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首长的子女交朋友是不大方便的事。凡有过与赵大明同样经历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感想。湘湘每回约他到家里去玩，他都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才行，一面往司令员那个小院里走，一面还在怀疑：这是我吗？我凭什么走近这个小院？接着，总要把可能遇见的一切考虑周到了，才迈进那张小院门。这样的约会，紧张多于幸福。
陈小炮慷慨地邀请赵大明跟湘湘一起到她家里去玩，她大概估计不到赵大明是不会去的。怎么能去呢？赵大明想：“人家都是首长的女儿，在一起吃吃，玩玩，说说，笑笑，我跟着去算个什么？”凭着跟湘湘的关系，赵大明满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意出入于首长的家，但他的自尊心强，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不应该叨姑娘们的光。与其做一个高贵的附属品，还不如做一根自立于泥土的野艾蒿。
他有意无意地跟湘湘她们拉开了距离，后来干脆不再跟她们走了。
刚才在湘湘家里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他心中的宁静。他不理解，为什么给吴法宪提过意见，就可以使人这样紧张和不安，以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充满了焦躁和忧虑？他只知道，在当前的中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那才是最大的犯罪，却没有听说过谁也不能反对吴法宪。毛主席早就有明确的指示：不但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毛主席的指示人人都得照办，吴法宪应该不在例外吧？那么，给他提过一点意见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大明觉得，只要不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需要害怕。他突然产生一个勇敢的主意，想找司令员谈谈心。旁观者清啊！从小小文工团员的角度来看司令员面临的问题，也许比司令员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不过，他立刻就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
他朝着回文工团的方向边走边想，用他那仅有的二十四年的人间阅历和音乐学院肄业的思想文化水平来努力弄清所遇到的问题，想着想着，入痴了。有一辆从背后开来的轿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他才猛然惊醒，加快了步伐。目前，全城都在响着广播喇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被一些男的、女的、嘶哑嘈杂的吼叫声、斥骂声搅得稀碎，若隐若现地传来。这座新的城市好像变成了一口锅，锅底在烧着大火，锅里煮着稀饭，到处在冒泡，在翻滚，热气腾腾，直上星月寒空。惟有这肃默的军营，像掉进锅里的一块硬铁，沉在底下，不冒不腾。冬天的海风不如夏日活跃，与这海岸城市恰相对比地懒洋洋地荡过来，椰树和芭蕉树飒飒作响。默默无言的军官们在营道上来一个，去一个，大都是有事要去办的，无人闲逛，革命高潮中，大家都自觉地不串门了。路灯的光线有些清冷，在它的照射下，没有一样生动感人的景物。这里无人笑，无人哭，无人大声疾呼，好像所有的人都对外界漠不关心。
这块地方果真是不冒不腾，与外界毫无共鸣么？不是。你看那大红色的标语牌纷纷从身边闪过，上面写的字大都是早已被人们背熟了的。但据说还不够，胡处长的账本上，那两万块钱恐怕是不得不写进支出栏的。路过一垛围墙，墙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写字的人不知究竟有多深的仇恨，竟把奇字歪写着，故意模拟成“狗”字的样子，这就是战斗！过了围墙有一口水塘，塘里漂浮着一些东西。是荷叶吗？不是，这口塘从来没有种过藕，那是早些日子贴在墙上和树上的标语，被风刮落水中。有的原本落在路上，是被过路人踢下去的。前面的道路怎么不通了？走近去看，原来是新挂了一条标语在那里，用报纸别在绳子上，两头拴着两棵树，横挂在路面上。显然是匆忙挂上的，没有系牢，风一吹就滑下来了，离地只有两尺高。上面写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大明撩起一张报纸钻过去，心想，难道他们刚下火车就开始行动了？
