩了那榆叶儿形状的眼睛和略焦黄的眉毛。所有对他神态动作支配的，是他父亲。他用他父亲的眼神看看我，但假装看的并不是我，是我这一侧的风景。然后他以他父亲的笑容宽阔地笑了，说：我们往回走吧？快三点了。
什么都是贺叔叔的；转身、甩手、步伐。眉宇间的纯洁。在瓜棚里偶然出现的，却是滞固在他这儿。那在瓜棚时期回到贺叔叔身上的质朴，在他身上是定形和永驻的。
似乎本末倒置，他是贺叔叔的原版。
怎么就走进树枝封死的地带。他说：没事，跟我来。
我头上沾了蜘蛛纲。他替我撕下去。那种熟识真不可言喻。我抱歉带路带得那么糟，他又笑，跟我走吧。
他和我相识相知，什么过程都不需要。不需要介绍和手续。年轻时代，原版的贺叔叔明白这女子肯定有什么心病，有讲不出口的感情。她对他父亲的感情他在猜测，在猜透之前他已深深感动了。她几次在讲到他父亲时都是噙泪的。那份深厚和复杂使他感到一个很长很乱的故事。
他说：你和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我跟他长多了。比我妈跟他也长多了。我跟我妈，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微笑着，可能吧。
他低一个声调说：他从来也不需要我们了解他。
我把他这话想了一会，说：在他住的那个瓜棚里，床头上摆着你和你妈的相片。其实我对此的记忆很不可靠。
是有个蒙尘的镜框，里面是些影绰的人像。
他说：你去过那里？
我说去过的。因为偶然和顺路。
他意识到他父亲最孤独的年月中原是有一份短暂的陪伴和慰藉。他顿时意识到那故事更长更乱了。他带些感动和不可思议，再一次，他把我认识一回。他已不想知道故事了。他已知道它了；这女子头一眼看他时眼里就是那由来已久的亲近。
树林越走越迷乱。他以为他有军人识途的本能。他说对不起得往那个方向走走看。我毫无意见。地上有一只短丝袜，草丛里有块曾经被当成褥垫的报纸。这个女子体内突然出现一阵从未有过的紧迫。她给他看见这紧迫。他额上沁起一层汗。四十出头的男性形骸中的贺叔叔紧迫地对我笑一下。他红色篮球背心土的“6”字贴上来。我一下懂得那紧迫是我成熟的最后一个信号。
需要某种实现。
需要那同样的一扑——贺一骑在四十多年前那个枪声冷落的夜晚朝着他母亲的一扑。
需要从他头的侧畔去看树梢空隙中那一孔蓝天。随着他猛兽般的动率那孔蓝天忽大忽小。需要解除这股紧迫感。我头晕眼花，看着急促寻路的少壮的贺叔叔。
我说，你挺像你爸爸的。
他说，这儿可以走出去！他拽了我一把，我们“哗啦”一下就出了树林。
没有。但我经历了全过程。它可能比实际发生的更强烈。
也许是的。不过我不可能爱他。很难说，谁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只因为他是贺一骑的一个延伸，一个不同的延伸。让我看到贺一骑极有可能是个平实的质朴的人。一个更合情理更贴切的贺一骑。是他的原本。他很可能有另一种发展和成长，就是他的儿子，本分、善良，有人的弱点，不具备那些被人或被自己制造的神话成分。
是的，我爱的是神话中的贺叔叔。
和贺叔叔的儿子在医院门口分手的。他用我给他的纸巾狠狠擦汗，刚历一场险。他明白他和我不近情理的亲昵是因为他父亲。他甚至察觉我和他父亲的真实关系。我们握手，知道从此永别。
把钱包丢在公用电话机上了！
地铁上有个人带了无线电话，我打到地铁总站，他们又打到杰克逊站，居然还在！
没丢。其余只是几张一块钱的钞票。进地铁站之前我给了那个扮自由女神像的乞丐几张钞票。这么热的天他浑身涂满青铜色涂料。眼睫毛都涂了。涂得一滴汗也渗不出来，呼吸都封在里面！开始我以为谁一夜间在那么个布满鸽子粪便的地方塑起一尊女神像来。见两个小孩去搔他痒痒才知道那里面是血肉之躯。
