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到处有空军的驻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让范子愚进去。
就在邬中带着录音磁带、信件、材料等坐飞机上北京的那天，范子愚也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在候机室门口老远望见邬中坐在里面，知道跟他坐同一架飞机，决心尽量避免同他见面。上飞机以后，邬中坐在较前面的位置上，范子愚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这样，范子愚便掌握了主动。但是，两个熟人同坐一架飞机，航程那样远，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休息，要想互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也奇怪，邬中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范子愚，两人同机，一直没有打照面，互相装着糊涂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大轿车要把乘客送到市中心去，这回两人躲不开了，只得都装着吃惊地应酬了几句：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
“这里不能住。”
“为什么不能住？”
“没有床位了。”
“我进去看看。”
“不行。”
费了很多口舌也吵架了，把造反精神全拿出来了，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只得又从这里离开。
在另一个招待所门口，哨兵也要看他的身分证，他仍是将介绍信交出来，可答的更加干脆：“快去领火车票，不然来不及了。”他又吵了一阵，又是同样的结果。
这一夜，他把所有的空军招待所都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回答，更可恼的是，每当他悻悻地走开时，后面的人还要指着他的背议论半天。
后来，他想到了赵大明的家，能不能到他家里暂时住上一晚呢？过去听赵大明说过，他的家就在前门附近，但忘了是什么胡同多少号，也不记得赵大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走的时候又没有注意把这些打听清楚。前门附近有多大的范围？盲目去打听一个姓赵的，那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这个不行，还得去想别的办法。
“找旅馆去吧！”他想。于是，又凭着那张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去找旅馆。时间已是下半夜了，旅馆一般都住满了人；有的把门关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有；有的倒是有床位，但认为他的介绍信不行；有的劝说他找空军招待所去；有的把他指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招待所；有的干脆说：“你还是到车站呆一会儿，买张车票回去吧！现在北京人多，挤不进。”
最后他果然听信了那个服务员的话，来到火车站，在通宵服务的餐馆里吃了点东西，便走进候车室去，坐着打了个磕睡就天亮了。他当然是不会去买车票的，岂肯甘心就此回去！第二天，他又按照昨晚的路线，从文革接待室到每个招待所重新走一趟，遭遇比昨天更加悲惨。傍晚时，他凭着那封造反组织的介绍信，找到清华大学去，在那里大摆了一通造反的困难遭遇，大骂空军文革接待办公室的某些人，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同情，留他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三天，他改变路线，先从招待所走起，最后才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这回更是糟糕，连空军司令部大院都进不了了，那里的哨兵得到了特别通知。
