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是秋天，秋天完了是冬天，又跟去年一样，西北风把雪片搅得满天飞舞，在整个中国，只有岭南除外。
半年时间，论日子不到二百天，对于十分经老的地球来说，简直没有什么感觉。比如你家门前有一座石山，你小时候去爬，它是那样高，老了去爬，它还是那样高。除非遇上了人工开凿，否则，每一条石缝都是原来的样子。对于石山，它能感觉到二百天的变化吗？又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每天不知有多少脚在它身上踩过来踩过去，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夏天来走，它是那么厚，冬天来走，它还是那么厚。它能感觉出二百天人间事物的迁移吗？至于气候的更替，那是年年一样，周而复始，在石头和建筑物看来，季节是个走马灯，老是那几幅图画在原地转圈圈，走马灯还是走马灯，也没有什么变化。最能感出变化来的是人，去年冬天跟今年冬天不一样，昨天中午跟今天中午不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像一口大铁锅煮着一锅杂烩，里面的各种菜肴在不断地翻上来沉下去，头一次上来轮廓清楚，第二次上来表面模糊，第三次上来变了颜色，第四次上来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同各种菜肴一样，每次浮上来面貌不同，绝不像季节一般周而复始。无论哪一块便于贴大字报的墙壁，虽然撕去一张换上一张，总是大字报面不是别的，但每一张的内容都不相同。同是一个人，曾在这里贴过若干张大字报，决不会有两张完全一样的。他的经历在丰富中，他的认识在发展中，他的思想在变化中，无论如何不会变得与去年同一天的思想状况完全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有些人经历了质的变化：原来是指挥别人的，现在可能被别人监禁了；原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可能成了风云人物；原来是生龙活虎的，现在可能变成残废了。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
好大的雪呀！西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将漫天飞雪和一九六八年春节一道儿送来，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被风雪压进地下三尺了。紫禁城的红墙金瓦建筑，像一群大鹏在风雪中搏击，不肯退缩躲闪，不甘被时风时雨埋没。电缆裹着厚厚一层冰凌，依旧在传递电流，点亮万家灯火。每一个屋顶都被冻得刷白，在寒风中发出金属般的鸣声；而每一家房里都是热气腾腾，敲杯击盏，奏出新春的欢乐。街头的车辆虽已减少了，道上的行人却比往日更多，尤其是孩子们，生命力无比强盛，像是要把冰雪闹化，闹出一个美丽的新春。对于大字报、大标语和墙头漫画，今天没有人注意，好像那是一场古老的游戏，已被现代人遗忘了，人们陶醉在似有似无似隐似现的某种幻想当中。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无法描绘，总之是期待冰消雪化，百花复开，盼望能变一个样子就好；也许一场嬉闹过去，乐极生悲，炉火熄了，房里房外是一样的冰冷！
要说除夕是团圆之夜，也不尽然。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难道没有家吗？商店里正在忙碌着的售货员难道没有家吗？驱车在线路上行驶的司机难道没有家吗？这些人都是职业规定了他们不能及时与家人团聚的；但也有不因职业限制而放弃团圆的，五十六岁的赵开发老头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已有四十年工龄的机修钳工，因为想把那台织布机的故障彻底排除，以便节后开工时能正常运转，车间早就走空了，他还留在那里磨磨蹭蹭，专心致志地工作，忘记了时间。有人给他送吃的来，他摆手谢绝了，笑笑说：“留着肚子，回家吃好的，儿子也回来啦！家里还有客人呢！”不知不觉，已到凌晨两点，他才洗手换衣，回家过年去。
他跳下车，一股强大的西北风搅起飞雪，呼的一声迎面扑来，他没有站住，跌倒在地，脱口喊出声来：“好大的风啊！”他从雪地里爬起来，紧了紧大衣，一步步向天安门方向走近。这条长安街有它最热闹的时候，也有它十分宁静的时候。每年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日，这里是不能随便走人的，精心装扮的彩车和服色艳丽的队伍以及全副武装的军队和民兵，把大街填满了，再没有比那时更火热的场面。当潇潇雨下，夜色深沉的时候，长安街像一条静静的长河，彩色的车灯倒映在湿地上，如来往穿梭的流星，只看见光亮，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在这种风雪迷漫的夜晚，长安街简直有些荒僻，跟大兴安岭一条笔直的山沟差不多，不同的是有街灯排队。老北京赵开发倒是顶喜欢这种荒僻景象的，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难得有几天这样的荒僻。