临近文工团大楼的时候，听到小礼堂里面有愤怒的口号声。正好兵团机关第一门诊部的军医和护士们下晚班从那里经过，有的好奇地扭头向小礼堂望一眼，有的头都不摆，默不作声走自己的路。赵大明接连堵住三个走来的人，问道：“那是在干什么？”被问者抬头一看是文工团的人，便只是摇头，不愿意讲话。文工团那座三层的一字大楼与小礼堂连在一起，组成丁字结构。赵大明急赶几步进了大楼，来到与小礼堂相接的地方一望，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正在斗陈镜泉政委。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头上，扣着一顶过去给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戴的纸糊高帽，领章被拔掉了，军衣被墨汁染黑了，脸上已看不清容貌，黑一块，白一块，墨汁像挂着的眼泪还在继续滴落下来。在将军的眼面前和头顶上，时而有愤怒的拳头在攒劲挥舞。这是怎么回事？赵大明连忙揉了几下眼睛，怀疑是不是看花眼了。不！千真万确，那个被弄得狼狈不堪的老头子，正是本兵团的政治委员、独臂将军陈镜泉。
在极短的时间内，赵大明的记忆宝库中有关陈政委的一些印象接连浮现出来：
——文工团排了新节目请首长审查。陈政委坐在头排，前面摆着茶几和杯子，主任、部长们在旁边陪着，专门有两个文工团员在政委背后拿着小本子和钢笔，随时准备首长一开口就往本本上记。戏演到最紧张的时候，政委发现了问题，对台上问道：“那个演匪兵的，你那个鞋带怎么是白的？”于是，这一场戏就要重新来过。
——文工团在部队演出，那天休息，陈政委的专机在机场着陆，有人老远看见是政委来了，跑步回去告诉了团长。一分钟之内，团长已把队伍集合好，迎着政委跑上去立正报告：“报告政委同志，文工团在这里演出，来了三天，今天休息，请首长指示。”政委边走边说：“好嘛！下部队演出，休息嘛！”他从队伍前面经过，人们行注目礼迎送着他，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熟识的文工团员，笑笑说道：“小胖子，要少吃点肉啊！”说完仍旧走路，在军、师首长们簇拥下，去他该去的地方。
——有个文工团员在海城大道步行，政委的轿车从背后开来停在旁边，首长伸出头来问：“到哪里去啊？”“首长，我回团去。”“上车吧！”于是，这段小故事便在文工团成为永久的美谈。
——文工团在海城剧院公演《年轻的鹰》，有天陈政委陪客人看完戏来到后台，见演员们脱下飞行服，一个个大汗淋漓，热得喘不过气来。政委指示团长说：“这么热的天，你在休息室准备点冰水嘛，买点西瓜来吃嘛！”后来，每天在喝着冰水和吃着西瓜的时候，人们总忘不了陈政委的关怀。
可是现在，他怎么被弄成这样子了？人还是那个人。秘书也在旁边，不过已变成了陪斗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拳头又挥舞起来，所有这些挥舞拳头的人，都是原来整队站好接受检阅的人，其中也有那个小胖子和那个有幸坐过他的小车的人。他们为了什么在他面前挥舞拳头？这是怎么回事？
赵大明由于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突然见到的场面惊呆了。他感觉到身上在发抖，既不是由于寒冷，又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由于激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丧失了控制，像害了疟疾似地抖个不停。他提醒自己：“不要惊慌，好好儿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人们是在批判反动路线。而那可恶的“反动路线”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批判起来缺乏形象感和动作性，革命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没有具体的攻击目标，显得过于温良恭俭让，正好陈镜泉政委竟敢不承认在他所领导的部队存在着反动路线，于是，高帽、拳头和墨汁，这些一般的批判武器便都一齐投向他来了。赵大明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个批斗场面。