第四天，他万般无奈，只得冒险去找邬秘书，谁知所有空军招待所都不让他查登记簿。就在这一天，发生了更大的不幸，他身上带着的一百多元旅费全部被扒手借去了，仅剩三块多钱零星票子，不够两天吃饭用的。怎么办呢？范子愚急得躲在小胡同拐角处哭了一场，有的过路人望他一眼，有的连望都不望。这天晚上，他又在火车站度过。
第五天傍晚，他在火车站闲逛，无意中听两个正在接车的空军军官谈到陈镜泉政委已经来京的消息，并探听到所住的地方。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陈政委，谁知传达室的战士已跟他打过多次交道了，一见他来就皱起了眉头，根本不打算对他诚恳相待，他刚刚提出要找陈政委的要求，对方便连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范子愚怒火千丈，在那里大发了一顿脾气，事已做绝，只得气冲冲地走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邬中从陈政委房里出来，躲着看了他全部表演；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招待所时，徐凯跟在他后面追，没有追上。现在不要说身上带着的材料能不能送给首长的事了，也不要考虑造反组织的前途如何了，眼前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到今天他才开始后悔，应该在当夜领了那张车票回南隅去，那一天就走了，后来的不幸都可以免除。他想着想着，想出了最后一个办法，便去寻找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驻地。因过去从来没有去过，他先找到一个地方文艺团体打听到地址，再往那里走——现在已经不能坐公共汽车了。
在空政文工团，他还是凭着那份造反组织的介绍信联系上了。他在那里把自己的造反组织的情况，怎样积极斗彭其以及此次来京的目的一一做了介绍。接待他的人考虑到在斗彭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观点，便表示愿意帮他的忙，当时就热情留他吃住，并且不收他的饭钱。但当他提出要借钱并且数量还不小时，人家坦率地把难处告诉了他，他到底没有带身分证和正式的军人通行证，仅凭一纸造反派介绍信是不好借钱的。后来又为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由他们出面与上头联系，上头的回答仍是说可以给他一张火车票，借钱不行，要见首长更不行。范子愚只得向现实低头，在那里领到了当夜上车的火车票，由于碍着面子，不敢再找人麻烦了，虽已身无半文，也硬着头皮离开了空政文工团。
他步行在繁华闹市，无心看那些“爆炸新闻”和“最新消息”。每遇上饭馆时就绕开走，害怕闻见那饭香、菜香和酒香；每看见人们大包大包地在商店买东西他就产生嫉妒，希望也有一个扒手把他们的腰包掏光；每当一群一群的操外地口音的造反者擦身而过时，他就暗自给他们算命，看看离倒霉的日子还有多远；每当有一部漂亮的无轨电车从身边开过时，他就幻想将来总有一天是不需要买车票的，眼前非买车票不可，最好突然停电，大家都坐不成。范子愚从来不知道肚子和钱包一齐空空是什么滋味，这回扎扎实实地尝试了一下。他想起，那些在外流窜的农民，站在饭桌边痴愣愣地望着人家吃饭，希望剩下一个骨头，一口残汤或一口饭，人家一站起他就伸过手去，那样的羞辱是怎能忍受的？也许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确立起羞耻观念吧？他又想起那些万恶的扒手，他们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专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于心何忍？也许那一百多块钱早就不在扒手身上了，多半交进了饭馆售票员的钱箱子里。到此，他又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觉得可以到任何饭馆去找那些售票员姑娘，对她们说：“同志，你那钱箱里有我的钱，请随便给我一点东西吃吧！”他苦笑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想入非非了。这时，从旁边的小胡同里走出一个姑娘，范子愚不小心踩着了她的脚尖，那姑娘怒目瞪眼熊了他一句：“看着点儿！”范子愚没有回答，望着她昂头挺胸一扭一摆地走远去，类似刘絮云穿便衣的时候那种不可一世的卖弄风骚的派头，他在心里骂道：“什么了不起！还不一定是哪个小工厂里叠纸盒的呢！