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5周后）
“笨鞋匠”此刻坐在办公桌旁，脸上一副“仿佛已拥有了整个世界”的骄傲表情，我心想，这并无不妥。1996年，我们的营业额将飙升至5 000万美元，各个部门也将齐头并进。我们的百货商场业务业绩斐然，我们的自创品牌业务正蒸蒸日上，我们的史蒂夫·马登商标许可业务也超过了预期，我们的零售店——现在已开设了9家——亦日进斗金。事实上，每逢周六、日，零售店门口总会排起长队，史蒂夫·马登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成为了所有小女生们的首选。
但他接下来对我说的这番话却极为不妥：“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把‘说教者’踢出局了。如果现在甩掉他，我们仍能从他那儿拿到股票期权。”他冷淡地耸耸肩，“而如果让他继续在这儿干下去，他的股票期权就收不回来了，那我们就亏了。”
我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是，“说教者”手中持有的股票期权少得可怜，对任何人（当然，“说教者”本人除外）都构不成什么影响，如果他的雇用合同上慷慨的书面条款就这么被赖掉，如果他的股票期权就这么凭空消失的话，他肯定会疯掉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对加里，过去一年多来这个家伙可为我们卖了不少力。我必须承认，他有时候真的挺惹人烦的，但你还是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员工，尤其是像加里这么忠心耿耿的员工。史蒂夫，你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你想想看，你这么一来向其他人发送了怎样的信号。这么做绝对会有损公司的士气。每个人都很看重股票期权，这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公司的主人，这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安全感。”
我疲倦地叹了口气，然后补充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踢走他，那也行，不过我们一定要把他应得的部分给他，另外再稍微加上一点额外补偿。史蒂夫，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其他任何一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笨鞋匠”耸耸肩说：“这我就搞不懂了。是你最先取笑‘说教者’的，你干吗会这么在意我收回他的股票期权呢？”
我沮丧地摇摇头，“首先，我之所以取笑他，只是想让每天的工作充满笑声。史蒂夫，我会开每个人的玩笑，包括我自己，也包括你。但事实上，我很喜欢‘说教者’，他是个好人，是个绝对忠心的人。”我大大地叹了口气，“听着，我并不否认，加里可能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许的确是时候找个有行业经验、能够直接与华尔街对话的重量级人物来接任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夺走他的股票期权。他是在我们创业阶段，在我们还在工厂往外运鞋的时候来为我们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为公司做了不少好事的，背弃他是会遭报应的。”
“笨鞋匠”叹了口气，“我想，你说他忠诚这根本不靠谱。如果他逮着机会肯定眼都不眨就背叛我们的。我——”
我打断了“笨鞋匠”，“不，史蒂夫，他不会背叛我们。加里是个正直的人，他和我们不同，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永远不会背信弃义。如果你想炒掉他，这可以，但是，你应该让他持有股票期权。”我意识到，刚刚使用了“应该”这个词，我等于是给了史蒂夫更大的权力。虽然在书面上，他仍是公司的多数股份拥有人，但通过我们之间的秘密协议，我才是公司的真正掌控者。
“让我跟他谈吧，”“笨鞋匠”说道，眼神中充满了邪恶，“如果我能说服他平静地离开，那你也就犯不着担心了。”他耸了耸肩，“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要回他的股票期权，那么我们就对半分，好吗？”
我挫败地瘫在那儿。现在是上午11点半，我却感觉疲惫不堪。我心想，可能是嗑了太多的药吧。而家里的日子……近来也不算顺。女公爵仍对卡特担忧不已，而我的背痛也到了一个极点，现在一天24小时全天候折磨着我。我已暂定于10月15日接受脊柱融合术，距离现在仅剩3周时间了，一想到这个我就头皮发麻。届时我将全身麻醉，在手术刀下躺7个小时。谁知道手术结束时我会不会醒来？即便醒过来了，谁又知道会不会瘫痪呢？只要是接受脊柱手术，风险总是会有的，即便是由格林医生这位最优秀的专家主刀亦不例外。手术后我将休息至少6个月的时间，不过之后，我将对我的背痛永远地说声“再见”，我的生活又能恢复正常了。是的，1996年的夏天一定会很不赖的！
当然，我也一直将此作为毒瘾升级的托词，我向马登和女公爵保证，一旦背部康复了，我就会彻底地戒掉毒品，再次向他们呈现“真正的乔丹”。事实上，此刻之所以没有嗑药，原因只有一个，我正要离开办公室去老布鲁克维尔接女公爵。我们将前往曼哈顿，在广场大酒店（Plaza Hotel）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这是她母亲的主意——自从卡特心脏发现问题以来，种种焦虑快让我们吃不消了，所以我们两个应该远离家中的烦恼出去散散心，这是一个恢复活力的绝佳机会。
“听着，史蒂夫，”我挤出笑脸说，“我手上已经有足够的股票期权了，你也一样。如果想要的话，我们还能继续为自己多印一些出来。”我打了个大哈欠，“不过，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现在太累了，不想和你争辩什么。”