他心里迅速发生着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现在，他不再认为那个涂了花脸的老头子是陈镜泉了，他就是可恶的反动路线。谁要配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就必须同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谁姑息反动路线谁就是对毛主席极大的不忠。赵大明当然坚信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他的麻木了的神经现在只剩两个含糊的印象，一个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可敬爱的；另一个是卑鄙的、下贱的、恶毒的、可憎恨的。整个的世界只剩这两者，一切的事物都分属于这两者。前者在心中高高地耸立起来，它是温暖，是力量，是幸福的源泉；后者是脓疮，是蛇蝎，是眼中的钉子。那温暖正在变成火热，那力量足以使人藐视一切，那心中的幸福使人感动得流沮，情愿赴汤蹈火。冲上去！扑上去！对着那万恶的反动路线碾压过去！终于，赵大明参加到斗争陈政委的行列中去了，他高呼着口号，发自内心地痛恨着那冥顽不灵的反动路线，他也把手指头戳到陈政委的鼻子尖上去了，他也充分表现出了大脑的敏捷和口齿的流利。他忘了他是一个唱歌的，不讲究运气和发声方法，单凭着一股情绪狂吼乱叫，他正在按照某种必然的规律不能自制地行动着……
斗争会结束以后，他感到很疲劳，但这是一种兴奋着的疲劳，需要休息，又不可能休息。他的心很久还在悴悴跳着，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的颜色，他的嘴合不拢来，要么笑，要么讲话，要么就是张着口喘气。他在宿舍里串来串去，听那些刚从北京回来的造反者们谈论他们的见闻、经历和收获。人们的性格都变得比以前爽快了，说话不再绕弯儿了，大都是直来直去的，听起来使人产生一种痛快感。你听那些人是怎么说的吧：
“喂，大明，你小子刚才要是不来参加斗陈镜泉，现在可没有你好过的，老实告诉你。”
“大明，别他妈的迷着那位千金小姐了，干革命要紧啊！”
“告诉你吧！如今连保皇狗都要挨斗，我们在北京，一个晚上斗了十几个保皇狗。有特制的狗头帽，嘴里含一根稻草，手上提一面锣，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可耻的保皇狗，大家不要学我的样……’嗨！你以为要正式发表声明保皇的才算保皇狗吗？不是，只要不造反的就是保皇的，就要斗他妈的保皇狗。你小子也差不多，小心着点。”
“斗他了，陈镜泉，有什么了不起！如今什么人都可以斗。他妈的……”
“这回到北京串联，每个人都经过脱胎换骨，你呢？要不要松松筋骨？”
“他妈的！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嗨嗨！嗨嗨！”赵大明不断张口笑着，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着。这一夜，瞌睡没有了，忧愁没有了，饥饿感没有了，对过去的记忆也没有了。他觉得环境变成了新的，人也是新的，连自己的感觉神经也成了新的。新奇感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代替了一切。
他单独回到自己那个小房间，关上门，上床去，准备安静地想一想自己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怎么办。可是思想很不集中，任何一个念头都不能深入地想下去，心中像正在放映着一部光怪陆离的电影，无头无尾，没完没了……
有人来敲他的房门，擂得通通直响，很不客气，并且听到有叫骂声。赵大明有点紧张，心想：难道因为我没有上北京串联，还是要把我当做保皇狗斗一顿？果真要斗，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只好听天由命。但他想到，应该穿好衣服，否则挨斗的时候会冻出感冒来。为了免得人家拔领章、取帽子，他干脆换了一件没有钉领章的旧军衣穿上，根本不戴帽子。这时房门快被捶破了，他赶紧跑去拉开了门。
“他妈的！睡死了？”
人还没有进来，骂声先进来了，赵大明表示抱歉地赔着笑脸迎接。
“走！”
“上哪儿去？”
“上我家去。”
“这么晚了……”
“现在闹革命，你睡得着？”
“好，”赵大明见并不是要斗他，心里高兴，欣然应允，“我上上厕所就来。”他匆匆去了。