他老远朝着步步移近的天安门望去，被那里的奇景吸引住了。西北风从城墙顶上猛扑下来，刮起刚刚落下的雪花，在观礼台上飞旋。呜呜的吼叫声像正在演奏着描写古代战争的交响乐，马嘶人叫，血肉横飞，听得叫人胆战心惊。他忽然觉得那是一座大舞台。十九年来，那里上演了数十次惊天动地的戏剧啊！舞台在风雪中变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过去上演的戏剧在闪闪忽忽地还原，消失，还原，消失，被风雪送回来，又被风雪卷走了。他本来可以再坐一站车，但目前走得正当发热的时候，何必停步静等呢？走一走吧，趁旁无惊扰，看看那戏剧还原的虚影，也是除夕夜的另一种欢乐。
在这个舞台上，近一年多以来上演的戏剧最多，赵开发每天上班要从这里走过，被他亲眼看见的也最多。有时上演的是有声有色的戏，有时上演着另一种看不见人物活动的戏。大标语经常更换，常常是把重大发展阶段的有路标意义的口号贴在这里，在路标后面有多少悲欢离合是看不见的。赵开发已经司空见惯了，他感到每一块路标都与自己关系不大。他的生活十九年来没有改变过节奏，上班，做工，下班，无论路标怎样翻新，社会生活的车轮怎样停停走走，碾过碎石段、泥泞段、平直段、弯曲段、上坡段、下坡段，他的生活节奏就像放在车上的一口闹钟，不因车轮速度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受马达的高唱与低吟的影响。“我是做工的，不做工就是吃冤枉。”这是他的哲学。
人在安静的时候可能产生不寻常的兴趣，对从来不关心的事物也许会关心起来。赵开发由于一路幻想着天安门上的戏剧，竟对这每天多次见面的老地方发生了一种初次来访的好奇心理。也许是想走近看看，风雪中果有那些幻影再现吗？也许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贴出新的标语，不知是哪种原因，他决定不抄捷径，要从天安门前一直走过去。
一路走，一路侧脸望着城楼，什么戏剧也没有，只有雪白的一片，那红粉墙在风雪中冻死了。比较生动的是金水桥上的桥栏，由于结了一层厚冰，像经过了重新雕琢似的。雪地上有两行深深的脚印从不同的方向延伸到金水桥上，桥上的雪被践踏得稀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雪坑。是什么人在这大风雪的夜里来到金水桥上？难道这时候也有游人吗？真是太奇怪了。赵开发停步细看了一阵，狐疑不解。忽然觉得耳边好像有声音，便把棉帽护耳提起来，仔细一听，那声音更真切了，像是害重病的人在床上呻吟。他猛然打了一个冷战，感到毛骨悚然，难道这风雪之夜，果然能使天安门上的戏剧重演？也许在明代、清代，数百年前在这里停放过皇宫里的病人，现在夜深人静，居然听见从前的呻吟了？这样的事近乎荒谬，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早就听说故宫博物院有人在月黑风清的夜晚看见过宫娥彩女轻盈飘逸的幻影，听见过叮铃叮铃的环佩声。是不是风雪之夜也能听到呢？这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赵开发战栗着，望望大街两头，不见一个行人，也没有车辆开来，只有旋风裹着鹅毛大雪呼呼地吼叫，更觉得十倍瘆人。他决心不再听下去了，赶快离开这里，回家暖一暖身子去。哪知正当他提步要走时，听到一声比刚才的呻吟大了几倍的“哎哟”，并且辨明了发出声音的地方是在金水桥底下。这时，他已感到不是什么怪异事了，也许是有人在桥下遇难，便鼓足勇气，顺着那行脚印走到桥上去。低头一看，雪白的玉带河里果然躺着一个人，身上虽然盖着雪，而仍旧依稀可辨。是什么人呢？深夜两点多钟，独自冒着风雪来到金水桥上做什么呢？又是怎样摔下玉带河的呢？不管怎么样，遇难者正在呻吟，证明他没有死，必须赶紧设法救人。
玉带河四面是陡壁，围着栏杆，深约丈余。现在，河里虽已结冰积雪，想下去仍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栏杆结冰了，伸手就滑。老头救人心切，忍冻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搭在栏杆上，借大衣的帮助，跳下河去。
那个不幸的遇难者脸朝下躺着，好像已经察觉有人向他走近，他竭力扭动颈部，或许想侧过头来看看，但只微微动了一下，尝试没有成功。赵开发俯身拂去他身上的雪，捧着他的头往旁边侧过来，再将他整个身子扶得翻了一个边，他又“哎哟”一声。在微弱的雪光下，能模糊地看见遇难者的单呢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赵开发吃了一惊，难道是军人？他更感到奇异，也觉得救人的责任更重了。
“来人哪！……来人哪！……”
