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引导我进入和医学教科书无关的未知世界，让我知道什么是悱恻羁绊，什么是生死纠缠，两条腿的两个人为什么能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会想到以身相许、违反生物规律地长期厮混在一起。
站在景山顶上，那棵吊死了崇祯的槐树也早就死了，看北京这个大城一圈一圈地由内而外摊开，越靠外越高，仿佛一口巨大的火锅，这个在中心的景山就是突出在火锅中的加炭口。时间，水一样倒进这口锅里，从三千年前就开始煮。我们能同一时间呆在这口锅里，看一样的浮云尘土、车来人往，就是缘份。老汤是同一锅老汤，但是不同的人在这口锅里的时间不同，脸皮厚度不同，大脑容量不同，神经线路不同，激素水平不同，搞和被搞的方式次数不同，就仿佛有的人是肥牛，有的人是黄喉，有的人是午餐肉，于是产生不同的味道。
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感觉到与柳青的不同。我和辛夷坐公共汽车，有小白的时候坐夏利。柳青开自己的车，喝多了有手下或者司机代劳。刚认识她的时候，开辆Opel，现在是SAAB，我说名字不好听，直接音译就是傻逼，不像一个女人应该开的。柳青说，也好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傻逼或者勇当傻逼，而且这样领异标新，不小资。和柳青相比，如果我们学校里的女生是刚刚破土的春芽，柳青已经是满树梨花。每年九月，暑假归来，学校里面的女生们带来祖国各地时鲜的发型和夏装。甘妍的刘海一度被高高吹起，海浪形状，帽子似的，广告似的，几乎比脑袋还高大，穿了一双鞋跟儿比她小腿还高的高跟鞋，鞋根儿末端二分钱硬币大小。甘妍们顶着高大的刘海儿在校园里走来走去，鞋跟儿偶尔陷进人行道地砖的接缝中，在我的感官适应之前，让九月的校园充满庙会气氛。在记忆里，我没见过柳青穿过重样的衣服。她喜欢欧洲远远大于美国，“美国的衣服太阳光，不够忧郁，不够内敛，不够复杂，不够变态。”她吹过牛，说手下向她讨教如何穿衣服，她回答说，观察和总结她穿衣服的特点和规律就足够了。我们早上八点上课，七点五十起床，嘴里鼓着馒头，听教授回顾上堂课的主要内容。女生也一样，上唇软胡须粘着早餐面包渣，脸上带着枕头印儿，运笔如飞，从八点开始，不落下任何一句教授或许会考试的内容。柳青在燕莎附近的房子，自用的洗手间比我们六个人住的宿舍还大，里面的瓶瓶罐罐比我实验室药品柜里的还多。每天早晨，柳青反复用各种溶液处理她的一张嫩白脸蛋，仿佛我在实验室里，原位组织免疫法，反复用各种反应液和缓冲液冲洗卵巢癌组织切片。没有一个小时，柳青出不了她的洗手间，但是出来的时候，总带着电和光芒，我眼前明亮，想，天上或许真的住着仙人。我佩服柳青。连续两年了，尽管每个周末，我都泡在妇科肿瘤实验室里，每天都超过十二个小时，窗外的屋檐，仙人清秀，神兽狰狞，每次爬出来的时候，右手大拇指掌指关节痛如针扎，没有神带着电和光芒，我眼前总是一片黑暗，不知道生死纠缠中，治愈卵巢癌症的仙丹在哪里。
我坐在东单的马路牙子上，攥着基本被抽干的金桥香烟烟盒，看到柳青的SAAB从东四方向开过来，停在我面前。
“上车。”柳青说。
我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位置，目光呆滞向前看。柳青的右手放开换档杆，很轻地搭在我的左手上，我左手还攥着那包金桥烟。她的右手轻而快地滑动，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迅速掠过我的掌背。柳青的指甲精心涂过，粉底白色百合花。
