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在刚刚竣工的万人体育馆举行。乔怡和季晓舟及宁萍萍来到入场口时，正门还没有开。时间还早，都是季晓舟催得太急，他对音乐的虔诚使他决不肯少听一个音符。所以萍萍下班，没顾上吃饭就来了，身上一股强烈的来苏味。季晓舟去零售摊买了个面包与萍萍分食，对这样的晚餐两人都习以为常。
一个夹小提琴的姑娘走过来。她的着装在这座内地省城显得很别致：下面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半旧，上身穿一件长过臀部的松松垮垮的月白绒衫。头发上没有一根发针或饰物，轻风拂过，那头发忽而盖住半边脸，忽而飘向脑后，显得相当生动。萍萍啃着面包上前问：“你们的指挥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叫出来！”
姑娘吃了一惊似的一扬眉，反问道：“指挥有好几位，您问的是哪位呀？”她有些做作地用极有教养、极矜持的声音说着上边的话。尤其那口标准普通话，突出地体现了各处都在倡导的语言美。
萍萍却毫不自惭形秽，声音仍热辣辣的：“我当然是问廖崎。”
乔怡道：“请您进去告诉他一声，他的战友希望能尽快见他。”
“真对不起，”姑娘说“廖崎在演出前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酝酿情绪…”
萍萍怪腔怪调地把脸转向季晓舟：“他过去有这毛病吗？”
“——这对一个指挥是很重要的。”姑娘说。
“萍萍，算了！”季晓舟在台阶上低声叫道。看到这些音乐宠儿们，他显出一副可怜相，此刻几乎连头都不敢抬。
萍萍回头看他一眼，怒火中烧：“有啥了不起！”她改用方言“我非要去蹚蹚这水有好深。走，乔怡！找‘了不起’去，问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们！”
三个人走进空无一人的环形大厅。上万个崭新的坐椅折射着天棚上的灯光，使这空间显得比它本身更大。各个角落都传来互不相干、又相互干扰的乐器声。小号的三连音似乎要穿透顶棚，长号发出沉闷有力的低吼，仿佛要钻入地下。他们四顾着，还没看演出就被这阵势慑住了。
廖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躲在何处“酝酿情绪”？大概还是老习惯，等乐队全体就位，听众拭目以待时，他才露面，这是权威的首要表现。
从他刚担任指挥时，这习惯就养成了。那时他嘴唇上刚出现一层茸茸的黑须，脸蛋还象孩子那样圆凸凸。每次排练，他要求乐队队员提前十分钟坐好位置，而他却比预定时间稍迟片刻，才阔步踏入排练场。他那急匆匆的模样，让人感到他刚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场合赶来。这时的乐队队员自然而然地向他行注目礼。这是他最满足的一刻。而当他在总谱台前指挥位置站定时，要求下属们绝对寂静，接受他的审视。假如这时有人弄出什么响动，不管是乐器还是喉咙，这位年轻的指挥都会二话不说，又转身走出排练场，三五分钟后，他显得心灰意懒地再次出现，狠狠朝刚才对他不恭的部位瞟一眼：“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我还可以再出去等待。”然后，他猝然抬起指挥棒，一语不发，傲视全台。他要用这种静默将大家钳制良久，方轻轻吐出“开始”二字。
他这一套是为了所谓的“正规化”、“专业化”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快在乐队里建立威信。他对“威信”二字看得过重。为了“威信”他不惜践踏任何人的自尊。
这时，宁萍萍轻声叫道“看！了不起来了！天老爷，他比过去更了不起了！”
廖崎从表演场一侧的门里走出来，头上套着耳机，一根导线从他衣兜里伸出来，大概那里面装着袖珍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旁若无人，走路急匆匆的。战争中的脊柱重创，倒未给他留任何残疾。不象季晓舟，嘴唇上落个发亮的疤痕，一说话就令人担忧，仿佛会再豁开似的。从前线回来不久，廖崎父母都赶来了，坚持把儿子弄回首都，说是请了一位最高明的骨科大夫给他治疗。果然，三个月以后，廖崎重新站立起来，直接从医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廖崎找了个居中的位子坐下来，仰在椅背上，两手捧着后脑勺。