从头顶射来的灯光照在新兴革命家范子愚的脸上，使他显得有点瘦，因为眼窝和其他凹陷部分都是阴影。他没有戴军帽，较短的西装头从左前方翘起一撮毛来，像歪戴着一顶袖珍小高帽似的。这位革命家拿出他在舞台上的潇洒派头来，迈着八字步在赵大明的小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抬起手腕看看表，皱着眉头往门口望一眼。他好像依旧在剧中，在公园的路灯底下，等待与他接头的人，而那接头人显然是他惟一的部下。
赵大明回来了，范子愚劈头给了他一番开导：
“你怎么上个厕所都要这么长时间？咹？现在这年头不能这样过日子啦！人家辛辛苦苦上北京串联，你小子在家里干什么？你老实交代！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咱俩过去交情还可以的话，我非组织群众斗你保皇狗不可。你要知道，你没有挨斗，是我老兄给你保下来的。”他拍拍胸脯，“现在这年头可不分什么远近亲疏了，谁要保皇，去他妈的蛋！我保你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要用你，你是个人材。”他突然转身，“不过你可别骄傲，有才还要看你造不造反，造反的是好样儿的，保皇的，去他妈的蛋！”
“你看我像是个保皇的吗？”
“唔，要是我看着你是个保皇相，那我也不会找你了。”范子愚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嗯，你这个房里怎么连一张毛主席像都没有啊？哦，你身上也没有戴毛主席像章，你是什么态度？”
“我刚才换了衣服，你没见领章都没有钉？”
“不要解释了，这不是理由。”范子愚郑重地说，“现在这年头，只要记住一条，忠于毛主席，其他，什么都可以反。”
“林副主席呢？”
“那不能反。算了算了！言多必失。走吧，到我家去，我要跟你详细谈谈，我在北京带了两瓶二锅头，还有腊肠。走吧！”范子愚的家不在这个楼上，需要从这座丁字楼出去，下一个小坡，那里有一排平房，住的都是已经成家的文工团员。范子愚住着一个套间，目前里外都亮着灯，房门敞开着。
“他妈的！”范子愚跨进门说，“老子当兵十年，没有喝过一回醉，每回下部队演出，有酒不敢多喝，我一多喝脸就红，喝红了脸有失体统。每回过春节，食堂会餐又不准备酒。今儿个，老弟，咱们哥儿俩喝一个够。”最后一句是演戏的腔调。
“你可以喝一个够，我可不行。”赵大明说。
“怕什么呀！现在这年头谁管得了谁呀！”
范子愚搬了一条骨牌凳放到屋中间，又从书桌底下拖出两条开会时坐的简陋的小板凳来在两边放下，便去拿酒菜。原来他从北京提回来的旅行包还没有打开，酒和菜全在那里面。他拖开拉链，摸出一个酒瓶来，放在手里抛了两下（这个动作也是舞台上的），便拿到骨牌凳上磕盖子，磕了两下磕不开，他发火了，骂了一声：“你也像陈镜泉一样顽固。”骂着，在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一把菜刀，大跨一步跳过去，抓住菜刀用刀背朝瓶颈砸去，啪的一声，断了。
“你在干什么？”里间有个响亮的女声。
“不关你的事。”回答得很干脆。
腊肠也拿出来了，还是整根的，他一剁成两截，递一截给赵大明说：“省得切，也省得拿盘子，用嘴咬吧！”还是赵大明提出应该拿两个杯子来，他才不得已费了一点力。
“我要跟你谈……”他喝了一口酒，艰难地吞下去，又咬了一口腊肠，思索一阵，伸出三个指头，接下去说：“三个问题，谈三个问题。第一，革命形势；第二，为什么要造反；”又为喝酒所打断，“第三，造反必须有后台。”打一个饱嗝，喷出一口酒气来，“你小子没有到北京，你可不知道我们的收获多么大呀！过去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太幼稚，我们都受了工作组的蒙蔽，上当了。这回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要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他们就犯了个大错误，以为又是抓右派，连忙到处派工作组，把矛头指向群众。我们那时候也不清楚，工作组一咋唬，就吓得龟孙子一样，心想，这回完蛋了，右派当定了。哪里知道，嗨嗨！一场大误会。现在，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在开始反攻了，上海的‘一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大反攻的信号。嗨呀！你可不知道哩，北京的革命形势简直太好啦！所有挨过工作组整的，现在都是造反的骨干。刘少奇搞反动路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好激发起群众的满腔怒火，烧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妙极了！