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王大师兄，他坐在宿舍里，背靠着墙，嗑着葵花瓜子，头小肚大，前凸后平，仿佛一切两半的巨大葫芦。我当他是宝葫芦、水晶球、王八壳，我要知道我的将来。从认识老流氓孔建国开始，我慢慢形成一个了习惯，三年五载，找个大我十岁以上神似异人的老头老太太，卜问将来。不需要事实，不需要分析，只要最后的判断，是东是西，是生是死。孔建国越来越不喜欢充当这个角色，他说，什么肿瘤发生，什么脱妇考试，不懂。管宿舍的胡大爷像喜欢雷锋一样喜欢古龙，认为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好小伙子，他对于我的判断单一而固执，“学什么医，去写凶杀色情，你行。”我老妈的老哥，就是我大舅，永远喜欢设计我的人生。我大舅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上黄埔学校是他一辈子唯一做的牛逼事儿，所以他一辈子为此牛逼着。他家最大屋子最完整的一面墙上，没搁电视，永远挂着一张幅宽巨大的照片，上面密密麻麻或站或坐无数的老头，比八十七神仙卷宽多了，比八十七多多了，至少有八百七十，顶上横印“黄埔同学会xxxx年集体合影”，左右两边分别侧题“贪生怕死请走别路”和“升官发财莫入此门”。我大舅说，这些人就是历史，挂照片的钉子必须用进口的水泥膨胀钉子，墙必须是承重墙，否则墙体裂缝。以前的房子没挂在承重墙，房子漏水，淹了楼下的木地板，还赔了钱。他还说，晚上关了灯，没有月亮，这上面八百七十双眼睛都在黑暗中发亮，他八十岁之后，每次起夜，都看得到，死了的发白光，活着的发蓝光，快死的在白蓝之间。我大舅的眼睛的确非常亮，腰非常直，坐在大沙发里打八圈麻将，腰板还是挺挺的。从我长眼睛开始，他就逼我认，那八百七十个人中，哪个是他。开始的时候，的确难，每个脑袋就是黄豆那么大，眉眼就是芝麻那么大。现在，我连肚脐眼和鸡眼和屁眼都认得出哪个是他，即使挂的是底片，我也找得到。我大舅说他是学炮兵的，成绩非常好，人品也非常好，“那时候，国民党是主流，学习好的都跟了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做工作，成绩差的，觉得和我们拼不过的，没前途，就跟了共产党。”这个说法好像不是假的。我在他家和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将军喝酒，那个将军应该不是假的，接送他的都是挂军牌的奔驰。他一直叫我大舅师兄，一直说我大舅脑子好使，会算数，什么样的炮、敌人方位如何，立刻就算出来炮口如何摆，然后其他人就跟在后面摆。将军说，我大舅善于思考，他就不，也没有那个脑子，过去宣传甩手疗法，他现在还坚持用呢，过去宣传红茶菌，他现在还喝呢，挺好的，活着。我大舅说，在做那个人生重大决定之前，他看天像，他重读《资治通鉴》，他学习《资本论》和《论持久战》。他思考之后或者说被我舅妈苦劝之后，解放前，决定不去台湾，一九四九年在都江堰和青城山缴械投诚，得了光荣起义的证书，后来，这个证书丢了或者被五个小孩儿叠纸飞机了，反正搬了几次家就找不到了。后来，文革了，没有起义证书，地方组织不认可，人差点被打死，地方组织说：“如何证明你不是悍匪呢？如何证明你不是打到只剩三五个副官，一两颗子弹，看到我们满山红旗，逃跑不成，自杀未遂，号称投降呢？谁能证明你手上没有沾满人民的鲜血呢？我们倒有足够的证明，你的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在岷江边妄图阻挡历史的车轮，负隅顽抗，杀了我们多少革命战士？”文革之后，我大舅和我舅妈吵架，实在没词了，都是用如下结尾：“我这辈子就是被你毁的，我这辈子就是被你毁的，你几乎要了我的命，你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每次见我大舅，他要么是见我的第一句话，要么是最后一句，为我设计未来：“小子，乱世从军，宁世从商，像我一样。”
我拿一包葵花子，加入王大师兄的嚼嗑活动，我问他：“王大吃，我要算命。”
“我王大师只算姻缘，不算仕途。”
“那就算姻缘。”
“男的不管算，女的，手长得细腻，指甲涂得好，胳膊白，好摸好看，免费算。”
“我送你了瓜子啊。”
“好，破例。你会娶一个女子为妻。”
“废话。我应该娶一个什么样的啊？”
“娶一个有意思的，医学这么发达，人活得越来越长，要是娶一个没意思的，还不如一个人呆着，或者早死算了。”
“我热爱妇女怎么办？是否不适合婚姻？”
“你是渴望理解。你命里没有桃花。你这种放不下的，被小姑娘看一眼、摸小姑娘一下手要纪念半辈子，写好几首诗才能心情平静，如何热爱妇女？”
“奶大重要不重要？”
“你认为重要就重要，你认为奶大有意思，奶大就有意思。”
“奶大的跟了别人，怎么办啊？”
“抢啊。”
“要是奶大的跟的是我爸，怎么抢啊？”
“找你妈啊。”
“要是抢不过呢？”
“哭啊。”
“抢了之后要是发现，奶大没意思呢？”
“海南凤凰饭。”
“我将来该做什么啊？”
“不知道。”
“算命的不能说不知道。”
“你要得太多，有能力，没特点，所以不知道。”
“大师用天眼再看。”
“三步之外，看不清楚。下一步，比较明确，去美国。”