“冷吗？”柳青问，同时收回右手，挂前进档，踩一脚油门，车像被踹了一脚的四蹄动物一样，稍一犹豫，向前奔去。
“都过了芒种了，还冷？”我说。
“心冷手就会冷吧，不知道。”柳青说。
“姐，去哪儿？”我问。
“你别管那么多了，找个地儿吃饭。”柳青说。
“你最近好吗？”我问。
“好啊。你还没问天气呢，最近天气也不错啊。人艺的小剧场一场都没落下，美术馆的画展也都赶上了，夏加尔那场不错，真蓝，真浪漫，这么大岁数，那么冷的国家，不容易。生意也还顺，该认识的人都认识了，架子也搭得七七八八了，草创期已过，货自己长腿，会走了。你最近不好吧？不想说就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想说就说说，我听着。”
“还好吧，老样子吧，世界总是这个样子吧。泡实验室攻克不了癌症或者感冒，天天绕着金鱼胡同晨跑拿不了奥运会冠军，没机会亲手摸摸司母戊大方鼎，打《命令与征服》总赢不了大鸡，我喜欢的和喜欢我的是同一个姑娘，但是这个姑娘跟我好朋友混了，我好朋友不信仰共产主义。”
“是那个身材很好的小红？”柳青问。
“你怎么不问亲手摸司母戊大方鼎有什么快·感呢？”我反问。
“我只对新中国感兴趣。”柳青看路，不看我。
柳青的车开得快，有缝就钻，勇往直前。我左手斜伸扯动安全带，斜插入带扣。
“不信任你姐姐？”柳青问，眼睛看路。
“信。港台片看多了，‘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刚拿了F1驾照。”
“正好在长安街上试飞。”
“各项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允许起飞，注意街边嘬冰棍的老头和报摊。”我想也没想，说。
车在国贸桥下左转，从南往北开在东三环上。经过七八年的建设，这条我中学时天天骑车经过的路，已经有点洋洋自得的资本主义新城镇的气息了。我和柳青很早以前在饭桌上就讨论过，她说她喜欢北京，尽管她祖籍南方，尽管北京对于皮肤是灾难，尽管北京八百年前建都的时候就是给骑兵方队或者坦克集群通过的而不是给居民设计的。不带3M口罩或者军用面具走在北京街上，仿佛走在茂密的砂纸森林和倒刺儿海洋里。我说我喜欢的城市有个共同点，就是淡定从容，不为所动，傻逼到了里面很快就平静了，有了比较清醒的自我意识，牛逼也很快就扎紧裤裆了，不没事儿就和别人比较长短曲直粗细了。比如北京，看着大马路仿佛岔开的大腿，一个声音低平地说，来吧，指不定谁搞谁呢。甚至上海也有自己的淡定从容。真正老上海，打死不离开上海，连浦东都不去，浦东不是上海，香港就是渔村，只要弄堂口没架着机关枪，早上起来，仔细梳完头都要去吃一客生煎包。过白家庄的时候，我给柳青指我的中学，说，自从我离开，学校的阴邪之气就消散了，出了好几个北京市高考状元。我给柳青指我初恋家原来住的六层楼，说，我中学上自习的时候，那个楼距离我的自习教室不到八百米，我书看累了就朝那个方向眺望，她睡觉的房间发出粉红色的亮光，比路灯和星星和月亮都明亮，我闻见她新洗的被单上残留的洗衣粉香气和她十七八岁奶糯糯的香甜。
柳青慢慢地说了一句：“你学精神科了吗？你知道安定医院吗？我看你是该换个城市呆呆了。”车像豹子一样，踹直后腿，超了前面一辆“京A•G00XX”。
柳青按了汽车音响的播放键，放一首唠唠叨叨的英文歌，就一个节奏，我听懂了一些，说是我只是一个水牛战士，在美洲的心脏，被从非洲偷到这里，来了就打仗。