要是我范某人没有结婚，你求还求我不上。哼！我演起外国特务来派头比你足多了！又是一个刘絮云，他妈的！”接着，又碰上一个戴眼镜的，张着大嘴在街上哈哈大笑，范子愚迎面走去，他也不让道，一直到几乎撞上满怀了，范子愚只得自己闪开。心里又骂道：“他妈的！活像江醉章，瞧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也不知是哪个倒霉的跟他走在一起，今天笑，明天闹，后天气得你驴子叫。看着吧！准是那样。”忽然，他又老远地望见了一个人的身影很像邬中、瘦长个子，小脑袋，穿的是便衣。不看不像，越看越像，心中不禁生起一把无名火：“他妈的！害得我满街流浪，到处不让进，准是你搞的鬼，小脑袋的人都是阴险的家伙！老子不能放过你。”他放开脚步跟随那人追去，快要追上时，从后面开来一部公共汽车，正停在小脑袋的前方不远处，小脑袋跑了几步，最后一个挤上了车；而范子愚也在这时赶到，不问青红皂白，拽住那个人从车上拖下来。那人回头一看，互不相识，转身再要上车，车已经开走，便发火了，大声喝斥道：“你长了眼睛没有？”“对不起！对不起！看错人了。”范子愚只得忙赔不是，不等那人消火，忙红着脸走开了，老远还听到背后在骂骂咧咧。这一系列的遭遇，使范子愚得出了一个结论：北京人坏透了，没有一个好的。他悻悻地暗自嘀咕：“瞧着吧！等我回到南隅，吃饱了饭，穿上我的军用响底皮鞋，也到街上去抖抖威风，他妈的！不在你们这北京丢人了！”忽而又想起，也许穿上军装会好些，便拐进一家照相馆，装着等候照相或照完相出来的样子，从容不迫地拉开旅行包，取出一件新军装来穿上，站在镜子面前一照，效果不太好，一来军装皱得不像样子，二来面容憔悴，像犯了错误的人。也许总比穿便衣好些吧！“要是能吃点饭就精神抖擞了。”他这么想着，走出了照相馆。
来到火车站，他抬手看了看表，原来忘了上发条，表早就停了，幸而北京车站有很大的钟楼，那里随时都有标准时间可以对表。对好表以后，他算了一下时间，离开车的零点三十分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怎么度过呢？要是身上有钱，可以躲进小饭馆去，一角钱一杯的啤酒买上他三杯五杯，再来点腊肠、叉烧或火腿，独自找一个偏僻的座位，“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想起这些，口水就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通畅，简直每一秒钟都要咽一次。口水咽得越多，肚子便越是饥饿难忍，这时候要是能有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吃吃，那也是极大的享受，但那五分钱从哪儿来呢？他又把所有的衣袋裤袋摸了一遍，的的确确身无半文。平时并不经常吸烟的范子愚，现在陡然产生了烟瘾，极想得到一支哪怕是最低级的香烟，于是产生了一种侈望，想在车站混熟一个会抽烟的人，以便从他那里得到一两支香烟的赠予。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一两支香烟怎么能使你挺住五十多个小时不吃饭坐回南隅呢？他一面在车站广场上低头漫步，一面在做着一个奇怪的算术题。有回他随小分队下部队演出，汽车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抛锚了，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没有饭吃，饿了整整五个小时。他清楚地记得，头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叫，喉咙眼里快要伸出手来了；第二个小时感到四肢无力，既不想喝水，又不想抽烟，一心想啃一个硬馒头；第三个小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脑子嗡嗡地叫，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火花，但并不觉得肚子怎么饿；第四个小时几乎已不省人事，像害了大病似的，只希望能静静地躺着，全身每一个骨节都要有所倚靠就好；第五个小时又到了下一个吃饭的时间，糟了！浑身颤抖起来，一时想逮住从头顶飞过的麻雀，一时又希望从草丛里钻出一条蛇来，不管是什么，能够逮住的就要拿来吃，哪怕是吃生的也好，哪怕是喝一点血也好。那五个小时就是这样的难受，那么五十多个小时又怎样度过呢？一共有十一个这样的过程，抗住了一个过程，还有十个过程，不断地看到别人吃饭，不断地闻到糖香、果香、糕点香……范子愚担心着，他可能会在第三或第五个饥饿过程时不顾一切去抢别人的东西吃，于是，人家就要愤怒，差点挨打，后来一看，是解放军，便原谅了。然后就问起原因，大家都表示同情，解囊相助，于是，钱哪，面包啊，水果啊，巧克力糖啊，烧鸡啊，烤鸭啊，葡萄酒啊，让你吃都吃不完，真美！美极啦！……他露出了微笑，抬头看了看路灯，“这是北京车站，不是在车厢里，周围没有一张同情的面孔，没有钱，没有面包，没有水果、巧克力，什么也没有，只有水泥地，梦，完全是幻想出来的美梦……”他这么想着，快走了几步，盲目走进了售票厅。