赵开发站立起来，大声向广场和长安街两头呼唤，颤颤抖抖的呼救声被北风搅碎，被雪花压下地来，根本传不出去；连叫好几声，听不到有人响应。没有办法，只好靠个人的努力了。这位老工人是富于经验的，他靠近遇难者躺下去，将遇难者的手臂抬起来搭到自己肩上，再扶着他的身子，让他平稳地移到自己背上来，背稳以后，便吃力地站起来，向陡壁移动。他一面将遇难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栏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经冻得手足僵硬了，连神志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可把赵开发难坏了。不过，人在急时，力大无比，终于让他创造了奇迹，把遇难者的上半身送到栏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栏杆上。
上岸以后，赵开发已经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难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这时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马裤呢、驼绒里的草绿色军大衣好像是头一回穿上身，下颏底下的呢军制服领上露出红领章的一角。从遇难者的年龄和穿着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是高级干部！这使得赵开发又吃了一惊，意识到刚才在金水桥发生的不幸事件远非一般性的谋杀或自杀，分量之重，关系之大，目前还无法估计。老机修钳工像触电一般浑身抖颤了一下，连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临时的半壁帐篷，挡住呼呼的北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遇难者的脸。
他应该立刻把他送进医院去，可是他的的确确已把全部体力用光了，必须喘息一阵；他应该首先弄清遇难者究竟伤在哪里，可这时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为行动指南的赵开发老头，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压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样，非常可怕。他十五岁进纺织厂当勤杂工，像毛驴一样任人骑，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麸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那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猎猎，工人们大都走上街头参加欢迎队伍去了，三十七岁的赵开发只在工厂的铁栅栏后面窃窃望一望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穿黄棉袄的军人。他不大相信，这些骑马拿枪的军人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从小住在北京，见过的军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顶帽的北洋军，有穿黄衣服的国军，有穿大皮靴的日本军，有像黑衣强盗似的满洲军，还有各式各样的警察、宪兵和不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的密探。所有那些军人都没有给他带来好处，有的喝斥过他，有的鞭打过他，有的强迫他脱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对军人从来没有好感。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以后，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强迫搜他的身。并且在不久以后，他由勤杂工变成了机修钳工。工资增加了，生活变好了，儿子也上学了。从此他才认定一个道理，军队也并非都是坏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变化全部归功于一九四九年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政治学习以后，才知道还有共产党，还有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有鲜明标志的解放军。二十年来，那支军队经过了几次改装，一会儿戴鸭舌帽，一会儿戴船形帽，一会儿佩肩章，一会儿佩领章，近几年来又忽然把帽徽领章都改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赵开发总觉得他们当中所有的人过去都是穿大棉袄佩白底红边符号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当然他也并不反对穿呢大衣，因为赵开发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难道那骑高头大马走进北京城的军人们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的感情最为真挚，也最持久。