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马斯教授给汉尼拔写了张便条，他的字迹柔和圆润，在医生中并不常见。便条写道：汉尼拔，可否请你去一下桑德监狱，看看从犯人路易·费哈那里能争取到什么？
教授还附上了一份关于费哈刑期的简报，上面有一些此人的详细信息。费哈，里昂人，曾是一名维希小官员。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担任小协调员，之后因伪造和出售粮票被德军逮捕。战后，他被指控在战争期间犯有通敌罪，但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一家法国法院判定其在1949年至1950年间因个人恩怨杀害两名女性。按照判决，他将在三天之后被执行死刑。
桑德监狱位于巴黎的第十四区，离医学院不远。汉尼拔走了十五分钟便到了。
监狱的院子里，工人们弄来一大堆管子在修理排水沟。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断头处决场从1939年起就禁止公众参观了。门口的守卫看汉尼拔面熟，便没有拦他。签访客登记簿的时候，他看见这一页的上方赫然写着波皮尔督察的名字。
离主过道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房间，里面传来锤击的声音。路过的时候，汉尼拔看到了一张他认识的面孔。这个人是国家刽子手阿纳托尔·图尔诺，人称“巴黎先生”。他亲自将断头机从伊索尔墓地街的车库里搬过来，要装在监狱里。他正摆弄着刀架上的小轮子，一种叫做落锤的东西，可以防止刀在下落的过程中被卡住。
巴黎先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总会用一块布罩住断头机立柱的顶端，这样行刑时犯人就看不到刀了。人们因此对他赞扬有加。
路易·费哈关在桑德监狱1号楼的二层。他住的是死囚牢房，和其他牢房隔着条过道。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传出的嘈杂声向他的牢房涌来，其中既有低声的抱怨，又有哭号叫喊和金属撞击的声音。但他仍然能听见巴黎先生在楼下装断头机时砸锤子的声响。
路易·费哈是个身材细长的男人。他头发乌黑，脖子和后脑勺上的部分毛发最近剃掉了，只在头顶上留了些较长的头发，为的是砍头的时候好让巴黎先生的助手抓住，这比抓路易的两只小耳朵要方便得多。
费哈身穿连体内衣坐在自己的简易床上，手指揉擦着用链子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他的衬衣和裤子整齐地摆放在一把椅子上，就好像刚才坐在那里的人挥发了，只剩下衣服。在裤脚下面，并排放着一双鞋。斜铺在椅子上的衣服呈现出等待解剖的姿势。费哈听见汉尼拔走到了牢房外，但并没有抬头。
“路易·费哈先生，下午好。”汉尼拔说。
“费哈先生现在不在，”费哈说，“我可以代表他。你有什么事？”
汉尼拔没有把眼睛从费哈身上移开，用余光看到了椅子上的衣服。“我想请求他把尸体捐给医学院作科学研究。我们会对尸体给予极大的尊重。”
“反正不管怎样你们也会把他的尸体弄走。拖走吧。”
“未经他的允许我不能研究，也不会取走他的尸体，更不要说拖走了。”
“啊，我的委托人回来了。”费哈说着，转过身去和衣服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就好像衣服刚刚走进去坐在椅子上。他返回铁栏前。
“他想知道凭什么要把尸体给你。”
“他的亲属可以得到一万五千法郎。”
费哈转向衣服，接着又转回来对着汉尼拔。“费哈先生说，去他妈的我亲属，他们要是伸出手我就在上面拉屎。”费哈把声音压低。“请原谅刚才的粗话——他现在烦着呢。鉴于事情的严重性，我需要照搬他的原话。”
“我完全理解。”汉尼拔说。“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想用那笔钱干一件家人鄙视的事，那样他会感到满意吗……请问怎么称呼？”
“你可以叫我路易——费哈先生，我和他名字一样。不会的，我相信他是个固执的人。费哈先生有点儿游离于自己之外。他说他自我支配的力量非常有限。”
“我明白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那样的。”
“我实在看不出你是怎么明白的，你自己也不过就是个孩……不过就是个学生而已。”
“那么你可以帮我。每个医学院的学生都会以个人的名义写一封感谢信，感谢自己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捐赠人。你既然认识费哈先生，可不可以帮我写封感谢信呢？万一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就用得上了。”
费哈抹了把脸。他的手指似乎有两组指关节，因为它们几年前断过，之后被拙劣地接上了。
“除了费哈先生本人，谁会读这封信？”
“如果他愿意，信会张贴在学校里。所有的教职员都能看到，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有影响力的人。也可以把信投到《鸭鸣报》[1]上发表。”