“架势太吓人！”萍萍说。
“他在听什么？”乔怡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用问？——‘老柴’的，要不就是‘老贝’的…反正都是他老熟人的！”萍萍冷笑。
乔怡捅捅萍萍：“走，咱们过去踹他两脚，让他酝酿的情绪见鬼去！”
但季晓舟不准她们惊动他。
“你们别胡闹吧。人家现在指挥的是一百多人的大乐团，不是闹着玩的…”
他赞美地从大老远眺望着那颗智慧的脑袋，那修长的、艺术型的双臂。他在距他五十米的斜后方找了个位置，轻轻坐下来，并坐得笔直，似乎对这个音乐骄子的背影也不能造次。不用说，他对他充满羡慕，在音乐王国里，他是王子，而他却相当一个弃儿——不公道在于他和他都把音乐视若神圣，他对音乐的爱与理解毫不亚于他。
此时，乐队队员们已陆续从各个角落走进后台，他们需要换上笔挺的西服，就象廖崎身上那件…
—九七五年，军区举行军一级宣传队会演。为会演，军部开销一笔钱，为他们每人订做了一套演出服。幕启之前，乐队全体穿着一新，提前就位。合唱队也比以往积极，列好了队形。这动力来自新军装（而且是毛涤料子的）。然而第一遍铃响之后，廖崎却穿着一件圆领海魂衫走上来。黎队长急了，问：“什么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换演出服？！”
“演出服没有熨平，我拿回去重熨，今天忘了带。”他神情自若地答道。
“那你就这身打扮？…”
他胸有成竹地一笑：“当然不行。我可以穿别人的。”
“穿谁的？一人一套！”
廖崎的目光直接投向坐在角落里的季晓舟，后者正埋头往琴弓上一遍又一遍地抹松香，抹得那么认真，那么卖力，他的心思早进入紧张的预备状态，以至廖崎叫了他三遍，他才惶然抬头。
“只能这么着——我穿季晓舟的演出服。”廖崎口气笃定，毫无商榷意味“乐队不能没指挥，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季晓舟屁股欠在椅子上：“那我…我穿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吗，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胡说！一共三把大提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说话的是杨燹，其他人用不满的嗡嗡声“协奏”“从整体感到音量，一把琴也不能少！”
“音量？我从来就没发现季晓舟的音量对乐队产生过作用。”廖崎双手插在裤兜里，象是在存心激怒这个集体。
“你没有权力说这种话！”杨燹带着威胁意味站起来：“攻击”的架势已拉开。
“我当然有权力！”廖崎知道有领导在场，他吃不了亏“我要求的最低质量他从来都没达到。他常常跟乐队脱离几小节，这我最清楚。”
季晓舟已将崭新的演出服脱下来。他里面穿着一件颜色褪尽的蓝运动衫，溜肩膀上还套着用松紧带绾住的白布假领，加上他进退维谷的尴尬面孔，实在狼狈…乐队倾向杨燹的越来越多！
“指挥就那么了不起？今晚咱们试试，没有指挥咱们弄得响不！…”
“谁说少一把大提琴没关系？我看少了指挥才没关系呐！”
一个小提琴手用女高音叫喊。她是上海兵，平时极腼腆，这会却一嚷再嚷：“我看我们全体走光，让他一个人表演好了！…”
这姑娘有一次穿了件新从上海捎回的白的确良绣花衬衫，兴冲冲美滋滋地来参加排练。廖崎临时抓着自来水笔当指挥棒，打了一声响亮的榧子，表示“开始”那天他情绪很好，拼足全身力气挥舞手臂，钢笔帽被甩了出去，笔囊里的炭素墨水至少有一半落在小提琴手的新衬衫上，那一向洗得搽得很白净的脸上也未曾幸免。她摔下提琴哭着跑了。
事后廖崎找她表示“歉意”道歉的话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引来的：“我们都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你缺少的就是艺术中的忘我啊！”廖崎并不因他的全体下属造反而气馁。他习惯在对立情绪中生活。他把人们的这种情绪统统视为嫉妒。他渐渐学会从敌意中获得快感。但自从他挨了杨燹那两拳之后，对这个黑大个至少是避其锋芒，他不承认自己怕他，只是不屑与他一般见识。
第二遍铃声响了。黎队长发火了：“你们乐队搞什么名堂？！”
廖崎在众人的示威中悠然地一下一下欠着脚后跟，并把宽容大度的脸转向黎队长，那意思在说：请您裁决吧，是谁在无理取闹，是我还是他们？
季晓舟聋拉着一双溜肩膀，似乎很为大家的骚乱对廖崎表示歉意。
剧场灯暗下来，廖崎微微一笑。