他热爱解放军，敬佩所有穿军装的人，相信在解放军里一切都十分高尚、纯洁，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懂礼貌，爱护老百姓，在他们里面绝不会有嫉妒、猜疑、尔虞我诈。因此，当他的独生儿子也有幸参军时，他高兴得不得了。自从儿子参军以后，赵开发已百无忧虑了，好好地做工，安宁舒适地过日子，准备在退休以后，也依附儿子搬到部队去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看见过一种传单，上面有军队的大干部挨斗的照片，为了这，还专门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长，不要胡闹，不学坏样子。可是儿子回信时并没有正面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儿子已参军四年了，总共只回来了两次。每次回来，赵开发总要问他看见过大首长没有，问他们部队有没有在一九四九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北京的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问得他儿子常常答不上来。老头早几年就跟儿子讲过，他要到他们部队去一趟，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尤其要见一见他们的首长，讲几句话，坐在一起呆上半个小时，那是很大的光荣。由于厂里的生产总是那么忙，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去看儿子，也一直没有跟他们的首长在一起坐过。今天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军队的首长，并且成了这位首长的救命恩人，赵开发简直怀疑这是一场梦。天安门上的戏剧，金水桥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怪事，简直太荒唐，太难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难者看得见，摸得着，并且睁开了眼睛，还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
“你说什么？”赵开发凑近他的脸问道。
“……”
遇难者的话仍旧含混不清，后来他移动了无力的手臂，颤颤抖抖指着自己的头。赵开发这才注意到，军人的帽子掉了，已经秃顶的头在风雪中挨冻。老工人立刻产生负罪的羞愧感，怎么那样粗心！他连忙取下自己的棉帽，戴在军人的头上。
“不……”军人说清了一个字，还摆了摆手。
赵开发猜想，他大概是不愿意叫救他的人挨冻，便安慰他说：
“不要紧的，我家离这儿不远，来，我背你，先到我家里暖和暖和吧！”
“不……”军人仍是摆手，又指着自己的头。
赵开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要自己的军帽。幸而那军帽就落在上岸的地方，老工人给他把呢军帽拾回来，戴在他头上。这时，遇难者在全力挣扎着想把双手抬起来移到头部去，赵开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盲目地托着他的手臂帮了一下忙。军人将双手移近帽檐，企图用手指将帽檐捏住，那手已完全冻僵了，十指无法并拢，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最后只碰在帽檐边上，推得军帽动了一下。赵开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帽子没有戴正。
“军人哪！军人哪！……”老工人赞叹着，背起了不幸的军人。
他的家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此去并不很远。赵开发背起遇难者左右看看，仍不见街上有人，便只得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他感到背上的人似乎已经晕过去了，那沉重的头部被颠簸得一摆一摆，比背着一个健全人沉重得多。
到家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紧闭着大门。赵开发腾出手来，吃力地摸到钥匙，捅开了门。北屋那相连的两间房是他的家，他穿过小院子，气喘吁吁来到自己房门口，敲着玻璃连连喊叫：
“快起来！开门！出事儿了！”
家里人大概一直在等他回来，等得太晚，刚刚睡下去，因此很难叫醒。
“听见没有？起来起来！”他把玻璃门擂得哐哐地响。屋里亮灯了，一个青年人从床上坐起来。原来是他！赵大明。
赵大明开了门，帮父亲将遇难者扶着躺在床上。
床里边睡着的人也被惊醒了，揉了一下眼睛坐起来，啊！怎么他也在这里躺着？这个新兴革命家，半年前在北京连钱包都丢了，怎么不接受教训又来了呢？
遇难的军人被放到床上平稳地仰面躺着，赵大明和范子愚一看他的面孔，同时吃惊地叫道：“是他！”