最近什么都丢。舒茨也觉出我连续丢失东西：笔记本，雨伞，钥匙。有次连车也丢了，不记得把它停在哪里，从晚上六点一直找到九点才找到。
是不是以这些愚蠢的错误在惩罚我自己呢？否定我自己？为了一桩过失，或无可避免的一切过失。
不知道。可能是一桩正在形成的过失。弗洛伊德不是认为吃饭时咬到自己一舌头都是由于潜意识的自我惩罚？是由于超自我在审判？而超自我——理想，美德不是来自死亡的力量？
丢东西，找东西，弄得我累极了。团团围，好像在飞快地原地打转。
我肯定在谋划一件事。但我不知它是什么。可能是在实现一个在黑暗里渐渐形成的谋划。
也可能是自杀。
我父亲逃脱了这个基因。海明威没有。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以为逃脱了基因的摆布，却借此把基因传播下去。那是多大的忍受：对女性体液的猛烈作呕。像我父亲歪着双脚去忍受一祥吃力。
是的，我向你保证过。
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是的，我明白，正常人也需要医治。有全部正常功能和社会效益不说明他正常。
因此你这样毫不吃惊地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这些没超越正常范围的病人。
你一视同仁，不露声色的神态让我对你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依赖性。不，是瘾。
记得你建议过催眠疗法。
我现在可以接受了。我想我可以。
我知道。别担心，我已阅读了有关催眠术的基本理论。知道：它只使人解除一些武装。解脱一些掩饰。只是使人更容易接受暗示和诱导。
那试试吧。
也许你得到的不是事实而只是一个白日梦。
开始吧。
准备好了。很好，很舒适。
那是壁炉，那是沙盘，那是你的营业执照，那是巴西木，那是沙盘…
默诵多少遍？
看见了。是的，是火车。在那个地方，中国。
是的。夜里火车显得很快。单调的声音节奏。
听得见。在听。灯光从窗外呼啦一下，呼啦一下地泼进来。
是的，我躺在窗口。他躺在毯子的折皱里。十一岁的脸蛋儿、阵一阵地煞白。还有肩膀和臂膀。
窗帘被试过几次，还是不肯合拢。我见他慢慢坐起来。隔着一张小桌，他的床在两尺之外。他起身出去了。
贺叔叔。
不习惯火车上的睡眠。他出去在一人宽的过道上走了一会，上了个厕所。他回到车厢里，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女孩从床上好端端跌到了地下。毯子如胎盘那样聋拉在床沿。
大概是的。她在五岁后时而落到床下。总是被她父亲抱回床上。她从小就睡在父母中间。从生下来的第八天。
他们住很小的房，只够放一张大床。因此她冥冥中知晓她的父亲必须在半夜潜越她，偷偷与她对换位置。为了同她母亲进行一场必要的活动。有时她会在那活动之后被搁同原位：成年男女之间。他们先生下她，然后让她看到她是怎么被生下的。或为什么。有时他们从那活动直接进入睡眠。她便一次次滚落到床下。
也许又是一次偶然地跌落。
可能的。她半是故意的。如同对付她的父母。
有一个动机。肯定有，我敢打赌。
好；现在一米八〇的男人刚掩上门，回头。他有点好笑，又有点犯愁地看着落在地上的女孩。
我想他轻声叫了她几声。叫她的小名，大名。叫她只有他才叫的“小伙子”
没有。她跟死了一样。
应该还算体面；那件简易的睡裙是她穿旧的嫌小的衣裙，白色褪成了浅黄色。旧得那么柔细，他那样的大手可以一把将它全部摸在拳心。
他侚下身，一只膝盖着地，她身上有股儿童在睡眠中散发的味道。是女性儿童结束童年时散发的气息。
说不出来。反正和成年人、成年女人完全不同的。
他把她袍起来了呀。就那样…