太妙了！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他们！”他兴奋得不可抑制，喝了一大口酒，“可你要知道，刘少奇倒了，并不等于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已经垮了。没有，远远没有。因为他们那个司令部已经搞了多少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盘根错节，复杂得很呢！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全靠在群众运动中识别。不管他是谁，先斗他一下试试看，七斗八斗，就斗出来了。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造起反来可没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你得好好儿学习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行。”他又喝了一口酒，幸福地闭着眼说，“唉！没有想到，我们还能参加一次这样伟大的革命。我简直觉得自己又获得了一次解放，真正的大解放！”他几乎是在欢呼。
赵大明张着口，听得入神了，不断地“哦！哦！”表示恍然大悟。他羡慕范子愚，跟着范子愚一起激动。
“我告诉你，”范子愚大喝了一口，嚼着腊肠含糊地说，“为什么要造反？除了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外，还有具体的原因。你想想，像我这样的人，当兵十年，连党员都不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他妈的反动路线。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多年来推行了一条又长又臭的反动路线，把人害苦了。能入党的都是黑修养学得好的，都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我们这样的人就入不了党，大错没有，小刺儿天天有挑的，见什么不对喜欢讲，运动一来就挨大字报。倒霉的总是我们这些人，他们永世不倒霉。这回可好了，刘少奇把反动路线一搞，他们马上跟着干，全暴露了，好得很！这才清楚了吧！谁是修正主义呢？哼！这条反动路线不反掉，你就永世翻不了身。一年到头专搞群众斗群众，不知道哪一回要被人家斗垮，你以为不危险。老弟，你比我小几岁，经的事少一些，吃的亏也少一些，你可能对反动路线的危害体会还不深。我告诉你吧，甭再体会了，那玩意儿不好受！跟我一起造反吧！把那条又长又臭的反动路线冲他个稀巴烂。工作组的红人，积极分子，滚他妈的蛋！”
“你在说什么？”里间在喊。
“我在说，”他大声重复着，“工作组的，所有的，每一个红人，臭积极分子，都滚他妈的蛋！”
“你进来！搬进来说，我也听听。”女的说。
“她也要听听哩，我们家里也有个工作组的红人。好！你要听听，好！也该受受教育了。”他端起骨牌凳，“咱们进去。”赵大明走到通里间的房门口，迟疑了一下，因女主人邹燕正坐在床头，穿一件鹅黄色的、贴肉的棉毛衫，军棉袄披在背上，这景况似乎不便于进去外人。而邹燕却不在乎，喊道：
“进来呀！”
“呃……好。”
进去了，背对女主人坐着。
“你说，工作组的积极分子怎么啦？都是坏人？你说清楚一点。”邹燕有意见。
范子愚瞟她一眼说：
“是不是坏人，自己去想，别到时候当个死保皇，跟着反动路线一起完蛋。”
“谁死保皇了？斗争陈政委我没有去？你上北京串联我反对你了？”
“可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你还贴我的大字报呢！”
“那是上头布置的，我不写能行？”
“行！你写吧！最好今儿晚上再写一张。保皇狗都是可恶的。”
“你别嘴里不干不净！”
“我骂保皇狗，你叫唤什么！”
“我今天非跟你搞清楚不可。”
邹燕呼地跳下床来。她下身同样穿着那种鹅黄色的棉毛裤，大概是前几年未曾发胖时买的，现在穿在身上显得太小了，那肥实的大腿，丰厚的臀部，全都不堪入目。赵大明本应在他们夫妻之间调解调解，却又怎好插手呢？只得故意望着别处，暂时回避回避。
“你说，你说，”可能是邹燕在指着范子愚的鼻子步步逼近，“死保皇，我保谁了？你说清楚，我保谁了？”
“保他妈的反动路线，工作组，刘少奇。”
“我认识刘少奇？我看见过刘少奇？我知道他搞了什么？”
“老子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婆写丈夫的大字报！差点把老子的家庭都拆散了。”
