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二十多年的哈金终于首次回到国门，带着新作《自由生活》（AFree Life）应邀参加2008年的香港书展。许多内地记者对他充满兴趣，排着队去访问，他们都说：真想不到这么一个大作家，竟然完全没有架子，和蔼可爱，说话实在。
但我始终记得当年读他的成名作《等待》（Waiting）时的感觉，那才真叫意外。为甚么一个半路出家的中国人竟能写出这么简约准确的英文呢？为甚么一个当代作家竟然会有契诃夫式的俄式写实风格？假如你把他当成中国作家，你准能在他每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就读出他的殊异；那实在不是一般中国小说的开头。它不等待，不铺写，不让你缓缓地悠长地进入作品；从第一句话开始，它就动起来了，直接把核心和场面带到眼前。例如《等待》：「Every summer Lin Kong returned to GooseVillage to divorce his wife, Shuyu.」。于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甚么要这样写？
梁文道（梁）/哈金（哈）
哈：这大概是受了西方文化的渲染，从技巧上来说，应该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托尔斯泰认为一篇长篇小说应该在开首第一页就要释放一束光线，这种光能牵动小说的前半部份。至于最后一页也必须有一束光线，那道光能牵动小说的下半部份。然后让两束光线相遇。因此最主要的东西都要让它出现在第一页，产生那种创作的冲动。也就是说，第一句话就该接近故事的中心。契诃夫成名以后，很多年轻的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他看，而他经常给他们的忠告是--把你们的故事一分为二，扔掉第一半，从第二半再开始。契诃夫当时没多作解释，但以我个人的理解是，那第二半就是故事的中心。我教书也一直是这么教的，我的学生也都同意；就像契诃夫，从中心开始。
梁︰我觉得很惊讶，为甚么一个中国人能够用英语写出契诃夫传统的作品。你的写作兴趣是早在中国就已酝酿成形，还是去了美国才开始的呢 ?
哈：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的，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像在日本，现在最好的作家也统统受过西方的影响；他们工工整整的学了几十年以后，就自己成了大家。
梁︰可是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很少见的，那就是你现在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这种writing program（写作班）。很多人都认为写作是不能教的；但是你上过写作班，也在教写作班，所以你必然肯定写作是能教的。
哈：在美国，至少四分之一的作家是从不同的写作班里出来的。当年我们那班十二个人，当中四、五个后来都成了很出色，很好的作家。也就是说，它可以生产作家；可是如果你不是那个料子，它并不能把你培养成作家，因为只有好的料子，才能培养出好的作家。如果你是那个料子，是有能力的，它可以把你学习的过程变得短一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同学之间在毕业以后还在交流，这个很重要，他们有的过了几十年还在交流，形成了一个community，创造出一个个作家的群落。我们学校一班每年十个人，大约有三百人提交申请表，平均每三十人当中选一个，这个人肯定多多少少是有能力的吧。毕业以后，大家会自己去做好几年，慢慢发表作品，开始愈做愈大，看看谁最后能够坚持。因为写作不是短跑，所谓才华只是能跑而已；但写作是要跑得远，跑得久，需要有耐力。
梁︰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吧。
哈︰对，这种人往往在写作班时不是最突出的，但却能够在毕业以后，继续做下去、一直有进步。
梁︰韩寒跟陈丹青最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批评巴金和茅盾等人的文笔不好，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把它提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认为他们数典忘祖。我觉得很奇怪，这本来只是一个平常不过的文学意见发表，为甚么会闹到这个程度呢？中国当代文坛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是，许多文学意见会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政治的东西。而美国作家在写作班上课时就要提交作品，大家彼此评论讨论。到后来找经理人，然后还得与出版社的编辑交涉；在作品面世之前，早已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评论和修改。所以在美国，大家对于评论的态度是否比较轻松？可能大家在上课的时候都已经习惯了吧。
哈：对！他们不怕坏的评论，最怕就是没有人去评论。不是太好的评论也不要紧，最重要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关注。中国作家则特别注重正面的评论，虽然美国作家也不是不注重，尤其是当书刚出来的时候；可是除此之外，他们并不特别理会。作家很多时并不对批评家特别尊重，因为他们认为不少批评家都是应声虫。
梁：你的写作兴趣是从美国开始，你的训练也是在美国完成的。你觉不觉得这使你跟其他中国作家不同的原因呢？其实很多华文世界的作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你。理论上我们应该把你看成当代英语作家，但同时大家也似注意到你的华人身份。所以在讨论你的作品时，就彷佛有两套坐标︰有时候把你放在当代英语小说作家的行列里，有时候却把你看成当代华人作家。如果把你看成当代华人作家，大家就会发现你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不只是因为你用英语写作，也是由于你的整个写法、思路都跟你在美国这一路走下来的背景有关的。
哈︰也跟你所描述的另一个状况有关︰我们这些作家，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拥有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往往很容易发现自己身处这两者之间，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衡量。但是不应该有太多忧虑，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写到最好，应该要寻找这个世界中心最高的程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写出好的作品，它就是一块容纳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田地。