柳青问：“韩国菜你吃吧？”其实不是问句，她在亮马大厦门前停了车，领着我走进大厦二楼的萨拉伯尔。
柳青也不问我吃什么，叫来服务员，不看菜单就开始点，我在一边没事干，看着服务员的朝鲜民族装束，想起裤腰带绑到腋窝的国家领导人，接着抽还剩下的金桥烟。
“喝什么？”柳青点完菜问，看着我的眼睛，这次是真问了。
“你开车呢，别喝了。”
“今天喝酒是主题，你总讲你和小红小白小黄喝酒，我想看看你是否比我公司的销售能喝。我就住在附近，今天车就停这儿了。吃完饭，如果我喝多了，你扛我回去，我九十斤出头，不沉。”
“朝鲜人喝什么？”
“烧酒。”
“好，就喝他们自己的酒。”
烧酒原来是用类似喝二锅头的小玻璃杯喝的。两个杯子刚倒满，我正在想第一杯酒是祝柳青越来越有钱还是越来越漂亮，有钱和漂亮好像都不能让柳青兴奋。旁边一个大包间酒散，一堆高大的老外和几个亚洲人往外走，后面几个拖着一个不愿这么早走的老外，每个人手上都拎着一两瓶没开的五粮液。那个恋酒的老外穿着西装、领带摘了一半，歪挂在胸前，嘴里一直用带一点口音的中文念叨，“美女，喝酒”，“美女，喝酒”。他看到我和柳青面前有倒好的酒，一个大步迈过来，举起我面前的杯子，对柳青说，“美女，喝酒”，然后仰脖子干了，酒杯重重地落在桌面上。柳青下意识地举杯，一仰头，也干了，隔着这个老外的后背，我看见柳青精细盘制的发髻和仰起来的粉白的脖颈和下颚。发髻经过一天北京初夏的大风，一丝不乱，脖子和脸颜色涂抹得一样新鲜，过渡自然。我相信，古时候，有男人会为了摸一下那个发髻而不惜被剁掉一只左手。柳青干完杯，酒杯口向那个老外微微倾斜，执酒杯的右手小指向外上斜翘，双眼平直，看着那个老外，示意他酒杯见底了。老外微笑点头，说了声，“谢谢”，把手上的五粮液递给我，又冲我说了声，“谢谢”，然后消失在门外。
我和柳青开始安静喝酒，我马上发现了两件事儿。第一，我喝不过柳青。柳青的体质非常适合喝酒，肾好。两杯之后，脸红，血流均匀加速，但是二十杯之后，还是同样的红色，没有红成关公或者屁股或者丝绸被面，红色里，女人香流转。十杯之后，柳青就去洗手间。肾是走酒的最主要通道，比出汗和放屁管用太多。第二，我知道为什么历史上朝鲜人总打败仗了。我们的韩国老年同学车前子曾用准确的汉语指出，朝鲜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被打的历史。我看被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烧酒度数不高。我高度怀疑，古时候作战前，如果条件允许，一定弄些罂粟之类的生物碱给士兵们服用，再差，也要争取喝个半醉，总之要达到的效果是士兵打仗时不觉得危险，在欣快中血肉飞溅，真诚地以为胳膊或者脑袋掉了第二天就能像竹笋一样再长出来。
柳青告诫我别太小看这烧酒，有后劲。八瓶之后，我们结帐，我争着买单，柳青说：“留着自己多吃些食堂的酱牛肉，长些胸大肌，为人类攻克癌症添砖加瓦吧。” 我看了眼账单，够我和辛夷吃五十顿四川小吃店的，就没坚持。
我和柳青说过，我小时候穷，我老妈见我看书废寝忘食，为了节省粮食，也不阻止。上了大学，才发现，男的也需要有胸，就去报名健身。健身教练说，穷文富武，要有胸，三分练，七分吃，光练俯卧撑和杠铃推举都没用，要喝生鸡蛋、吃酱牛肉。当时我一个月伙食费五十块，学三食堂一份酱牛肉一块五，四片儿，一片儿厚的，三片薄的，所以到现在，我能一口气做三十个标准的俯卧撑，但是还是平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