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执江湖牛耳者当为洪门，但洪门却并不是唯一。
在洪武群英之外，还有鼎足而立的清帮，还有生于洪门却长成奇葩的哥老会。在这三者之外，更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地方小帮会，他们有的法度森严，有的形式松散。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他们大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不是说着玩儿的。亡国灭种之际，帮会的力量有力地补充了国家军事的不足，成为了藏匿于民间的游骑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帮会的存在也变得尴尬起来。
有的淡然消失于历史的长河，如哥老会以及其他一些小帮派。
有的蜷缩于一隅，如清帮，现今已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社团。
当然，也有继续发扬光大、坚守旗帜的，而这自然就是洪门。在历经变迁之后，在目睹其分支“三合会”堕落成黑社会的同时，洪门的骨骼依然还在，甚至还保存着最原初的正气……
一、大帮天下
在旧中国的帮会里，洪门与清帮是绝对的泰山北斗。以组织结构的庞大而论，除了类似宗教的白莲教之外几乎无可与之比拟者。这两大帮会从明末开始绵延至今，虽然日渐式微，但其存活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两大帮会的历史生命中，他们历经了白莲教的覆灭、明教的瓦解;他们送走了义和团，送走了红灯照。他们或许没有斧头帮那般尖牙利齿，但却可以将大半个中国变成自己的乐园。而这就是大帮派的能力，以至于多年之后的今天，清帮与洪门依然没有消亡，即便他们堕落，即便他们式微，但“存在”却依旧是铁的事实。
与洪门、清帮相比，哥老会的存在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按道理讲，他是洪门的分支，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却在某些层面催生了自己的文化，有了自己的传承。哥老会是洪门之子，但却隐隐有了独立的气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能量已经可以与清帮平起平坐。它是中国帮会史上的重要存在，我们可以把它归做洪门一脉，但却有理由单独提出来解释、说明。
在漫长的中国帮会史上，洪门、清帮、哥老会共同塑造了一个大帮天下的时代……
1.洪门·遍地豪杰
在洪门天地会悠久的历史中，有一个词始终可以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那就是——“庞大”。
和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帮会门派截然不同，洪门的组织其实并不严密，以至于到今天，洪门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都是众说纷纭。
理想主义者认为洪门是郑成功嘱托陈近南创立;反对者则认为其实他不过就是底层的流民组织。但无论如何，洪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收割者，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创建者之一。
最初的洪门代表着中国式帮会的风骨，也负载着义气与人伦的传承。我们可以说洪门天地会是帮派，是地下组织，但我们绝对无法否认，在中国近代最关键的转型期，洪门是坚定的助推者、决绝的革命者。
和其他旧帮会严苛的辈分制度不同，洪门从一开始就有着一定的先进性。入门即是兄弟，有尊卑之别，但却并无辈分之说，这一点要比严守封建传承的清帮先进许多。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发掘。有能力者便可上位能做领袖的便可开山立堂。以国父孙中山为例，他一入洪门，身份便凌驾于很多耆宿之上，甚至直接就成了“大陆山”的山主。可以说，洪门的做法颇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
在洪门的这种制度下，遍地开花、群雄并起几乎就是一个必然。以当时的帮会分布来看，无论是哥老会还是三合会、小刀会，其归根结底都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他们虽然互不隶属，但却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传承。在战斗的时候，他们选择联手，在平时又各自为政。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些散兵游勇的意味，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联邦呢?
分支组织有了自主权也就意味着洪门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你灭掉一支，另一支还存在。你灭掉了“父帮会”，但“子帮会”照样落地生根。洪门的这种发展模式就如同病毒的复制，一旦散开几乎就是无法控制的。而最要命的还有精神层面的统一，这些分支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只要振臂一呼，必然互相响应。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湖态势而论，远在海外的洪门致公堂在离开大陆数十年后，依旧可以和国内的三合会、哥老会遥相呼应，这种靠精神传承来联结血脉的能力实在是地下组织中的奇迹。
坚守“民族正义”的宗旨让主流洪门始终有着正当与正义的一面，强大的复制能力则保证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帮。
1992年7月28日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经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巴拿马、阿根廷、印尼、塔希提(大溪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代表两天讨论，通过总会章程后宣告成立。旨在团结洪门昆仲，发扬洪门忠义精神，振兴伦理道德，提倡社会福利，服务人群。首届会长李志鹏(美国)。各地区副会长有：崔震权(台湾)、李柱燊(美国)、刘和桂(澳洲)、李祖荫(菲律宾)、郑炯光(加拿大)。总会设在美国檀香山。
1993年10月7日在台湾举行首届世界洪门总会年会，与会者达5000人。此次年会号召全球洪门昆仲完成两岸的和平统一，为中国人的世纪催生。1994年在大溪地举行世界洪门总会第2届年会。1995年8月21日至22日在多米尼加举行1995年恳亲大会，由世界洪门总会与多米尼加致公总堂主办。
2008年5月24至25日，美国洪门致公总堂在波士顿中国城举办第26届恳亲大会，除了回顾洪门致公堂的历史、选举新任总堂总理，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为川震募款赈灾，体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拳拳报国之心。
5月24日晚，来自全美各地以及海外的洪门代表和各地庆祝侨团近400人，聚集在帝苑大酒楼为恳亲大会揭幕。卸任总理刘文优、伍佰和向与会代表汇报了2006年以来的会务工作及侨社服务，盛赞了各地洪门兄弟的忠义团结。
会议还宣布了募集到的善款数目2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洪门致公总堂5万，美洲协胜公会5万，洪门五祖祠堂管理委员会海外致公联谊会12万，这笔巨款由中国洪门致公堂代表团团长李卓彬代收，转交中国国务院民政部。
25日的大会上，李永耀、司徒健当选为新任总堂总理，于下午6时宣誓就职，三跪九叩，仪式隆重，传统俱现。
晚间由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做东在龙凤酒楼举办的闭幕晚宴上，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伍俊生宣布第26届恳亲大会圆满成功，并表示今番洪门兄弟为赈灾捐款，充分体现了洪门子弟虽身在海外，却与祖国“隔山隔水不隔心”的忠义，秉承了洪门先辈的报国传统。
至此，无须多言，这就是真正的江湖风骨，真正的大帮天下……
2.清帮·世代城管
和前面所叙的洪门相比，清帮的历史与现状要显得逊色一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大帮天下的一极，但论其生命力与声望却与洪门有着不小的距离!