“他是谁？”赵开发问。
“我们的司令员。”儿子回答。
赵开发张着嘴既没有出声，又不合拢，痴呆地望着他儿子。此时没有人注意范子愚，要是有人留心观察，会发现这个新兴革命家的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中隐藏着复杂的内心活动。自从半年前在北京碰尽了钉子，与胡连生同车回到南隅以后，他所领导的造反组织几乎毫无作为。半年来，有些人沉醉在精制各种三忠于纪念品的活动中，男的学会了绣花，女的发展了电影胶片的编织工艺。有些人在培植草菇和栽种菠萝、木瓜等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大家挣来了吃的。还有些人学会了木工手艺或把毛笔字练得相当棒了。大多数造反者已经丧尽了最初采取革命行动时那种新鲜感和高度的热情，神经变得比较迟钝甚至有些麻木了。着急的是少数几个头头，他们已骑上了虎背，很难下来。这当中尤以范子愚为甚。一号头头范子愚在几经风霜以后，常常私下里对邹燕说，早知造反这样复杂，开头真不该起端，但同时他又鼓动邹燕和他的战友们，不能放弃斗争，麻痹大意。可以少惹一些新事端，但过去曾经做过的事必须坚持到底，不到底，人家就可以反过来算你过去的账。他认为，造反派决不能承认自己曾经有错误，相反，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近半年来，他们的造反组织，除了此项宣传以外，再没有干别的。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宣传，反对他们的舆论已日渐高涨起来。那位全力支持他们、并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江醉章部长再也不来问津了，很久以来连人都找不到，就是碰见了，也是打一通官腔，没有半句体己话可说。范子愚从北京遇难时起就对江醉章丧失了信心，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靠山。往后那些日子越来越证明姓江的是个阴险家伙。不久前，他专门召集全体造反派战友开了两天两夜旷日持久的讨论会，研究造反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商量自救的办法。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前方有危险，隐隐约约听见了挖陷阱的响声，比如常听机关干部们提到“你们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如何如何……”“你们冲击政治机关的背景如何如何……”等等说法。这些就是陷阱，就是定时炸弹，不知哪一天时间一到，就会翻天覆地，大难临头。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讨论来讨论去，会议越开越泄气，到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在濒临崩溃的紧急关头，范子愚努力鼓足气宣布了他的战略决策。他认为，造反派要想不垮台，必须紧紧把握住革命的大方向，只要大方向始终正确，有一些错误也可以得到谅解。即使上头不谅解，也有理由与他辩论辩论。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广义地说太笼统了，要非常具体才行；具体说来，空四兵团的革命造反大方向就是斗彭，始终坚持斗彭，就不怕人家说你是胡闹。其他造反者们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数，也就只好同意了范子愚的战略决策。于是便产生了再次上京的行动。
不能说范子愚他们神通不大，虽然并没有派代表常驻北京，但北京发生的事他们都能知道，斗彭的进展情况他们也约略知道一些。最近，陈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一次对彭其等反党分子的决战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彭其将押回南隅，继续隔离监护，检查交代他的罪行。这个消息被范子愚他们打听到了，决心把隔离监护、督促彭其写交代材料的任务抢到手，这样，就能证明本造反组织自始至终把住了斗彭的大方向。怎样才能争取到这个任务呢？找陈政委正面要求，他会信任吗？找江醉章，他会理睬吗？范子愚认为，不能书生气十足，“人家不给，咱就抢，现在这年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因此决定立即派人上京。范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训，人生地不熟，贸然闯到北京去是要吃亏的，所以这回他坚决要拖住赵大明同来。赵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没有地方落脚。本来，赵大明能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北京与父母团聚，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但由于此行任务尴尬，他一再找理由推托，怎奈范子愚不顾一切，强行把他拖上了火车。