梁︰美国和英国有不少亚裔英语作家，在市场上和评论上都被定性为人家的少数族裔文学。然后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们写的都是你们熟悉的本土题材，比如说马来西亚人写回马来西亚的故事，中国作家写回中国人的故事。可是，很多人会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能够超出地域题材的限制。以康拉德为例，英语也是他获得的第二语言，但当我们看到他在写大海的时候，就明白他不会只是在说他老家波兰的事情。你对这问题有甚么看法？它又会不会产生一种限制和焦虑--我是不是只要再写跟中国有关的题材，就表示我会被困住？还是说，就算再写中国，也可以被视为通向世界文学的一扇窗呢？
哈：我觉得不是，好文学不在意这个。写本土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写自己所了解的、最亲切的题材。作家不应该因此而有自卑感，那个题材本身没有不对。一个作家有可能只熟悉Harvard或者Oxford，又或许像福克纳那样写美国南方的小镇，可是他却写出了最共通最普遍的主题。至于康拉德，他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他写的题材是海洋，是一个International space，但他是个海员，那里正是他的本土。
梁︰所以你现在终于开始把题材转向到美国，因为这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哈︰对，这个moment是我的life。但不代表我将来就不写关于中国的事情。
梁︰说回俄罗斯文学，你是否认为，它就是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一个传统?
哈︰这不单是我自己的看法，西方写小说的人都这么认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那些东西，不光是对着他们俄国人民而写的，也可能是为了英国人写的，也可能为了中国人写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们是从西方人民、西方的角度出发，那为甚么我们要把它当成我们的标准？最好是我们跟它有了共同的起点，而不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梁︰所以你在AFree Life附录里写的那些诗，是不是在向《齐瓦哥医生》致敬？也就是用诗去完成整部小说的升华。
哈︰不能说是致敬吧，因为计划当中就没选那些诗。但是这本书到了结尾确实应该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脱，我觉得必须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才加了二十多首诗。当然，这其实是很费功夫的，真的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不断地写。我知道别人都会把它跟《齐瓦哥医生》连在一块，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走快捷方式，一个故事的发展有它的特别模式，我只能把它表达出来。
梁︰你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就是语言的变化和游戏。而且笔法跟以前也很不一样。是因为你现在写作的题材是美国，要讲中国移民，要模拟出他们那种洋泾滨英语吗？
哈：对，英语版更能看得出来。其实很早以来，我在语言的实验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延续性的发展，这本书只是走得更远。
梁︰但是这会否让很多人看得不习惯呢？当你写中国题材的时候，你的语言跟别的华裔美籍作家很不一样。尽管你写的故事很离奇，但是你用的语言是很不exotic的，非常简洁，朴素、冷静地在描述一件荒谬的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个事情是真的。这是写实主义的传统，我们似乎在目睹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但是那个事件却这么怪异、如此怪诞。但AFree Life走的好像不是这条路，会不会使很多原来喜欢你作品的读者不满意呢？我注意到John Updike在NewYorker的评论里就好像不太喜欢你的变化。
哈︰他认为我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Amy Tan（谭恩美）有一篇文章Mother tongue，谈及她的母亲如何说英语，就跟我书里那个平平的英语差不多，根本没有grammar。但是Amy Tan自己的作品却不会这样写，因为我想很多人意识到这是对英语的冲击。但是我觉得，我宁愿在这方面犯了错，我就是不能太小心翼翼。
梁︰当今英语文学的面目变得非常丰富，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作家在创作，然后大家都为英语带来了一点差异。譬如说，有一些印度作家和非洲作家的英语本来是很标准的，但你就是觉得他的写法不一样，好像多了点甚么。汉语在亚洲也曾占有这种世界语的地位，如从前的日本人就是写汉诗的。你觉得现代中文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哈︰这实在很难，因为中文跟英文不一样，英文是一种phonetic language，靠字母来表达，靠字母来伸展，可塑性很大。汉语则是象形文字，而且它从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说那个马字下面少了一个点，古时候是要杀头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国家是有关系的。将来，学汉语的人会很多，但是说汉语会成为普世文学语言，就很难想象了。不过北京有个来自英国的女子写得很好、很地道。有几个美国人也愿意学，写得很成功，或许慢慢甚么人都有。这对汉语来说绝对不是坏事。
梁︰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到更多中国人以外语写作，而且成就不错，在法国和日本都得了文学奖。
