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赵秦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从此，赵氏部族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的部族历史。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
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
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赵盾之世的内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见《史记·赵世家》。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绁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绁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五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