到京以后，范子愚两腿不闲，钻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报，摸来摸去，只知道会议已在春节前开完，而彭其的启程日期无法知道，他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尽兴尽欢。万万没有料到，彭其被赵大明的父亲背回家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范子愚望着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坛突然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面前，那样惊喜，那样眼馋，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动手。赵开发老头听说这就是儿子那个部队的司令，已经惊奇得不知所以，又见范子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表情来，更加愕然。他望着范子愚的脸，像看见公鸡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儿子问。
“金水桥底下。”
“知道他哪儿受伤了吗？”
“不知道，好像……”赵开发估摸着说，“可能是冻的。”
“范子愚，”赵大明穿上军用绒衣说，“你去捅捅炉子，把火烧大一点。”说着便动手取下彭其的军帽，察看了他的头部，侧脸对父亲说，“头没有受伤。”
接着，他又解开他的大衣，将他的两条手臂从大衣袖筒里脱出来，分别做了几个屈伸的动作，发现两臂是完好的。又解开层层纽扣，伸进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脯和两肋，也没有发现异常。按按心脏，跳动的节律稍慢一点，呼吸情况同熟睡的人相似，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后来，他搬起了他的右腿，能屈能伸，也是好的。当抬起另一条腿的时候，赵大明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
“膝关节骨折。”赵大明揩着额上的汗珠说，“要赶快送医院。”
赵大娘从里间走出来，见了这意外场面，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所措。她忽然想起，对老伴说：
“你还站着发什么呆！快去借担架车吧！隔壁看门的张老头准还在喝酒，他们单位有担架车，上回西屋的李师傅爱人生孩子，就是借他们担架车送去的。你快去吧！”
赵开发如梦初醒，连忙借担架车去了。
范子愚慌手慌脚找到自己的大衣、棉衣、棉裤，将每一个衣兜裤兜都掏了一遍，最后在挎包里找到一份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阵说：
“赵大明，早晨六点有一趟开往广西的快车，我们干脆，把彭其带走，送到桂林空军医院去。同时给南隅拍一个电报，叫家里来人，在桂林等着我们。正好今天是春节，很少有人坐车，买两张软卧车票，让他在车上躺着，四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这样行吗？”赵大明说。
“怎么不行！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现在这年头，跟打仗一样，办事要果断。”
“可他还昏迷着呢！除了膝关节骨折，还不知内脏有没有摔出什么毛病来，不马上送医院，在车上出了事怎么办？”
“出不了事，金水桥只有那样高，要是年轻人摔下去，根本不会骨折。”他又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他送进北京的随便哪家医院，空军司令部马上就会来人，陈政委还在北京，他也会来，彭其就再也别想落到我们手上了。如果把他带走，送到桂林，我们的人把他控制住，一边治病，一边叫他交代，我们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新材料。要是怕桂林空军医院还靠不住的话，干脆，到柳州，送进地方医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我们只要从他嘴里捞到了金水桥跳河的新材料，不怕空军党委不认账。”
“可我们是从北京把他劫走的，到时候不给咱们扣上打砸抢的帽子？”
“哪个造反派不搞打砸抢？再说，我们又不是到招待所把他抢出来的，我们是在路上捡的。”
范子愚说出“在路上捡的”这几个字，使赵大明心里挨了重重的一击。唉！一位曾经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今天竟变成了一只被猎人疏忽的已经中弹的伤野鸭。让路人拾到，喜出望外，赶紧夹着它溜走，回去拔毛，剖肚，享用一顿不花钱不费力的美餐。赵大明的心像送进绞肉机去了，但当着范子愚的面，又不能将痛苦流露到脸面上来，他只得装傻，像没有睡醒的人一样，反应很迟钝，理解力很差，范子愚说得够清楚了，他却装着不懂，痴呆地望着对方。
