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二〇〇五年冬天，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我记得，她嘴里哼唱着什么，跟别人打招呼，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偶尔有几次，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有些事非常可怕，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无论如何，我依然很爱她，每次到那不勒斯，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说，我有点儿害怕她。我们两个人都老了，她变化很大，我不停地发胖，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她留着短发，是她自己剪的，头发已经雪白了，她并非特意要这样，而是不在意这些。她脸上皱纹很多，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声音有些刺耳，说话时声音太大。她不停地做手势，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街道、路人，还有我切成两半。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对她大声喊道：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小花园，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那女人侧身躺着，非常肥胖，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样式过时的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吉耀拉·斯帕纽洛，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前妻，我却没认出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肥大，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火红色，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但非常稀疏，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是低跟的，很破旧；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大脚趾破了一个洞，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鞋子从脚上滑落了。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
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去了莉拉家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房子很小，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她。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总之，没什么好话。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还有那稀疏的长发，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都有些倦怠，不想收拾桌子，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老了，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大路、隧道黑漆漆的入口，以及那里的暴力，一切都没变。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这楼多高啊！”我对莉拉、卡门、帕斯卡莱、艾达和安东尼奥说，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走在富人区边上。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交通越来越混乱，路上坑坑洼洼，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下水道往外冒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非常不结实。脏水、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因为腐败、欺压而死去，但每一次选举时，他们还是充满热情，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我下了火车，回到这个我曾经生活的地方，我一直都在说方言，表现得小心翼翼，就好像在说：我和你们是一起的，不要伤害我。
大学毕业时，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出人预料的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我出生的那个世界，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这时候，在比萨或者米兰，我生活得很好，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幸福；而在我的城市，我每次回家时，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让我无法逃离，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我未来的婆婆，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在过去，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加里波第广场、福尔切拉街、公爵街，还有拉维娜尼奥区、雷蒂费洛区，到处都挤满了人。在六十年代末，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越来越蛮横失控，让人不堪忍受。有一天早上，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几年前，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我去那里，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阿尔曼多和娜迪雅，好向他们炫耀一下。但那条街道，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他们都穿得很好，非常自信，吵吵嚷嚷，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同时也有些羞怯。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他们之间冲突不断。有三四个学生，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拳打脚踢，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用一种我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对骂。我马上就离开了，我之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充满理性的地方，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
总之，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圣约翰·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还有去那里的旅途、莉拉工作的工厂、莉拉自己——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但还没有同床共寝——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莉拉说，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她想帮他。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特杜奇奥、香肠、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还有它们的简称：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CCSM）、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CSACSS）。她想让我相信，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我当时想：在米兰也许有可能，在苏联一定会有，但在这里不可能！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二〇〇五年冬天，那天下午，我和莉拉谈了这些事情，我带着一种决绝的语气，就好像在进行严厉的抨击。我想告诉她，她其实从小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只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但我马上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从自己的语气里，听到了一个老女人让人不堪的怨气，我知道她讨厌我的语气。后来，她的确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了老化磨损的牙齿，做了一个神经质的表情，说：
“你在充当智者，想要揭示真理？你有什么意图？你要写我们？你想写我？”
“没有。”
“说实话吧！”
“那太复杂了。”
“你已经考虑过了，是不是？你还在考虑？”
“有点儿。”
“你要放过我，莱农！你要放过我们所有人。我们不值一提，我们应该消失，吉耀拉和我，所有人都不值一提。”
“这不是真的。”
她做了一个不满的表情，很难看，她眯着眼睛，用眼珠子审视着我，嘴唇半闭着。
“好吧，”她说，“你实在想写，就写吧，你写吉耀拉，想写谁，就写吧，但不要写我，你要答应我，你要是敢写我的话……”
“我谁都不写，也不写你。”
“你要小心点儿，我盯着你呢。”
“是吗？”
“我会进到你的电脑里，看你的文件，会把文件删除。”
“算了吧！”
“你觉得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能做到，但我会保护自己。”
她还是像之前那样，很邪恶地笑了。
“但你防不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