“你那话本来就错了嘛，什么‘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这话对的？贴你的大字报贴错了？”
“还在搞反动路线，直到今天，现在，这个时候，死保皇！”这夫妻俩的争论看样子得要持续一段时间，既然不能起调解作用，那就干脆先离开一阵吧。赵大明这么想着，悄悄地走到外面去。时间已是凌晨两点了，无论丁字楼或这里的家属平房，熄了灯的很少，高谈阔论和大吵大嚷的声音从好些个窗洞里传出来。赵大明被这一切吸引着，激励着，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到北京串联。北京到底是离毛主席近，到底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有这些到过北京的人都成了全新的政治家，他们仅仅在北京呆了几天而已。“要是我也去了，”大明想，“决不会比他们落后，我还是北京人呢！”他感到自己在这些上过北京的人中间，显得像个愚蠢的老保，所以他不敢随便多说话，更不敢冒失地参加到人家的辩论中去。但他已暗自下定了决心：走着瞧吧！
后来那夫妻俩不知是怎样使他们的矛盾得到解决的，吵闹终于平息下来了。范子愚在那里喊叫，赵大明应了一声走回去，谈话继续进行。邹燕已经躺下了，怀里搂着他们惟一的还只有两岁的小儿子，面对里面，像睡着了似的。
“我讲到哪里了？”范子愚走出去把酒瓶拿来，又倒上了一杯酒。
“你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谈完。”赵大明说。
“哦，是的。这回工作组整群众，整了很多黑材料，像刚才我老婆给我贴大字报那样的一些话，不都整进去了？都会进档案的，走到哪里背到哪里，一辈子甩不脱。讲错一句话，倒霉一辈子，你不反掉那条反动路线怎么行！你不把那些黑材料搞掉怎么行！”
赵大明不吃不喝，认真地听着、想着。
“你别若无其事，这回没有整到你头上你以为就永远平安无事了？哼！反动路线不打倒，你等着倒霉吧！你今年还只有二十四岁，还要活几十年，哪天一脚踏空你就完了。谁能保险一辈子不说错一句话呢？反动路线就专抓你的辫子，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斗上一回你就受不了。”
“可是……”赵大明反问，“那么你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不懂？矛头对准走资派，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质。”范子愚说，“毛主席可真是想到我们革命群众的心窝里去了！”
这话说得那么激动，那么诚恳，那么动感情，赵大明听了心中一热，也就忘了深究范子愚的定义对不对了。
“第三个问题……”范子愚指着酒杯，“你喝酒吧！慢慢儿来，我今天不想睡觉了，现在这年头，革命积极性靠自己。来，喝！腊肠吃完了还有。”他举起杯一饮而尽，“第三个问题是我重点要跟你谈的问题。我在北京遇到一个地方造反派头头，看样子背景很深，显得很老练，一个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告诉我，造反要有后台。这个话不要公开去讲，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不光要有后台，还要有硬后台。聂元梓写出全国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你以为是她自己瞎碰的？不是，她有后台，早有消息说，她有人支持。这就是内幕，你懂吗？造反可不能光是咋咋唬唬，造反有造反的艺术。你说我们的后台找谁呢？”
“找陈政委？”赵大明试探地问。
“不，陈镜泉不行。刚才我们把他一斗，就知道八成啦！他拼命否认我们这里存在着反动路线，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路线觉悟很低，他怎么可能支持我们造反呢？说不定他正好是刘少奇那边的人呢！”
赵大明听了吃一惊，心里知道的情况不敢说。
“你看彭司令员怎么样？”范子愚说，“我早就听人讲过，彭司令员有个外号叫炮兵司令，意思是说，他正派、耿直，喜欢放大炮，跟陈老总一样。这种人，一般都是没有大问题的。”
“对了！”邹燕兴奋地坐起来说，“大明你跟彭湘湘要好，你可以经常到司令员家里去，谁也不敢阻止你，你就当联络员吧！”
“不要你多嘴，你不保皇就行了。”范子愚训斥她说。
“你不让人家革命？假洋鬼子！”
“那还要看看你的实际行动。”
“革命人人有份，造反不分先后，你听见过没有？大明，他不许咱们造反，咱们自己成立战斗队，你当头头。”
赵大明觉得他们夫妻俩很有意思，忍不住笑了。