售票厅里排着若干长队在买车票，也有不少军人夹杂在其中。范子愚在专售南方车票的几条队伍中挨个儿打量每一张面孔，特别是军人的面孔，又特别是空军的面孔，希望能找到一个熟人，借几块钱在车上好吃饭。几条队伍都查完了，没有一个是曾经见过面的。怎么办呢？他又想出一个主意来，决定站在窗侧附近等着，看看哪一个空军人员买票到南隅去，然后相机而行。等了约半个小时，终于有一名穿蓝色军裤的战士买了一张南隅车票，他立刻凑上去跟他打招呼：
“同志，你也到南隅？”
“是啊，你呢？”
“我也是，咱们同路。”
“是哪趟车？”
“零点三十分的。”
“咱们正好一道。”
“到候车室去吧！”
“不，我还要到招待所取东西，早着呢！”
那个战士很有礼貌地挥挥手走了，可是范子愚在心里骂了他一句：“他妈的！”转念一想，也罢，反正他还会来的，就到候车室去等着他吧！好容易找到一个对象，可不能叫他轻易溜走了。来到候车室，那里坐满了人，范子愚担心错过与战士接头的机会，在进口处挤出一个位子来坐着，又用旅行包为战士占据一个空位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外面，等着他的债主到来。有时他也抽出一两秒钟来向后面扫一眼，无意中发现在最靠里面的一角好像有一双眼睛在对他闪着光，他心里嘀咕：“不会又是一个扒手盯上我了吧？没有关系，现在我没有钱了。”不过他还是提高了警惕，用手护着旅行包，不敢挪动一下。
“革命家！”
范子愚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声，差点回过头去，因为在南隅时，有不少人是这么叫他的，但他不相信在这里也会有人叫他“革命家”，便只当与己无关，仍旧望着债主将要出现的方向。
“革命家！”
又叫了一声，嗓音低沉嘶哑。
“耳朵聋了？”
还是那个声音，看来的的确确是叫范子愚，他这才回过头去，一看，又惊又喜又难为情，原来是他！
“胡处长！”范子愚羞红着睑叫了一声，避开他的眼光。
“你到哪里去？”胡处长问。
“回南隅去，您呢？”
“也是的。”
胡处长穿着一身宽大的副一号军装，手上提着小旅行包，还有一只线网袋背在背上，里面装有一些纸盒纸包之类的东西。范子愚朝线网袋瞟了一眼，想道：“那里有吃的。”
“把东西提起来，我坐坐。”胡处长提出要求说。
范子愚虽然身无半文，又正好遇上一位财神爷，岂不是太好了！可是他情愿不碰上他，因为在公审大会上，斗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要是这老头提起往事来怎好说话呢？即使他不提往事，范子愚也害怕与他目光相遇。但现在，他竟然主动提出要跟你坐在一起，你难道能不理他吗？只得连忙把旅行包拿开，让胡处长坐下去。
“你是来搞什么的？”胡处长问他。
“我？呃……”范子愚目前所干的任何一种工作都不宜向胡处长提起，他只得随便撒了个谎，“到北京来看样板戏。”
“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好看吗？”
“好看，好看。”
“你们自己也演一个嘛！光看别人的？”
“是啊，要演哪！”
一问一答，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脸色，革命家成了个腼腆的乡下姑娘。
“你来了几天了？”胡处长又问。
“好几天了。”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呃……”可怎么好说呢？
“吞吞吐吐，又是搞阴谋，走到哪里，阴谋就跟到哪里，娘卖X的！我还说碰到个熟人，这两天坐车有话讲了，又是阴谋，跟着你屁股追，算了！我还是坐到我那个角落里去。”胡处长说着，站起身，提着东西要走。
“别走，别走！处长，”范子愚连忙站起来把他拉住，到这时，双方才互望了两秒钟，“您坐吧！我也怪寂寞的，有些事咱们在车上慢慢说吧！”
“不坐，我到我的老地方去，我怕你们，阴谋诡计太多。”固执的胡处长坚持提着东西走了。
