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尚未现形，先闻其歌：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我以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伤春与悼梦是贯穿始终的一个母题。在古典诗歌里“春”字和“梦”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春梦”二字相连以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出现的情况屡见不鲜。
南北朝时期，南梁萧悫有《春庭晚望》：
春庭聊纵望，楼台自相隐；
窗梅落晚花，池竹开初笋。
泉鸣知水急，云来觉山近；
不愁花不飞，到畏花飞尽。
那时律诗还处在萌芽状态，他却已在齐整抑扬的诗句里表达了鲜明的伤春情怀。
到了唐朝，这种情怀的诗歌成几何级数增长，无论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还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几乎都有在这个母题下的写作。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把春·梦·酒·人生融为了一个整体：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日，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这是一篇在生命时空里浪漫遨游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浪漫风格的，主要创作针砭时弊、描摹社会生活中凄楚场景的现实主义诗人，一旦偶尔进入关于春与梦这样的题材，却立刻投入类似《春日醉起言志》那样的情怀，形成一种自觉的呼应。杜甫有许多“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那样的诗句，不必一一列举。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因为简洁生动，通俗易诵，却又意蕴丰沛，可作多种诠释，而成为了关于春与梦、得与失、逝与在、美与毁的千古绝唱，渗透在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
在宋朝，王安石、苏轼是政治上的死敌，凡涉及政见的文字，他们不是南辕北辙就是互相抵牾，然而，一到关于春与梦的吟诵，居然殊途同归，情怀相契。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政治上固执僵硬，有不近人情之诮，但他咏起春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竟很有赏春的情趣，并且也能因春及人“一梦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见想皤然；只应两岸当时柳，能到春来尚可怜”人生如梦，春光易逝，因此必须珍重最琐屑的生活乐趣，珍惜非功利的人际关系，他还有“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诗句，正是那悼春伤逝情怀的自然延伸。王安石当年政治上究竟有哪些作为，在党争中究竟手段如何，应该作如何评价，现在一般人恐怕都很难通晓把握，但是，如上述所引的诗句，却无须什么“背景资料”便可以立即为我们所理解、所欣赏。苏轼的这类诗作更多“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也许算得其中最精警的一例。不同政见、性格的诗人，可以进入到同一个诗域里面，使人性深处的情愫得到沟通融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包括南唐李煜的创作在内的宋词里“春”与“梦”的母题更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易醒。”“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相寻梦里路，飞花落雨中。”“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这个纠葛在“春”与“梦”上的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元曲和明传奇之中，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伤春名句，而且这两出戏剧里都有关于梦的重要情节。
于是，这个传统在清代的《红楼梦》里集大成，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当然，对具体个案要作具体分析。在每个文学家的每一个涉及“春”与“梦”的作品里，除了人性中的共通性，都会融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社会群体归属意识，以至政治理念。我不是想简单地否定摈弃以往习见的那些对我们民族古典文学的分析角度，但是，我想自问并且求教于大家：对上述我所提及的文学遗产，用从西方传来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进行定位分析，是否合适？需知至少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中国的文学艺术根本就还没有跟西方的文学艺术有什么自觉的交融借鉴，上面所列举的种种主义，也是西方近世乃至几十年前才被提出的。中国的文学有其自己的发展线索，有着独特的审美通感领域，像《红楼梦》，作者说著书是“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当然有其避祸求存的一面，但恐怕也并非完全是瞒蔽之语——伤春悼梦，引导读者对生命的奥秘作“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诗意认知，恐怕确实是曹雪芹著书的“大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