两只手小心地插到她身子下面。挺难的，犹如一个生疏于烹饪的人那样左不好右不好地对付锅里那条鱼。随时有危险，破坏它的完整性。不过他还是把她抱起来了，整个的，那股睡眠的气味顿时浓很多。
他抱她时她的睡裙抽缩了，或者滑坠了，露出她全部的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知她微微醒着，看灯光闪电一样打在他端正的脸上。
是的，女孩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
他没有马上把她扔到床上。她比他想象的要沉重，要实在。一个奇特的却很微妙的变化忽然出现在他这个抱中。成了另一种抱。
不仅仅是紧。
我在微弱的光里看见贺叔叔那么专注地看着我。我的又凉又细的皮肤，每个同龄女孩都有的那种凉滋滋的细嫩的质感在他手心里。它们从来没有触摸过这种东西，会给它那样陌生的舒适。或许是不适。
都看见了。
他把女孩搁到床上，被手心上的感受引发的舒适(不适)却不能被搁置下。它刚开始。他的眼睛朦朦的，身体似乎在顶住某种病的发作，等待、撑持，直到到它过去。
不是害怕、我并不那么怕。
若是纯粹的恐惧，女孩可以在刹那间完全清醉。她却由它去。很复杂的一种期待；看下面会发生什么。她和他同祥舒适和不适。同样好奇。同样着迷。
他一寸寸地抚摸她。他的手到之处那寸肉体便是苏醒。便是脱变。她始终在观望他的眼睛从她的形骸内窥视到他的迷恋。对所有她这个年纪，这个生命阶段的雏形女性的迷恋。不止是他个人的，他代表着他那个年龄的男性；所有没有他这份突至的幸运的同类。他粗糙的掌心如树木的剖面，刚被锯或斧剖开，带一股湿气私温暖。
他跪在那里。
萨姆娃（Sa摸a）的礼仪处女被万众膜拜。是部落酋长的女儿。全身缀满鲜花和月光，等待对她童贞的检验。
我还是想知道事情的进一步。
当然惧怕。谁不惧怕？越是懂得这抚摸的意味便越是惧怕。十九岁时被同龄的男孩抚摸时远远要恐惧得多。十一岁，还不完全晓事。不晓得这抚摸是应该被惧怕的。
但我还是需要知道它的进展。
肯定有个原因，但女孩不能命名它。
栖牲？这个词倒从来没出现过。可能的——十一岁的女孩能做的可能只有牺牲自己。她明白她父母，她的家庭同他的关系。那份恩宠和主宰，她的牺牲可能会改变一切。他毁她，她就把他毁了。她惧怕被毁，更惧怕她对毁灭的向往。
我那个时候不清楚：我会以这样高昂的代价来解脱那主宰。我翻了个身，把更多部位献出来，牺牲。
他没有过限。他只是看着、欣赏着那些雏形。
毕竟不是一个能轻易让他过限的人。他被自己那个完全正常的行动中派生出的异常惊得一动不动。连火车也一动不动了。然后，他轻手轻脚地拉下她的裙子，拉上毯子。他还是待在她身边，成了守候和珍爱。
遗憾？不，她长大后一想起那一夜就感到欣慰：为他不那么完美而欣慰。他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这让她在一次次接近他的时候怀着希望。
是的，在挑逗他。
我没办法。
那主宰、恩典。给予或收回。他让我眼睁睁看着那四页推荐信怎样被撕毁。
好困倦，我可以睡一会儿吗？
…
亲爱的萨德医生：
随信寄去的上回的诊费。非常抱歉开的那张支票透支了。是后来才发现账户里没钱了。同时也在此向你道歉，我没打招呼就取消了治疗。
让我告诉你三个星期前那次就诊后发生的事。可怜的是我再也不能看到你那双永不惊讶的黑眼睛的细致反应了。它们惟一的反应是我用词不当。
周末我照例同舒茨约会。我做中国菜给他吃。那是我头一次为他烹饪。他一直感动地看着我飞快地在厨房里乱跑，因为对主妇角色的生疏和心神不宁，使我在狭小的厨房内生出无数多余的往返。他第一次感到有了着落。他早早等在餐桌边，我每上一个菜他就捏捏我的手，无以言喻的幸福。在我闯了不少祸的主妇扮演中，他似乎看见了一份好生活的影子。其实他还是在刻验我是否有他妻子那几下子。男人都以为他们寻外遇是为了更新，不久他们就开始在新的女人身上找回一切旧的，他们习惯的东西。