范子愚惋惜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目送他走到最靠里边的一个角落。他回头又看了看门口，还不见债主到来，有点心慌了，经过一段犹豫，只得厚着脸皮找到胡连生那里去。
“处长，您别生气，”他靠近胡连生坐下说，“我们那回对您太……唉！我们太幼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不该那样做。那一阵子也不知道怎么了，革命啊，当左派呀，什么都干得出来，真是，唉！真是……您可别记我们的仇，我们年轻哪！”
“记仇？记什么仇？我要是记仇的人，就不会找上你来讲话了。我记你们的仇？要不是参加革命去了，我的儿子比你还大，我记你们的仇做什么！你们当了几年兵？懂得什么革命？搞错回把两回，有什么好记仇的！”
“是啊，处长，我……”
“不要讲你们了，”胡处长只顾说自己的，“就是彭其我也不记他的仇，他害得我背一个疯子的名声，还给我上电疗，娘卖X的！我记他的仇了吗？我不记，如今阴谋诡计太多，他也有他的难处，我原谅他，我晓得他不好搞。不光不记他的仇，我还要……”他仔细望望范子愚的面孔，“讲给你听了，你会不会又去搞鬼？”
“处长，请您放心，我再不会害您了。”范子愚诚恳地说。
“靠不住，”胡处长摇着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又来个搞阴谋的在你耳边头一熏，你又倒了。”
“您说得对呀！老处长，”范子愚深有感慨地点着头，特别强调了一下老处长的老字，“我们太容易上当，太天真……唉！”
“你的感慨倒不少！”
“您知道，我这回在北京被人害了，害得我满街流浪，只差一点没有要饭了。”
“怎么搞的？”胡处长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
“害得我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这里混一天，那里混一天，钱包也被扒了，现在身无半文。”
“你吃了饭没有？”
“饭，吃了，在空政文工团吃的，也没有收我的钱。”
“买了车票吗？”
“车票有了，零点三十分的。”
“你到底碰了什么鬼呀？”
“一言难尽……言难尽，唉！……”
“不要着急，碰见我了，你就不怕了，我这里有钱，你先拿点去吧！”胡处长从上面的衣袋里随便一拖，拖出来几张十元的票子，往范子愚手上一塞，“拿去，如今还没有到共产主义，没有钱是活不成的。”
“不要这么多，处长，我不要这么多，有一张就够了，只要能在车上有饭吃。”范子愚留下一张，其余的都要还给胡处长。
“放你那里吧！”胡处长将手一摆说，“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再碰一个扒手就完了，大家都会吃不成。”
范子愚只得将钱装进口袋，谨慎地扣上袋扣。
“你姓什么？我还搞不清呢！”
“我叫范子愚。”
“吃饭的饭？”
“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氾滥的氾。”
“吃饭，还有鱼……”胡处长自言自语念道，“算了算了，我记不得，我还是叫你革命家。”他又突然想起，“革命家，离开车还有很久吧？”
“还有三个小时。”范子愚看了看表。
“走！”胡处长站起来，“吃酒去，有做伴的了，心里高兴，娘卖X的！老子也受了几天气，消消气去！”
他们来到车站斜对面一家通宵服务的小食店里。这时顾客已不多，有的餐桌还空着，范子愚在靠墙的一个偏僻角落选好了位子，将自己的和胡处长的行李搁在凳上，便说：“老处长您坐着吧！我去办来。”在范子愚正与熟食柜的服务员商量选菜和买酒时，胡处长对他喊道：“有肉皮没有？你问问有肉皮没有？”不久，范子愚将熟菜端来了，一盘红肠，一盘卤牛肉，一盘猪肝，还有两份卤猪蹄，他抱歉地说：“买不到肉皮，这猪蹄可以吧？”胡处长只得将就着说：“马马虎虎。”接着，范子愚又把洒拿来了，一种是二锅头，一种是啤酒。
“娘卖X的！”胡处长喝了一口二锅头说，“在北京好几天，没有这么痛快过一回。”
范子愚端起啤酒杯子，不禁慨然，刚才还在幻想着如果身上有钱，躲进这里来，买上两杯啤酒，面对熟菜碟子，“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不料一转眼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真是千变万化的呀！正在这时，听见胡处长讲话，便接上去问道：
“您这回来北京，到底是干啥呀？”
“我？”胡处长忙着咬猪蹄，“讲给你听了，你回去斗我不？”