“嗯。怎么去啊？”
“考试、做实验发文章、申请学校、办签证、买机票。”
“做什么实验容易发文章？”
“妇科肿瘤，肿瘤发生。生长调控通路上找两三个基因，找五六十例卵巢癌患者，在RNA水平、DNA水平、肿瘤细胞水平、肿瘤组织水平、大体临床特征水平上（什么腹水啊、淋巴转移啊、复发啊、预后啊、手术后生存年数啊），用原位杂交、免疫组化、流式细胞仪之类分别收集资料，不同排列组合，分别比较，发表五六篇中华系列文章，没有问题。”
“做什么实验能产生实际作用？让人类更接近真理？”
“医学到现在，感冒都不知道如何治呢。分开鸡和凤凰容易，分开生死，你试试看。知道我的医学三大定律吗？”
“不知道。我不问，你会不会也一定要我听呢？”
“是的。第一，不要怪病人为什么得病。第二，绝大多数病能自己好。第三，那些自己好不了的通常非常难治。”
我坐在妇科肿瘤实验室里，思考生和死，沿着EGF-EGFR-C-MYC这条通路，越看，越觉得生和死本来就是一件事儿。
肿瘤实验室在仁和医院老楼。老楼和B大一样，纽约设计师设计的中式洋楼，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原址是豫王府，洛克菲勒投钱翻盖，绿琉璃瓦、汉白玉台阶、歇山顶、四合成院，十九世纪以来，北京唯一一个比例合适的大屋顶。屋顶下是现代化的西式医院，宽楼道，顶子高，躺着病人的平车迎面对跑，周围站满医生护士，挂满输液瓶子，不用减速躲闪。老楼八十多年了，比五年前盖的新楼还新。屋外下雨的时候，新楼楼道里渗水，屋顶掉皮，需要打伞。最近有个小护士在新楼楼道里摔倒，半面墙的墙皮掉下来，砸伤了脖子。实验室在老楼的三楼，两间房子，外间放实验台、办公桌、和试剂柜子，里间放恒温箱、冰箱、液氮瓶、各种光学显微镜和荧光显微镜、细胞操作间、PCR等等仪器。每间房都有巨大的窗户，上下推拉的木窗户，黄铜配件，经历北京八十年的倒霉天气，毫无变形，黄铜更亮。从窗户望出去，是图书馆的大屋顶，飞檐上绿琉璃的仙人后面，五个绿琉璃的走兽，龙、凤、狮子、天马、海马，再后面是绿琉璃的垂兽头，一共七个。
小红和小白在七楼上自习，或者说小红在上自习，小白在小红的香气和头发光泽里睡觉，辛夷在做英文试题，我前女友在给国外教授发电子邮件谈人生谈理想或者和清华男友吃宵夜，我长时间地泡在实验室。
我在四楼手术室等切下来的卵巢癌标本，跑下三楼实验室，切成牛肉丁一样的小块，处理后，放到液氮里保存，液氮瓶打开的时候，白气弥漫，好冷啊。我在等DNA电泳结果的同时，电脑上拨号上网，查Medline数据库上和这些特定生死相关的文章，真多啊，同样是纯文本，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难看多了，上帝有病啊，把人造得如此复杂，要是像火腿肠一样简单，多好，最多像收音机一样复杂，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懂得，天天幸福，没有那么多选择，到处都是天堂。上网查文献的同时，我尝试微软视窗系统的多窗口，看看美国的毛照片有多么腐朽，日本的毛照片有多么变态，先下载到硬盘，凑够两兆，给辛夷压缩进一张三寸软盘，当吃他实验兔子的饭票。下载了那么多，没有一张长得像小红的，没有一张比小红奶大的。偶尔打两个不激烈的小游戏，美女麻将基本通关了，我已经被尊为传说中的麻将之神了，任何美女想上我牌桌必须穿得很少，但是在最后一关总被一个法国二百五美女灭掉，然后还用蹩脚的台湾国语很气人地说：“噢，这就是传说中的麻将之神吗？”这个法国二百五美女在我心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激情比北京所有的历史博物馆和所有关于八国联军的电影还多。另一个游戏是疯狂医生，也是台湾编的，我用来巩固基础知识，特别是内科，免得毕业出去别人总说我是兽医，砸尽仁和的牌子。通关了，开始理解辛夷为什么对小护士常常浮现性幻想。我在实验台上做免疫组化原位杂交，认定做生物医学实验是简单体力劳动，会洗衣服会做饭，一定会做。德国人认死理，认死真，德国产的多孔Eppendorf移液器死贵。国产的完全不能用，像中医一样模糊，像《随园食单》一样“放微微盐水”，用了之后，鬼也不知道加进去的是多少微升。没钱买德国产的，我右手大拇指反复按压单孔Eppendorf，得了腱鞘炎，得了大拇指指掌关节炎。有个在外科乳腺组的师兄，乳··房触诊做得太辛苦，也得了腱鞘炎，人和人的境遇为什么这么不同呢？累极困极，到老楼拐角一个厕所，我反锁上门，冲个澡。有龙头，有热水，有窗户看得见月亮，有时会联想到小红的脸，想着她在直线距离五百米之外的自习室穿着印花连裤袜，想着她摸头发的手从上到下，想着她不留手的光滑的头发。
窗户里也看得见新楼的病房，有一个夜晚，我看见一个人影从新楼楼顶飘落，甚至像树叶一样中途随风摇晃了一下，然后一声闷响。第二天听说，是个肿瘤晚期的病人受不了绝望和疼痛。上楼顶前，他写了个纸条，问，幸福的构成是什么？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从那以后，通向新楼楼顶的门就被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