“大家肃静！今天…我看也只有照小廖的法子办了。这件事小廖应该受批评。当然，我这个业务领导也应负一半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伤的却是季晓舟。
报幕员等在幕里，预先准备好笑容。观众席已静下来。
而肃静了不到五秒钟的乐队又哄起来：“那我们今后是不是也可以不带演出服？我们是不是临时也去逼着别人脱下来给自己穿？…季晓舟不能下台！…要穿穿我的，他怎么不敢穿别人的，就知道拣烂柿子捏！…”
“曜——”一声长哨，黎队长打了个果决的手势“谁再吵谁出去！”
没人吱声了。杨燹那把中提琴发出“嘣嘣”的拨弦声。这是这堆火里最后的几粒火星。廖崎懒洋洋地走到季哓舟面前，抓起搭在椅背上的演出服。大家眼巴巴看着他大模大样地把一个个纽扣扣整齐。季晓舟搬起属于他的一套家什：谱架、琴、椅子。众人向他投去近乎永别的目光，看他向后台蹒跚走去。
穿着舞蹈彩服的萍萍立在侧幕里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等晓舟走过去，她蓦然哭了…
环形体育馆瞬时增加三倍亮光：顶棚上华灯齐放，意味着观众即将入场了。廖崎看看表，摘下耳机，快步走进后台。过了一会，他搬出一摞折叠椅。
季晓舟等人奇怪地注视他的举动。
他将椅子放好，又仔细调整着距离。然后站在指挥位置上审视一番，不满意，再去调整。更奇怪的是，他居然把每个谱架上的谱子都打开，把有的谱架升高，有的降低，似乎他了解每个乐队成员的身高和阅谱习惯。
“…他怎么啦？”萍萍左右看看，瞪着眼。
季晓舟也表示他无法理解这一奇怪现象。一个了不起的、位于百人之上的指挥，能为下属们扛椅子、摆乐谱？他通常是在观众肃然起敬的注目下，在女报幕员陪同下，在全体乐队成员的期待下，昂然走出。那威仪不亚于走在红地毯上的国王…廖崎不是一向在乎那样的威仪吗？
乔怡却在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廖崎或许不再是昔日那个“了不起”了。
喧嚣声从敞开的门哗然涌进。观众入场了。
廖崎正想退进后台，忽然看见了他们——
“喂——”他跑过来“嘿！他妈的…”
从他优雅的嘴里喊出这句粗话，倒别有一番动人意味。他艰难地穿过椅子夹缝，一路乒乓作响。他显得比过去更漂亮，但脸色有些憔悴，显出睡眠不足的浮肿。西装穿在身上很配套，一点也不做作。头发比过去留得长了些，在那样的学府，可谓“入乡随俗”天生浓密卷曲的头发无论什么发型都显得合理，那半掩半露的宽阔前额，仿佛昭告他将有怎样广阔的前程…
前面的路堵塞着稠浊的雾。雾把天与地的空间灌注成灰蒙蒙的固体。天完全亮了。没有风，风吹不动这块无限厚的灰色帏幕。树象化石那样僵立着。
了不起浑身透湿，刚才他爬过一片洼地时被那瘟臭的水浸泡了一遍。两只衣袖已磨破，身上挂着苔藓和腐草败叶。他整个感觉象在经历一场恶梦。这呆然的树，这浓浓的雾，象恶梦一样难以摆脱。他一个劲往前爬，往树林密处爬，希望能爬得很远，当三毛醒来时，没有一点指望再找到他。那么三毛就会增添一倍的生存把握…
树林越来越密，有的地方几乎只剩了个夹缝，将就着容他挤过去。疼痛已经适应，他能爬得比较快了。这都是些什么树啊？叶子这样阔大，干子却并不粗壮。它们亲亲热热，挤挤捱捱，一副自生自灭的无赖样，一副无人问津的可怜相，而它们竟然也组成了这样一片颇壮观的林子。
他爬着，军装衣兜里掉出一个闪光的东西。他想回去捡，然而几次三番扭转不了身体。
不，那东西非拾回来不可。它是一件宝物。他倒退着往后爬！，脊椎的疼痛直逼后脑勺，但他毕竟把这件宝物捏在了手里。它仍是闪亮的，冰冷的，对于污秽不堪的他来说，彼此不知是谁在嘲笑谁。一阵极度的悲哀袭来，他双手攥着它哭了…
演出就要开始，廖崎匆匆告别老战友。
他一边走下观众席的甬道，一边从上衣袋里拔下貌似钢笔的指挥棒。这根指挥棒很特别，它能一节套一节地伸缩，缩到最短便可插在衣袋里。
响了最后一遍铃。
一束追光打在这个年轻的指挥身上。观众顿时为他咄咄逼人的风采倾倒，包括他的战友，也头一次象陌生人一样客观地欣赏他。
他老练，沉着，挥洒自如。一刹那，他似乎已化为音乐本身。
他抬起熠熠发光的指挥棒。
全部乐器在这根指挥棒下齐刷刷抬起。指挥棒是无数双信赖的眼睛的焦点…音乐从这根指挥棒挑破的决口中涌流出来…音乐，荣誉，指挥棒，几乎从他记事起就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八岁那年，在人民大会堂，他指挥过全北京市少年大合唱。那次他得了奖，奖品是一棵松树。这奖品真可谓别出心裁，寓意深长。那松树种在一个六棱形的紫沙盆里，精心剪修过的树型象宝塔，远比一束鲜花、一枚奖章来得堂皇。当时他只比钢琴略高，自然捧不动这沉重的奖品。爸爸和妈妈在一片掌声中走上台，两人合力将松树举起来，面对四面八方此明彼陪的镁光灯。