吃晚饭时我们照常有些使气氛活跃的小小争执。也谈到弗洛伊德、容格。当然还有文学。我说这四十五年中国大陆人的性格相对二十世纪心理学、行为学而言，是个例外。他说无非是另一种偶像崇拜和速信，另一种暴力形式：六十年代美国的“Beat”在中国叫红卫兵。我说：
你对中国人的友情爱情一切人情大概仍是门外汉。他几乎动怒了，说《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加一块，他难道还不懂吗？我说：我所指的，中国人的这四十五年，相对心理学这门准科学而言，是个秘密。他说：你以为我是谁？
我是个准备下半生吃中国菜的人！我笑起来：你以为你吃的是中国菜？
一切都如常。他说他决定提前退休，这样我得到那个职位就不会有太多闲话。我相当吃惊。睡前吃的安眠药完全失效。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等他醒来，给他打电话，我对他说：你可得想好啊。他说他已想得很好了，再想下去只会想坏；事情不能过分思考。
午后我等他开车来接我，一起去看他分居后打算租的公寓。下起雨来了，他说这场雨过后就是秋天，我们该远行一趟。他建议去远郊一个小镇，他妹夫在那儿经营一个法国式小客栈。忽然他悟过来，那是他妻子的妹夫。他妻子已懒得同他去婚姻心理调解处了。
雨特别大。他说有次也有这么大的雨，他到我住处去找我，我不在，楼下信箱上放着我三天未取的报纸。他忽然很害怕，觉得我已不声不响离开了。他就在雨里开着车，在城里的每条大路小路上兜，直到路上没几个人了。
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我会那样就走了呢？他说；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大雨天，你好像会那么干。我说：太奇怪了！他笑着说：你不知有多可怕，我觉得你要走一定选择这样的雨天；我就那么开着车，在大雨里，开啊开啊，找你，其实也不知找什么。
我不知他夸张了多少。但它似乎比辞去职位、分居，更让我感到真切。我拉拉他的手，让他别自己唬自己。他也觉得在他的年纪有那种想法和行为是很愚的。他说，干愚事会觉得年轻许多。
我们进了一家便宜姜饮店。我们叫了热巧克力。投了币到音乐箱里，听他年轻时爱听的《让我拉起你的手》。
他有些坐立不安了，我问他是否需要跟他妻子打个电话。他讪讪地走了，去最角落的一只电话，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整个身体都微微蜷缩，尽量圈住那个角落，让各种噪音以及他年轻时代的音乐少进入听筒一些，你从他背上看得出，他陷在一次颇长的谈话中了。
我叫住一个侍应生，对他说，等那位先生回来，你把这个给他、他的眼镜和伞。没留任何永诀性的字条。我付了账。走到门外的雨里，没多久就坐进了一辆计程车。我对司机说：去机场。
雨一直没停。车开过小街大街。望着雨的似乎是他的眼睛。在被雨淋的变形的城市里寻找我。心情也变成了他的心情，茫然而忧伤，但年轻许多。那餐馆的音乐一直在耳朵里。我好像成了他，一直要在这雨里走下去，找下去。
我现在在我一个朋友家。从邮戳上你会知道它多远。
我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感谢你忍受了我一年的用词不当。
别了。
你诚笃的病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