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他在圣母院里戴流苏。当学生中间刚刚开始时兴这种羊毛小球的时候，他就很少再戴它了。有几次，我们三个人课间休息时站在校园里的那几棵栗子树下，海阔天空地瞎聊，还不时地提到这个羊毛的玩艺儿。马尔克先将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但是当第二遍休息铃响过之后，他又犹犹豫豫地把它重新系上了，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物。
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生第一次从前线回到母校。他在途中拜谒了“元首大本营”①；于是脖子上挂了那枚令人梦寐以求的“糖块”②。当时，我们正在上课，一阵不寻常的铃声把我们唤进札堂。礼堂的主席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没有站在讲台的后面，而是站在它的旁边，脖子上挂着那枚“糖块”身后是三扇高大的窗户和几盆大叶子的绿色植物。学校的全体教师在他的后面围成一个半圆形。那张淡红色的小嘴冲着我们脑袋的上方一个劲儿地说着。他还不时地做出一些解释性的动作。约阿希姆-马尔克坐在我和席林的前面一排。我看见，他的耳朵先是变得苍白，继而又变得通红，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椅背，两只手一左一右地摸了摸脖子，又掐掐咽喉，最后将一样东西扔到了长椅下面。我想，那准是流苏——红绿相间的羊毛小球。起初，这位当上了空军少尉的年轻人说话声音很低，而且有些结结巴巴，口舌笨拙得可爱，有好几次还羞得面红耳赤。他的讲话没能立刻产生鼓动人心的效果：“…你们别以为这和打兔子是一码事。你往往上天兜一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甚至连续几周全无战事。可是我们来到海峡③之滨——我想，倘若这儿再无战事，别的地方就更谈不上了——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行动我们就遇上一支战斗机编队。我先来了一个‘旋转木马’，就是一会儿钻到云层上面，一会儿钻到云层下面，我的曲线飞行简直无可挑剔。我把飞机拉了起来，因为三架喷火式飞机④在我的下方盘旋，互相掩护。我想，假如干不掉它们，岂不让人耻笑。我从上面垂直俯冲下去，瞄准一架敌机，即刻，它的尾部拖起了浓烟。随后，我及时调整左侧机翼使座机保持平衡，同时用瞄准器套住迎面飞来的第二架喷火式飞机，对准它的螺旋桨轮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们瞧，还是它一头栽进了大海。我心想，既然已经干掉了两架，那么只要有足够的油，就应该再去试试第三架、第四架。这时，七架被打散的敌机从我的下方飞过。可爱的太阳始终在我的背后。我揪住其中一架，让它受到了应得的祝福，我又故伎重演，也获得了成功，这第三架敌机几乎撞上我的炮口，我赶紧把飞机拉起来，一直将操纵杆拉到了挡板。敌机从我的下面呼啸而过，我一定得把它干掉。我本能地在它的后面穷追不舍。我被它甩了，便钻入云层，又追了上去，用力踩住机关炮按钮：它终于打着转栽进了大海，我也差一点儿下海洗澡。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把飞机拉起来的。当我颤颤悠悠地飞回基地时，起落架却怎么也放不下来，我被困在空中了。你们肯定也知道，或许还在《每周新闻》⑤里见过，如果飞机上掉了什么东西，机翼就会摇摇晃晃。因此，我当时不得不头一次尝试机腹着陆。后来，在军官食堂我才得知，我无可争辩地击落了六架敌机——交战的时候因为过于激动自然顾不上一一细数。这时候我当然十分高兴。约莫四点，我们又一次起飞。总而言之，一切就跟我们从前在这里玩手球差不多。当时学校还没有运动场，我们只能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玩。马伦勃兰特老师恐怕还记得，我要么不进球，要么就连进九个。那天也是如此，除了上午击落的六架以外，下午又添了三架，这是我击落的第九架至第十七架敌机。半年以后，我积满了四十架，受到了上级的表彰⑥。在去“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我的机翼上已经标上了第四十四个记号。在英吉利海峡，我们这些飞行员几乎整天不出飞机，就连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时我们也呆在驾驶舱里。并非每个人都能挺得下来。为了调剂一下，我们也想法自寻其乐。每个军用机场都有一只牧羊狗。有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们将那只叫做‘阿莱克斯’的牧羊狗…”——
①希特勒在德国各地共有九个“元首大本营”他经常在“元首大本营”向有功将士授勋。
②人们戏谑地把圆形的纳粹党党徽称为“糖块”这里指铁十字勋章。
③指英吉利海峡。
④喷火式飞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斗机。
⑤德国当时的一种新闻纪录影片。
⑥按照当时的规定，击落四十架敌机的飞行员可以获得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那个荣获勋章的少尉就这样讲了许多，在叙述两次空战之间，他还插人“阿莱克斯”牧羊狗学跳伞的故事以及一个一等兵的趣闻：每次发出警报之后，这个一等兵总是最后一个爬出被窝，经常不得不穿着睡衣睡裤驾机执行任务。