其实他本身就是父母的奖品。每回参加演出，父母都按时到场，坐在最显目的位置上。有时母亲心血来潮，甚至将他抱上舞台——这样更显得他年龄小。一次演出后，他被—群记者簇拥，有位记者问起他的岁数，母亲急忙替他回答：“他才六岁。”他不懂为什么母亲要替他瞒去两岁。而且每回演出，必须穿上母亲为他设计的服装，他腻透了那件背带裤和胸前别着的大手帕。那种打扮早在幼儿园大班就淘汰了。
他终于反抗这种玩偶式的表演了。无论再隆重的晚会，再恳切的邀请，他一概拒不参加。母亲急得几乎要揍他。“你不想做音乐家了吗？你想想，你六岁就能指挥三百人的大合唱，将来还了得吗？…”
他嫌恶地嚷嚷：“我不是六岁！是八岁零四个月，马上就九岁，九岁了！明年我就要和你一般高了，谁还相信你的谎话？！”
父亲哭丧着脸：“那你想怎样呢？从此不学音乐了？”
“…我要学真正的音乐！”他老气横秋地对父母宣布。
终于，为满足他的要求，父亲把他带到音乐学院一位老教授那里去求教。这位教授是音乐界的巨星，气派十足，架子也大得骇人。未来的乐队指挥夹在父母中间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半个时辰内未受到老教授正眼一瞥。他从侧面瞻仰老头儿的风采，看见他那结实的身体端坐在琴凳上，简直象那架三角钢琴一样敦实。他已谢顶，脑门上仔细盖着薄薄一层白发。他在钢琴上弹奏一阕曲子，嘴里叼着个弯弯曲曲的大烟斗，不知是烟熏还是有什么烦心事，他微皱着眉，眼也半闭着。他认为老教授弹得并不比妈妈好，可妈妈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完全象个外行那样充满神秘的景仰。
父母几次催促他去为老教授翻谱，而他动也不动，客厅里还有几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时全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为教授翻谱，相互间毫不掩饰地争宠。父亲轻轻拧了一下他的耳朵，责怪他把献殷勤的好机会让给了别人。老头儿弹的是一支节奏相当古怪的曲子。他突然停下来问学生们：“我弹的是什么呀？”
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伙子冒失地答道：“象舒伯特…”
“到底是‘象’，还是‘是’？”学生不敢肯定回答。
而那个坐在父母中间的孩子却蓦地站起来：“您一定弹错了节奏！”
老头儿顺着这尖细的童音寻去，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滑稽样子，同时“啊”了一声。
或许因为被冷落得太久，孩子几乎带着愤怒地指出：“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是这样——”他忘乎所以地哼起来。
老头儿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一会，笑起来，接着爽声大笑，仿佛这样的名望非得有这样的笑法不可。孩子窘了，但依然不屈不挠地迎着老头儿的目光。老头儿笑够了，慢慢道：“自作聪明的小朋友，干吗一定要认为我弹的是‘舒伯特’呢？假如刚才的曲子是我自己设计的，你觉得怎样？”
孩子不吭气，感到受了捉弄后的懊恼。而老头儿却离开钢琴走到他面前说：“你能把我刚才弹的那一小段复述一遍吗？”
“用钢琴吗？”
“不，你就哼一哼，象你刚才那样。”
“您的曲子半音太多，我怕唱不准…”
“没关系，试试看。”
孩子回头看了看父母的脸色，他们大气不出地正为他担忧。老头儿对孩子诡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跟我来，到这儿来。孩子想出息，首先得挣脱父母的怀抱。来吧。”
他在众目瞠然下把他带出客厅。在灯光暗淡的过道里，老头儿按了按他的肩膀；“现在好了，你哼吧，小伙子！”他闭上眼，微微翘首。
孩子用固定调把他刚才弹的那支古怪的曲子哼了一遍。老头儿睁开眼：“好极啦，再来一遍，能用手势把节奏表示出来吗？”
他又唱一遍，同时竖起右手的食指比划着。
“对极啦！…”老头儿突然在他脸上狠狠拧了一下，便大步回客厅去了。他怯生生跟在后面，尚不知从这个时候起，他辉煌的音乐生涯已定了调。