“你怎么啦？”范子愚奇怪地盯住他问。
“我……”赵大明皱起眉头，“我还不懂。”
“你是故意装糊涂吧？”范子愚无情地点破他的痛处说，“我知道了！赵大明，你跟我们演了很长时间的戏，演得不错啊，伙计！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露馅儿了。你为了同情他，不顾我们造反派的命运，装糊涂，不同我合作，我没有冤枉你吧？”
“随便你怎么认为。”
赵大明只得这样说，说完靠餐桌坐下，望着母亲在为昏睡不醒的彭司令员细心扣上衣扣。
“其实，”范子愚坐在赵大明对面，委婉地转弯子说，“我与彭其有什么冤仇呢？他受伤了，本来是要就近送医院才对，在火车上耽搁四十多个小时，不但要叫他受罪，而且对治伤可能不利，这些我也都知道。他要不是彭其，而是别的不相干的人，我会马上抬着他送医院去，比你的动作还快；他要是不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缺德事了。可是赵大明，这是路线斗争啊！现在这年头，在路线斗争的大事上可不能温情脉脉，你对彭其温情脉脉，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那样。人家对咱们可是不讲温情的呀！我要提醒你，别以为咱们今后会平安无事，你听说没有？现在出现了一种‘揪坏头头’的说法啦！你能保证我们这个组织将来不揪坏头头？谁是坏头头呢？如果让江醉章知道你同情彭其，他发现你欺骗了他，你这个坏头头就逃不了啦。咱们是战友，我是好心关照你，你看着办吧！”
这时，赵开发已披着一身雪花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推开门说：“隔壁的担架车坏了，张老头在挂电话叫救护车来。”
“大爷，不能惊动救护车。”范子愚蓦地站起来，拽住赵开发边走边说，“快带我去，电话在哪儿？快！”
赵开发莫名其妙地被范子愚拽走了。
屋里，赵大娘似懂非懂地听到范子愚刚才那些话，觉得很奇怪，便向儿子细问由来。赵大明想说又说不清楚，最后什么也没有说，急得一忽儿站起，一忽儿坐下。母亲看到儿子这番景象，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不久，范子愚在前，赵开发在后，匆匆走了回来。赵大爷一路问着：“小范，这是怎么啦？到底怎么啦？为啥不要救护车？你说呀！”范子愚塘塞着说：“大爷，您别问了，是有原因的，现在说不清楚。”说着话，范子愚已走上台阶，他看到墙根有一只长形的柳条筐，装着一些引火的劈柴，灵机一动给它派上了用场。他把劈柴抱出来放到一边，将柳条筐拿进屋来，往地上一扔，拍拍手，对赵大明说：
“快找根绳子，有杠子没有？就用这个，抬到火车站去。”
“抬什么？”赵开发奇怪地问。
“抬他。”范子愚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彭其。
赵开发和他的老伴同时一怔，以为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老头重问一次。
“大爷，”范子愚强作耐心地解释道，“我们要把他带回南方去，他是一个走资派，我们的同志在等着斗他，当然，也会给他治病的。早上六点的火车，现在时间不多了，您帮我们找根绳子吧！”
“是这样！”赵开发转脸望着自己的儿子，眼里冒出愤怒的火来。
赵大明在父亲的眼光逼迫下，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想解释清楚又碍于范子愚在场，他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求饶似地叫了一声：“爸爸！……”
范子愚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一面忙活，一面催促赵大明：“快点！时间不多了，把他送回去，你再回来度假也行。快找绳子！”
赵大明此时如乱箭穿胸，几乎要晕倒了，为了避开父亲那越来越令人害怕的眼光，他胆怯地移动着视线，偶然在衣柜顶上触到一根露出五寸尾巴的粗麻绳，忽然像疯了一样，伸手拽住麻绳用力一扯。麻绳是压在一个装零星工具的小箱子底下的，小箱子被麻绳带动，从柜顶上滚下来，哐！哗啦！响成一片。赵大明这才感到松快了一点，他正是要把积郁在胸中的炽热的岩浆，通过绳子，传递给小箱子，让它摔下来，借它的力量爆响，喷出去。
“你敢！”赵开发逼近儿子。
“爸爸！”赵大明吼叫着嚷道，“您知道吗？这是路线斗争，是铁面无情的。他是走资派，他罪该万死！他不是人！你不要把他当人！他是一只挨了枪弹的野鸭子，被我们捡了便宜，赶快拔毛，把锅烧红，放上油，等着，没有什么客气讲，不能温情脉脉！您懂吗？您那么糊涂？不要挡着我！让开！谁同情他谁就跟他一样，不是人！”
赵开发一语不发，扑上前来，扬起手，照着儿子的脸打下去。响声过后，赵大明放声恸哭起来。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嚎哭；只有这样，他的哭才不会叫范子愚看出破绽来。他感谢亲爱的爸爸，“您终于会意了，让我能够大胆地哭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