[1]《鸭鸣报》：为讽刺性刊物。1916年创办，创办人莫里斯·马雷夏尔起这样的刊名，意在使它成为一份敢讲大实话的刊物。该刊多年来惯于以辛辣的讽刺、诙谐调侃的语气评论时弊、揭露丑闻，很受读者的支持和欢迎。
“你想在信里写些什么？”
“我会赞扬他的无私。他为科学、为法国人民、为医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将造福于下一代的孩子。”
“孩子就别管了。把孩子省略了吧。”
汉尼拔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了一个称呼语。“你觉得这样称呼他足够尊敬吗？”他把笔记本举高了，好让路易·费哈抬起头来看，这样更便于估计他脖子的长度。
脖子不算长。除非巴黎先生用力抓住他的头发，否则舌骨以下的部分恐怕所剩无几，对于颈前三角解剖来说没什么用处。
“我们不能不提他的爱国之心。”费哈说。“伟大的夏尔[2]在伦敦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是谁积极响应的？是街垒旁的费哈啊！法兰西万岁！”
[2] 夏尔：即夏尔·戴高乐（1890—1970），法国将军、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其第一任总统。
汉尼拔看着眼前的卖国贼费哈。后者的脑门因为涌上来的爱国热情而青筋暴起，脖子上的静脉和动脉都突了出来——是颗非常适合注射的头。
“对，法兰西万岁！”汉尼拔说。接着，他顺水推舟道：“我们的信中应该强调一下，虽然大家叫他维希人，但其实他是抵抗运动中的英雄，对吗？”
“当然。”
“他救过溺水的飞行员，我猜得对吗？”
“救过好多次呢。”
“按照惯例执行过对敌人进行暗中破坏的任务？”
“经常的事，而且不顾个人安危。”
“设法保护了犹太人？”
费哈停了四分之一秒。“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危险。”
“或许还受过酷刑，他是不是为了法兰西的利益断过手指？”
“伟大的夏尔回国时，他还是可以用那些手指骄傲地敬礼的。”费哈说。
汉尼拔停下笔。“我刚刚把重点都列在这儿了，你觉得可以拿给他看看吗？”
费哈仔细地看着汉尼拔写过的这一页，用食指点着逐条阅读，一边点头一边自顾自地小声嘟囔。“你可以再加进去一些朋友对他的赞扬，都是他在抵抗运动中结交的。这个我可以提供给你。请稍等一下。”费哈转过身去背对着汉尼拔，斜身靠近椅子上的衣服，转回来时，带来一个指示。
“我的委托人是这样说的，他妈的，告诉那个小混蛋我要先看到麻醉剂，然后把它抹在牙床上，这样我才会签字。不好意思，这都是他的原话，一字不差。”费哈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靠近铁栏。“这层上的其他人告诉他说可以得到足够的鸦片酒——足够让他对刀没有任何感觉。‘让犯人进入梦境而不是痛苦地尖叫’，要是在法庭上，我会这么说。圣皮埃尔医学院会用鸦片酒来交换……犯人的许可。你们给鸦片酒吗？”
“我去给他问问，有了结果再回来找你。”
“我可等不了太久，”费哈说，“圣皮埃尔医学院也会来问的。”他提高了嗓音，抓着连体内衣的领口，就好像作讲演时抓紧西装背心一样。“我受了他的委托，也会代表他和圣皮埃尔谈的，”接着他靠近铁栏，轻声说道，“还有三天，可怜的费哈就死了，我会感到悲痛的，而且我失去了一个客户。你是搞医学的，你觉得砍头会疼吗？费哈先生会感到痛苦吗？当他们……”
“绝对不会。最难熬的是现在，是行刑之前。而砍头本身，不会痛苦。哪怕是一瞬间都不会。”汉尼拔动身离开，听到费哈叫他，又回到铁栏前。
“学生们不会嘲笑他吧，他的老二？”
“当然不会了。尸体一般情况下都是盖着的，除非是在研究场所。”
“即便他……有点特殊也不会？”
“怎么个特殊法？”
“即便他的，嗯，老二像小孩子的一样？”
“这很正常，绝对不会拿来取笑的。”汉尼拔说。又一个要放进解剖展览馆的人，这些捐赠人总归是不会受到赞扬的。
路易·费哈坐在床上，手放在他的同伴、也就是椅子上那套衣服的袖子上。刽子手锤子的敲击声让他的眼角抽动了一下。汉尼拔看着费哈，“看”见了他正在脑子里想象的断头机的样子。立柱高高竖起，刀刃上包着一条切开的花园水管，刀下面是个容器。
看到这个容器出现在费哈脑海里时，汉尼拔一惊，突然明白了它是什么。是一只小孩子的浴盆。接着，汉尼拔的思绪就像被一把落下的刀切断了。在之后的沉默中，他察觉出了路易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汉尼拔来说就像对眼前这个人脸部的静脉、自己脸部的动脉一样熟悉。
“我会给他弄来鸦片酒的。”汉尼拔说。弄不到的话，他可以想办法买一丸鸦片。
“把同意书给我。拿来麻醉剂的时候交给你。”
汉尼拔盯着路易·费哈，就像之前研究他的脖子那样仔细地观察他的脸，觉察到了他的恐惧。“路易，还有些事要让你的委托人考虑一下。想想所有的战争，所有在他出世之前，在他生命开始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遭受的灾难和痛苦，那些会困扰他吗？”
“一点儿都不会。”
“那为什么他会担心死后的事呢？那只是进入了宁静的梦乡。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