老头儿走到孩子的父母面前，大声说道：“看看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孩子吗？你们干吗把他打扮成这样？这衣裳是为了见我才穿上的吧？这多做作！你们无非想提醒我注意到这个神童。可我首先是讨厌神童，其次不相信神童。小时候被人称作神童的，长大多半没大出息！”
父母陪着笑，面红耳赤。
而老教授却笑起来：“让我来宣布一下吧——过来呀，孩子，你不是神童，但你是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只需要刚才那一点儿了解，我就敢下这个定论。记住了，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神童。神童这词儿谁创造的？见鬼！”
这个“具备惊人音乐天赋的孩子”当晚被老教授收为第七个私人弟子。老头儿毫不掩饰他的宠爱，很快走进卧室，取来一个满是樟脑球气味的缎盒。他打开盒子，郑重地捧到孩子面前。
孩子惊呆了，在黑色丝绒的里衬上，躺着一根漂亮的指挥棒。它是用某种昂贵的金属制成的，通身闪着与它价值相符的光泽…
他凝视着这件闪闪发光的馈赠，它仍象昔日一样夺目。只是那行法文被磨得模糊了：“Vousetesfier”意为“你是了不起的”
他苦笑了…
他继续在树林里缓慢爬行。额上的汗流进眼角，蜇得眼睛发疼。树林仿佛没有边际，越来越密，越来越幽暗，象由此可通往另一个世界。他的脸被蒺藜划出无数道血口，血口又渗进咸涩的汗。双肘全破了。他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副残破的躯体将听凭大自然来处置。
他又费尽周折使身体翻过来，仰面躺着，大喘着气。在这里，树叶铺成厚厚的褥垫，一股温热潮湿的腐殖气味。一会儿，成千上万的蚊蚋，带着等待太久的愤怒“敢死队”一般叫喊着，向他扑来。他已经没有精力理会它们了。
雾正往高处升，大槪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吧？三毛这时一定醒了，他大概在四处寻找——不过你再也找不着那个不可一世的“了不起”了。那个可恶的家伙，那个曾多次捉弄你、辱没你的家伙现在正舒舒服服地躺着哩！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别去打搅他，把这时间留给他，去做一生中唯一一次反省吧…
音乐随着他的手势变得激越起来。好！廖崎想。我预期的，他们都达到了。他对整个乐队充满感激。
暴雨，台风，泥石流，雪山崩塌…音乐体现着他的幻觉，他的追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身傲骨的老教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终于被人踏上千万只脚。教授夫人素来温雅，这场大海啸顺理成章地卷走了她的生命。教授的两个女儿结伴去内蒙古插队，撇下了渐趋龙钟的父亲。因为他的傲气，工宣队将他从音乐学院、从首都驱逐，他只身前往遥远的北疆。那时只有十三岁的廖崎，赶到车站为恩师送行。那天是冬至，飞雪扬花，老头儿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迎着风，依然挺得巍然峨然。十三岁的孩子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踮起脚跟围在老头儿脖子上，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老头儿一动不动，慢慢垂下头，他的眼泪先流了出来，滴在那条孩子气的围巾上。但当他抬起头时，又恢复了平素那种笑容：“小东西，连你也来怜悯我了吗？”他的声音充满痛苦、自嘲，然而不减骄傲。孩子被老头儿冷酷的声音刺痛了，把预先准备的安慰话统统忘了。火车开动，他委屈而伤感地独自站在月台上哭了很久…
两年后，老教授重返北京。那时“样板戏”风起云涌，须集中全国精英大壮声势。音乐学院的新贵给了老头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他培养“样板戏”急用的人材。
廖崎去拜望老头儿时，见他穿一身黑布袄裤，头发全秃了，正伏在桌边很响地啜着一碗豆浆，一边把油饼往豆浆里蘸，连手指也一起蘸进去！。他立刻发现老头儿的手不再是那样白晳修长——带着贵族的病态，变得和油饼及黑棉袄很和谐，而昔日曾是多么典雅地抿着小杯的浓咖啡！见他进来，老头儿恍惚地看他一眼，似乎并不吃惊，并不兴奋，也不热情，仿佛精力全集中在这顿早餐上。他的手已出现了老年性震颤，不会再象当年那样轻拂琴键了。十五岁的少年再一次冒出眼泪，老头儿却似乎觉得他哭起来很好玩，专注地盯了他半晌。