“他是要当头头的，”范子愚说，“可不是当你们的头头。大明，我告诉你一点形势，目前我们全团已经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参加了我们这个组织。还有很多人提出了申请，我现在还要考虑考虑要不要他们参加。除了我们这个组织，别的都没有搞头，都是保皇的。”他转对邹燕说，“你想参加我照顾你一下。”
“谁要你照顾！”
“那你就别参加。”
“我去找另外几个头头去。”
“好了好了，你就让她参加吧！”赵大明打了个圆场。
“看在你的面子上，”范子愚说着转对邹燕，“你放心睡觉吧！”
邹燕仍旧不睡，干脆把棉衣穿上了。
“怎么样？你当一个头头。”范子愚对赵大明说，“你负责抓宣传工作，你笔头子硬。林副主席讲，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就请你发挥你那笔杆子的作用吧！现在这年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再就是，你还要担负一个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关系到造反派命运的联络工作。不要你联络别的，专门联络上头。你看怎么样？”
“干吧！大明，别犹豫了。”邹燕也鼓动他。
赵大明到这时才算是完全明白了，说了半天，目的是在最后一句话上，“专门联络上头”，原来如此！
“你表个态呀！”范子愚在催。
赵大明知道，目前自己的表情一定是很不自然的。忽然想起，他们在北京串联，难道关于彭司令员的事，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吗？决定问问：
“老范，你们在北京有没有见到吴法宪司令员？”
“哦，见了。”范子愚激动地说，“我告诉你呀，咱们空军的吴司令员可真是叫人感动。我们在那里开过一次斗争会，主要是斗他，还有一些别的领导干部。其中吴司令员的态度最好，一再主动向台上的毛主席像请罪，叫他低头就低头，口口声声罪该万死，执行了反动路线，并一再请求革命群众教育他。他还说，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批斗他，通知一声就行了，随喊随到。我们问他对斗争会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大家斗我是爱护我。’你看，多有水平！跟陈镜泉完全两样。我告诉你呀，”他凑近赵大明的耳朵神秘地说，“吴法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绝对可靠。”
这句话等于是宣告：彭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赵大明的头脑中轰的一声响，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他需要马上离开，关上房门独自仔细地想一想。
范子愚见他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是不敢起来造反，便进一步激发他说：“这一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大考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红的、白的还是粉红色的，都得考验出来，你看着办吧！”
赵大明含含糊糊地敷衍了几句，回宿舍去了。
转眼已到天亮，赵大明主动跑来敲开了范子愚的门，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十分激动地对范子愚说：“老范，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一定和你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说到这里，声音哽住了，眼泪忍不住噙满了眼眶，他颤颤抖抖地说完最后一句话，“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我们不要找什么后台，革命从来不靠救世主。”
范子愚大概是没有睡醒的缘故，望着赵大明发痴，好像没有听明白似的。倒是邹燕细心，在赵大明走了以后，她对范子愚说：
“你看赵大明，到底是工人的儿子，人家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情多深！说着说着就流泪了，一点儿也不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