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阳宫地区有一个人被杀了。女性，47岁，福建人。她租住在一个特别简陋的屋里，那个屋儿啥样儿呢？开了门就是床，也只有张床。她这床是砖砌的，上边放一木板，然后再铺上床褥之类的东西。
看到案发现场之前，我都不知道大首都还能有这样的地儿、这样的屋儿，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人租。隗哥说我应该先干几年片儿警，才能通透地了解脚下这片土地。
这个女受害人叫林苗苗，没有居住证等证件，只有张身份证在钱夹里。钱夹没有被盗，内有现金。屋内也没有翻找痕迹。就这个贫穷指数来说，也不太可能是窃贼的目标。
那会儿我刚入职，还不知道查案具体是个什么查法。于是隗哥带着我在附近摸排，了解被害人的情况。令人意外的事浮出了水面——这位年近半百的女性从事卖淫工作。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岁数出来做这行当，不是笑话儿吗？
她卖淫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据群众反映是一帮民工，都是出来打工的。
47岁出来卖淫，对象是农民工，一次25块钱。这情形你想起来都不免恶心，觉得臭不要脸。这是她身上被贴的标签。以我们常人看来，这种女人，就是社会的渣子、败类，然后她被人扎死了，死得不名一文。没人同情。
她是因为五块钱被杀的，就像是在奚落她的身价。
通过不断地搞这个案子，走访、摸排、调查，后来我们把嫌疑人抓住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工。为什么杀她？这民工说了：事先说好了一次25，完事儿我给了她30，她死活不肯把那5块钱找给我，还说什么没戴套，就得加5块！我说你要不找钱我可动手打人啦，老娘们要挟我说，我敢动她一下，她就找鸡头收拾我。我被逼得急了，就干脆拿刀把她干了！
这案子破的，说实话，都没什么价值。但后来队上收到一封信，我们看完都久久地沉默了。
案子破了之后，得通知家属认尸。林苗苗的女儿是福州医学院的学生，正在读博士。后来这个女孩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的伟大母亲》，信里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亲爱的警察，你们的案子虽然破了，但是你们的态度让我们感到一丝丝凉意，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为我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母亲而感到自豪，深深的自豪，我会永远记住我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姐弟长大，付出了常人所不知的辛苦与汗水，她为了弟弟的学费遇害，我不谈论她的行为，我只尊敬她的灵魂。她不可耻，至少在我心中，她无比伟岸。我爱她，一生一世。”
林苗苗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读高中，女儿大，读博士。这个女的47岁了，离婚之后一人带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成才了。
我看完这封信后仿佛遭了一记晴天霹雳，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对人生的看法都有了改变，或者说是人生维度的一个转变。
我跟隗哥说，我干这行，主要是因为有破案的荣誉感在里边，可我却忘了对人性的挖掘。人性很复杂。我对任何案件都保有高度热忱，我喜欢解谜，我喜欢迷雾散去的那一刻，可我却不注意挖掘人性。
隗哥跟我讲了两个道理。
第一个，这个世界，哪有可能非黑即白呢？再者，善的对立面从来不是恶，而是伪善。你自以为你很善良，却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别人，这其实是伪善罢了。
第二个，对于刑警来说，破案是职责，是义务，但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
林苗苗女儿的那封信就像是当头棒喝，让我明白了第一个道理。而第二个道理，直到我遇到了另外一起案子，才终于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