他掏出指挥棒，想让老头儿想起亲密的往事。而老头儿倒显出些许不耐烦，应付地笑笑。他不甘心，结巴巴回述着那些他视若珍宝的趣事，而老头儿仍打不起精神。他怀疑他是否丧失了记忆力，但他坚信他不会忘记音乐。他谈起贝多芬、舒伯特、柏辽兹、葛里格…而老头将最后一口油饼咽下（他竟吃了三张油饼），打了个嗝，说：“拉倒吧！我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把音乐看得比油饼重要。”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逻辑混乱地谈起他往日的信念，以至信念的破碎，并用这破碎的信念来摧毁这孩子的信念。他断言没有人理解音乐，正象无人理解他一样。
孩子冒失而兴奋地接话：“可…有我呀！”
“你？你将来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因为这是你唯一能获得成功的途径，你得去弄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如果那叫音乐的话，我不如去听拉拉蛄叫唤！”
他们的久别重逢很不愉快地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获悉老教授病重，急忙赶到医院。教授的两个女儿也从内蒙赶回，正抱头痛哭。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景仰的恩师，带着他一生的骄傲去了…
老教授在临终时，用震颤的手写了一封信，把他推荐给一位朋友。他们曾经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相互仰慕，却碍于各自的骄傲而几乎不往来，如两座对峙的山峰。他在信中委婉地说：“请收下这个颇具才分的孩子！为了这个孩子，也为音乐后继有人，我愿意与你讲和…”
他不喜欢新老师，或许因为他太喜欢故去的老头儿了。新老师正得意，而“老”老师终生都太不得意。他对老师的感情只能有那么一次，再把同样的感情给另一个人，他受不了。他不否认自己对新老师过于挑剔。所以他得走，走得远远的。他拒绝了新老师的苦苦挽留，登上接兵的列车…
一声长而低沉的尾音，在万人体育馆上空回旋。年轻的指挥仰着头，整个身体仿佛要向后倾倒。他那雪亮的指挥棒在头顶划出一个光环——漂亮之极的收势，音乐止住了…
音乐消失了…
一时间这个万人体育馆多静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的乐队呐？他那个被他轻视的集体呐？此一时，彼一时。他端详着指挥棒，它太华丽了。他将它一节节抽出，抽到最应手的长度，象过去那样把握它——它现在也是孤零零的，去指挥谁呢？离开了乐队，它没有丝毫价值；离开集体，指挥是不存在的。他依赖集体，而不是集体依赖他，指挥棒是发不出任何声响的。他即或有超等能量，也必须靠那个集体才可释放，他的智慧需要众人来体现，否则便等于零。奇怪，命运把他抛在这荒僻的山林里，就是要他领略这么简单的道理吗？既然简单，他为何从未领略过？为什么要等一切都不可挽回时，命运才把做人的真谛告诉他呢？
…这是一根精致、高档的指挥棒，他曾经多次向人们讲起它的来历。这故事后来被众人听腻了，而只有一位听众始终是忠实的，就是那个笨拙的大提琴手。每次听他用一模一样的语言复述这个故事时，大提琴手总是惊羡地眨着眼…
大提琴手那样善良，毫不因他的骄横记恨他——可现在醒悟到这些太晚啦！
静默了一刹那的观众沸腾了。
季晓舟和乔怡从座位上站起来，希望廖崎能看见他们在为他鼓掌，为他骄傲。季晓舟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水。
而这时的廖崎却什么也看不见，他重重地从指挥台上坠落下来，眼神困惑，象在吃力地追索一个即刻就要消失的东西。他似乎不明白眼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攒动的、热烈的脸。他有些倦意或遗憾。
萍萍也慢慢站起身，鼓着掌。她似乎也意识到，这不是那个心安理得接受人们捧场的神童了。乔怡忽然捅捅她，朝前面两个空座位努努嘴：“丁万没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