哈︰这当然是种成功，但我相信他们从来不觉得用非母语写作是件好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世上很多人都会觉得以第一语言写作是很亲密的事，这不光是技巧的问题。能够在非母语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在很难。要是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写作就没有意义了。现在有人得了奖、有人出的书卖得非常好，但这都是暂时的。最重要的是像纳博可夫、康拉德这些大师，因为英语本非他们的母语，但他们却在这个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为它带来新的东西。而且他们是英语文学史中的主流和骨干，若你把他们抽了出来，整个语言线就断了、不完全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怎样在另一种语言里开辟一个空地。
梁︰难道这不也是非母语作家的好处吗？由于它不是你的母语，所以在使用它写作时，你会多了一份距离感，它使得你能跳出来，隔一层地看这个语言，更能意识到语言的修辞本色和虚构本性。
哈︰这就像纳博可夫与康拉德，他们知道自己是弱者。曾经有人问过纳博可夫：「身为俄国人，却以英语写作，你有甚么最大的毛病？」。他说：「我没有一点natural。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artificial」。但是他却把这毛病变成自己的风格，跟别人就是不一样。真是了不起，他知道自己好些地方不如别人，但他把缺点转化成优点。但是人家做过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做的，那是只有少数人做的一件事情，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可是，写作不该是痛苦的，纳博可夫又有一个比喻︰「我用英语写作，情况就相当于在一场爆炸中丧失掉七八个手指头，只剩下两三个指头，然后重新学习抓握东西。」
梁︰你用英语这么一个不自然、人工的语言来写中国的时候，当中所产生的距离可能还不只是语言上的距离，而且是重新去看中国的距离。而「中国」根本就在你身上，这等于用异国的语言去划开了自己。对我们用母语写作的人来说，我跟我的语言是没有距离的。当我用英语来写我所熟悉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母语写作所不会出现的变化、发现一些以往看不到的东西呢？
哈︰对呀，那就是说通过英文这个距离，看事情的角度与深度也会不一样，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眼光和感觉也不一样。不是故意要这么做，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
梁︰所以你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也比较能够拉开距离了。
哈︰对。但问题是我在中国生存了二十九年，这是我个人存在的一部份。我不能说因为它过去了而跟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都背着，会背不动的。对你生活有意义的，就一定要继续。如果很多东西只能带来负作用、只能产生压力、令你的生活艰难、痛苦，那你就宁愿不要。因为你到另一个地方生存，就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当中你不能带上一切。
梁：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我发现「中国」并不只是一个现实上已经具备的身份，它甚至还是一种道德的理想；我不只是一个中国人，我还想做一个中国人。大陆的网络论坛在谈论一些恶人坏事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人还算是中国人吗？」的说法，譬如某个贼强奸了受害人之后还要灭口，大家就会骂他︰「这样的人还算是中国人吗？」。这种表述很有意思，难道美国人就会这样做、日本人就可以这样做了吗？可见「中国人」还是一种有待完成的道德理想，甚至是一种信仰，说我要做好一个中国人就像说我要当一个好基督徒一样。
哈︰我在大陆的时候也是这样，常说「中国人是最优秀的」，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类型，很有宗教色彩。我们把国家当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唯一的、完全的。最后就把国家神话化了。谈及国家，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国家跟个人的关系怎样界定。国家是一个人一个人投票、参与和建设的。国家完全是artificial的，是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应该对它有那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梁︰直到现在为止，你好像还没有进入过大陆文化圈，甚至连你的作品都没出版过？
哈︰不给出版，有甚么办法呢？原因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六四时我说了很多话。另外，我想还有些人为的关系。有些书比较疯狂，像《战废品》这种讲韩战战俘的书，它对中国人的意义其实比西方人大得多，我很想让大陆读者读到。但偏偏有人故意歪曲报道，使得它好像有很大的问题似的。
梁︰有意思。几乎所有在西方受到重视的作家、艺术家，在中国都会被人抨击为「丑化中国，迎合西方」。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哈︰就看怎么说啦，究竟是丑化哪个中国呢？我想一个作家就是有恨，也不算坏事，最坏的事就是你根本不在乎。
梁︰你也没回过大陆。
哈︰离开之后就没有回去过，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了。不过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呀。一开始其实是很想回去，但是97年前我的护照延不了期，就变成不能离开美国，然后就慢慢淡泊了。我不是说不想回去，2004年我还申请过一个工作呢。当时大陆某家大学一个教授辞职，他是搞美国诗歌的，而我的专业正是美国当代诗歌。于是我就去信申请了，但对方没有回答。
梁︰我猜你以后也不会用中文写书了。
哈︰不太会，除非是写小的东西，大的应该继续用英语。这个决定已是个痛苦的决定，找到一条路以后，必须一直走到底。人生你不能反反复覆，生命是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