听到这里，学生们笑了起来，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一些教师也忍俊不禁，少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九三六年，他毕业于我们这所学校，一九四三年在鲁尔区上空被击落。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中间没有分道，平整地向后梳着。他个头不太高，四肢纤细，看上去更像是一名在夜总会端菜斟酒的侍者。他说起话来总爱将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旦讲起空战，就立刻把手从口袋抽出来，两只手比划着，以便说得更加生动形象。他能够细腻而又富于变化地掌握这种用手来表演的游戏。他把手从肩膀下面送出来，表现偷袭时的曲线飞行，这样可以省去很多解释性的话，必要时他只用一词半句加以提示。假如发动机出了毛病，他就提高嗓门，发出嘟嘟嘟的怪叫，模仿飞机起飞，然后降落在大礼堂里。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基地的军官食堂也一定表演过这个节目，因为军官食堂这几个字眼在他的嘴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大伙儿心平气和地坐在军官食堂里…我刚想进军官食堂，因为…在我们的军官食堂还挂着…”除了他那双演员的手和模仿逼真的发动机噪音以外，他的报告也颇为风趣。他懂得如何拿一部分老师开玩笑，他们的绰号从他在校的时候一直保持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当然，他的玩笑都是善意的。他有些淘气，挺会向女人献殷勤，即使他曾经完成过一些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毫不夸大其词。他从来不提个人的成绩，总是说他是幸运的：“我是一个幸运儿，在学校就是如此，我至今仍然记得好几张升级证书…”一个中学生常开的玩笑使他联想到三个已经阵亡的同班同学，他说他们并不是白白地送了命。他在结束报告时没有说出这三个阵亡者的姓名，而是坦率地道出了一段自白：“小伙子们，坦白地说，在远方打仗的人都很愿意经常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
我们长时间地鼓掌，大声欢呼，顿足喝彩。我的巴掌都拍疼了，变得有些僵硬。我发现，马尔克矜持地坐在那里，没有朝着讲台鼓掌。
在阵阵掌声中，克洛泽校长在主席台上引人注目地用劲握了握他从前的学生的双手，然后又赞赏地扳住他的肩膀。突然，他松开身材瘦小的少尉，走到讲台的后面。与此同时，少尉也回到自己的坐位。
校长的讲话很长。无聊从繁茂的盆栽植物一直延伸到礼堂后墙上面的那幅油画，这是学校的创办人封-康拉迪男爵①的画像。少尉夹在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和马伦勃兰特之间，老是埋头盯着自己的指甲。克洛泽在上数学课时总是呼出一股清凉的薄荷味，它甚至大大冲淡了学术气氛，然而，在偌大的礼堂里那种气味却难成气候。他的讲话充其量只能从主席台传到礼堂的中央：“凡是上我们这儿来的人…在这一时刻…漫游者，你到…然而故乡此次将…我们绝不愿意…灵活、柔韧、坚硬②…整洁…再说一遍…整洁…谁要是不这样…在这一时刻…保持整洁…用席勒的话作为结束…不拿你们的生命作代价，你们的生命将一文不值③…现在全体回去上课！”——
①康拉迪男爵（1742～1798），出身于但泽一个望族之家，1794年立下遗嘱，将十一座庄园和二分之一的现款用于创办两所国民小学和一所男生中学。
②希特勒提出，德国青年应该“像猪犬一样灵活，橡皮革一样柔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
③席勒诗句，见《华伦斯坦》第一部《华伦斯坦的军营》第十一场。
我们获释了，像旋风似的拥向礼堂狭窄的出口，聚成了两堆。我跟在马尔克的后面向前挤。他冒汗了，抹了糖水的头发粘在头皮上，中间的头路全都乱了。即使在健身房里，我也从未看见马尔克出过汗。臭烘烘的三百名学生像瓶塞似的堵在礼堂的出口。马尔克的颈斜方肌，即从第七节颈椎伸展到凸出的后脑勺的两条肌束，微微发红，满是汗珠。来到两扇大门前面的柱廊里，在又开始玩起捉人游戏的一年级学生的喧哗声中，我才追上了他，劈头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马尔克两眼望着前方。我竭力不去看他的脖子。两根廊柱之间放着一尊莱辛的石膏胸像。然而，胜利者仍是马尔克的脖子。他的声音平静而又忧伤，像是要述说他姨妈的慢性病：“他们现在要想得到那玩艺儿，必须打下四十架。最初，在法国和北方，只要打下二十架就行了。如果照此下去会怎么样呢？”
少尉的话大概对你并不合适，否则你怎么会去选择那种廉价的代用品？当时，在纸张商店和纺织品商店的橱窗里摆着许多圆形的、椭圆形的、上面带孔的荧光徽章和荧光纽扣①，有一些造型酷似小鱼或飞翔的海鸥，在黑暗中闪烁着绿中透白的荧光。戴这种徽章的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妇女，他们担心在黑黝黝的大街上与人相撞，便将徽章别在外套的翻领上。当时还有一种涂着荧光条纹的散步手杖——
①战争时期，夜间经常实行灯火管制，戴上这种荧光徽章和纽扣可以防止相撞。
你虽然不是防空措施的牺牲品，但也有五六枚徽章。它们像一群闪闪发亮的小鱼，像一队振翅翱翔的海鸥，像几束荧光闪耀的花朵，最初别在外套翻领上，后来又别到围巾上。你还让你的姨妈在外套上从上到下缝了半打涂着荧光材料的纽扣，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丑角演员。我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看见你穿着这身打扮走来走去。冬天的黄昏，暮色苍茫，你庄重而缓慢地穿过纷纷扬扬的大雪或天地一色的黑暗，先是自南向北，再沿着熊街往南，你的外套上面缀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闪着绿光的纽扣。这是一个可怜的幽灵，充其量只能唬住孩子和老奶奶，它试图用迷惑术藏起那具在漆黑的夜色掩盖之下的躯体。你也许在想：任何一种黑色染料也不可能吞没这种发育成熟的果实。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它，预料到它，感觉到它，甚至想去抓住它，因为它唾手可得。但愿这个冬天赶快过去吧！我真想再次潜下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