“你脸色看上去够恶心的，”史蒂夫说，“噢，我这可是在关心你。我真为你担心，你的太太也是。你必须把安眠酮和可卡因停了，否则你会把命搭进去的。我也是过来人。当时我的毒瘾几乎和你差不多。但我没你有钱，所以不可以陷得太深，或者，我陷得和你一样深，不过我戒的速度很快。但对你来说，你这么有钱，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说戒就戒。我只是恳求你赶紧戒了，否则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吸毒的人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懂你的意思，”我诚恳地说，“我向你保证，背伤一治愈我就戒掉。”
史蒂夫赞同地点点头，不过他的眼神仿佛在说，“还是眼见为实。”
当我脚踩离合器，将手动挡换至4挡时，全新、洁白、12汽缸、450马力的法拉利特斯塔罗萨发出了F–15战斗机在加力燃烧时的尖叫声。就这样，我嘴里叼着一卷优质大麻，在跨岛公路上穿梭着，车子以12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昆士区西北部又行进了1英里。我们的目的地是广场大酒店。尽管卡特最近一直很健康，但女公爵仍然紧张不安。或许在广场大酒店住两个晚上对我们很有好处。
刚过7点，我们走进了广场大酒店的旋转门。这是纽约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店。不过，不爽的是，刚进房间没多久电话就响了。
我们看着电话，心里一沉。除了正在照看卡特的珍妮特和娜丁的母亲外，再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天哪！肯定有坏消息。这再清楚不过了。响完第三声后，我说：“或许这是前台打来的。”
我将手伸过去，抓起了电话，“你好！”
“乔丹，我是苏姗娜。你和娜丁必须马上回家。卡特烧到40.5度，他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
我看着女公爵。她看着我，等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过去6周来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紧张不安过。如果我们刚出生的儿子不幸夭折的话，这对她将是致命的打击。“亲爱的，我们需要现在就离开这儿。卡特发烧了，你妈妈说他现在一动不动了。”
我的太太并没有哭。她只是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抿着嘴唇，开始点着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人都知道，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上帝就是不希望这个无辜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至于原因，我想不出。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家对我们的儿子说声“再见”。
眼泪就先留着，到时注定会泪流成河。
穿过昆士区—长岛边界时，法拉利的时速已到了125英里了。“求你了！再快一些！我们必须赶快送他去医院，再晚就来不及了！”女公爵说。
我点点头，踩了下油门，车子像火箭般迅猛向前方冲去。不到3秒钟，时速已到了140英里，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超过时速75英里的车子时仿佛它们都在原地静止不动。至于为什么我们告诉苏姗娜不要将卡特送到医院，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这应该与“我们想在家中见到他最后一面”有关吧。
很快，我们就上了车道；法拉利还没有停稳，女公爵就冲向了前门。我看了看表：晚上7点45分。从广场大酒店到橡树街开车通常需45分钟，而我只用了17分钟。
从曼哈顿回家的路上，女公爵用手机和卡特的儿科医生通过话，预断结果非常可怕。在卡特这个年龄，伴有全身不动的极度高烧很可能是脊膜炎。脊膜炎分两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这两种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区别在于，如果他成功挺过病毒性脊膜炎的初期，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康复；然而，对于细菌性脊膜炎，他极有可能在失明、失聪和智障中度过余生。这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我一直在想，父母该如何学着去爱身患这类疾病的孩子。我偶尔会在公园里看到智障的小孩子。这真是件令人揪心的事——看着父母尽其所能，为孩子创造哪怕一点点的快乐。我一直对他们向孩子展示的深深的爱心存敬畏——尽管他们可能会感到尴尬，尽管他们会感到愧疚，尽管这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明显的负担。
我真的能够做到吗？我真的能够应对自如吗？当然，“我能够”这种话很容易说出口，但说着容易做着难。去爱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你永远没有机会建立感情的孩子……我只能祈求上帝能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好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毫无疑问，我的太太可以做到。她似乎与卡特有一种极不寻常的亲密关系。这就像是从钱德勒懂事起，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一样。事实上，即便现在，当钱德勒极为伤心谁也安慰不了时，总得靠爸爸救场才行。
而卡特，不足两个月大，却已经以这种奇迹般的方式向娜丁做着回应。仿佛只要娜丁一在他身边，就可以让他安静、舒服，感觉一切都本该如此。总有一天，我也会和我的儿子如此亲密，是的，如果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