“老处长，您不要再提那些事了，我心里难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娘卖X的！我怄了一肚子的火，正想找人讲一讲，不讲给别人听听，硬是过不得。你晓得，我跟彭其、陈镜泉是同一个村里一起搞共产出来的，四十七个人死得只剩我们三个了。剩下这三个人还要你搞我，我搞你。彭其把我搞成疯子，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反正我好好生生一个人，成了疯子，挨电疗。陈镜泉又要带头整彭其，还带了材料住到北京来整，家里的训练、打仗都不管了。我呢，一天到黑寻他们骂娘，骂他们没有良心，搞阴谋。你看，这样搞来搞去有什么味道，何不少搞点鬼，你也不骂我我也不害你呢？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就要进土了，这样搞下去，到了阴间地府还会打鬼架。唉……！”他长叹一声，喝了口酒，“彭其在北京挨整，陈镜泉跟着屁股来整他，家里在那里趁火打劫，又搞新阴谋。我看了实在过不得，没有人同意，我自己拿钱买了张车票到北京来，想找一找红军时候的老人，找一找我们浏阳共产的老战友，商量商量，到毛主席那里反映点情况吧！我的官太小，他们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总比我好些，去讲几句话吧！哪晓得，我一到北京，那些人通通打倒了，都是走资派，连人都找不到。有些地方还把我当坏人，小造反崽子抓住我盘问半天。娘卖X的！我真想打人，又一想，打他也没有用，都是屁也不懂的小孩子！唉！……”又叹一口气，又喝一口酒，“后来我想算了！不去找他们告状了，还是去帮彭其讲几句话吧！快点让他写一个检讨，回去管住那个摊子，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啦！哪晓得，这个也不见我，那个也不见我，都把我嫌臭狗屎一样。娘卖X的！到后来，哨兵干脆不许我进去，我革命四十年，进门都进不了，到处把我当疯子，还笑我！你说气人不气人？唉！……”又灌了一大口二锅头，“我再一想，找不到他们，我找陈镜泉总还要得吧！屁！陈镜泉也找不到，这个讲住在那里，那个讲住在这里，把我当把戏耍，娘卖X的！我要不是在车站碰到你呀，一个亲人都没有了。革命家，你还看得起我这个疯子老头，真是少有的好人，少有的好人哪！”
“老处长，”范子愚心酸地噙着眼泪说，“您这些话……唉！揪心啊！真是……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真是像您讲的，是小孩子，不懂世事，胡吵胡闹，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唉！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都以为像我们自己一样想事的，真是，唉！真是……”他仰起头，将一大杯啤酒一口灌下去，“您在北京碰足了钉子，我碰的钉子比您更惨。”
“你碰了什么钉子？”
于是，范子愚不再避讳胡处长，把他上北京来的真实目的以及如何遭到冷遇的全部过程叙述了一遍。
“你开头是骗我的！”胡处长听完以后说。
“是的，对您讲假话了。”
“以后不要讲假话，革命家，官当得小一点不要紧，人要直，不能歪，要记住，你们还年轻，学歪了，将来会害人的。”
“是啊，是啊……”
一对冤家，邂逅相遇，在患难中成了能讲真话的好友，对酌对饮，互吐衷肠，时间过得很快。等他们回到候车室时，只差四十多分钟就要开车了，因没有通知进站，他们仍旧坐回原来的地方。这时大部分人已经登上另外的车次走了，候车室显得冷冷清清。胡连生和范子愚都已喝得半醉，话兴的高潮也过去了，默默地坐在那里，静等广播喇叭里喊出进站的通知。他们两人大概近几天都未能畅快地睡觉，因而一坐下来就打磕睡。一个穿白褂的女服务员推着一部吸尘机来到他们跟前，顺便提醒了一句：“同志，别睡着了，就要进站了！”
服务员离开以后，他们左右再无旁人，好像是谁把他们遗忘在那个角落里了——一个是老红军战士，一个是新兴革命家。
吸尘机在向前推进。前方有一个漂亮的巧克力糖纸盒，原已被皮鞋踢踏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又遇上吸尘机，被搅得翻来滚去。仅在十分钟以前，它还被一个孩子珍惜地抱在怀里，因为里面还有最后一块巧克力糖。现在，巧克力既然没有了，纸盒已丧失了作用，扔在地下有碍清洁美观，因而必须把它扫进垃圾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