以源头而论，清帮与洪门关系复杂，但从安身立命的准则来看，两者可谓截然不同。
和洪门相比，清帮在风骨这个层面有着很大的距离。他虽然也是帮会组织，但却没有一个精神层面的宗旨。洪门讲究的是民族精神，清帮只有一句空泛的“替天行道”;革命的紧要关头，洪门铁血丹心、司徒美堂千里跋涉，同样，在抗战危亡至极，杜月笙虽然也出钱出力，但却没忘了鸦片照卖!
而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实力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灵魂的差距!清帮虽然可以弟子万千，但始终缺少一种大格局的东西，甚至于显得有些目光短浅。
从创帮的那一刻开始，洪门大多时候都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但是他们却始终保持着对民族的热爱，热衷于家国的责任。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的主体始终都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和普罗大众所接受。
而清帮则大不相同，他们从始至终都依附于政权，没有自己的头脑。从几位先祖创帮的那一刻起，清帮就和政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乾隆年间，他们因揭皇榜而诞生，名字与国号相同。他们几乎掌管着国家的漕运，其职责有点儿像今天的城管，不是捕快，有时却行使着捕快的责任。民国时期，上海的清帮主力又甘当蒋介石的手中枪，大肆捕杀左派革命者。在这些历史段落中，清帮就是政府的工具，他们为维护政府的利益而无视对错，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佳民兵。
除了使命感的欠缺之外，在组织传承上，清帮与洪门相比也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所谓“洪门一大片，清帮一条线”，其实说白了就是洪门弟子撒豆成兵，但清帮弟子多少有些鬼祟拘谨。族谱式的辈分传承怎么看都充满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味道。完全不像洪门，人家论的是山主、洪棍这样的行政职务。打个比方说，蒋介石入了清帮，但按辈分他就是比黄金荣矮三分。但国父入的是洪门，人家论的是行政职务，“大陆山”的山主，靠的是众人推举，而不是蒋委员长那样，得先给黄大麻子磕头。
除此之外，在行政架构上，清帮的四庵六部也充满了行政意味。虽然其形式严谨，但终归还是脱胎于政府的组织形式，显得缺乏原创性，和洪门相比更是少了一些潇洒自如，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话说到底，作为一个帮会组织，即便架构再严密，其最终也逃脱不了派系的纷争。清帮成立不久后，内部就渐渐分化成主帮与客帮两部分，其中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客帮则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这两帮之间的关系并不默契，双方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进入民国之后，清帮又经历了更大的一次分裂，整个帮会分成了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
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怎么分裂，清帮的主流依然保持着创帮时的宗旨与做派，那就是尽量不与政府作对。除了漕运年代，清帮负责管理大半个中国的水运安全之外，进入民国之后，清帮也与国民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合作关系。旧上海的三大亨中，除了张啸林当了汉奸之外，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有着少将的军衔。这个军衔和洪门弟子投身革命最终封官拜将并不相同，他们的军衔其实就是一种与政府合作而获得的荣誉。
作为政府手中的棋子，清帮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显然要比洪门差上许多。家谱式的传承让他们少了遍地开花的可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放纵显然更不是长久的办法。
封建制度之下，清帮可以帮助清政府管理漕运，战争年代，清帮可以作为政府手中的民兵，那么和平年代呢?哪个政府会留下一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帮会集团呢?
没有崇高的家国理念让清帮很难永远拥有一个合适的土壤，当世道渐趋安稳，清帮的颓弱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解放战争后，清帮在大陆渐渐消亡，只留下一个分支在台湾存活至今，但其能力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可以说，洪门因为信仰而始终名满天下，但缺乏理想的清帮，则最终只能是大帮天下的反面教材。
3.哥老会·洪门的奇葩
有关哥老会的由来，说法其实也有很多，哥老会的内部文献《海底》和《金台山实录》认为哥老会是郑成功所创，也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对此，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
除了这种说法之外，也有史学家认为哥老会自身的文献并不准确，并从其他历史记载和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啯噜会”，而这种说法也被很多人所接受(事实上四川人将哥老会称为“袍哥”)。
然而历史早已渐渐湮没，真相也很难重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哥老会的组织架构与洪门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的龙头大哥们几乎都把自己当成洪门一分子。因此，也许不需要再去佐证什么了，历史学家可以把哥老会从洪门中剥离，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哥老会与洪门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天地会同样拜祭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
从以上这些有关哥老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组织与洪门天地会的“山、堂、会”制度多有类似。其中的很多职务虽然和天地会的说法不同，但其命名风格却极为相像。更为重要的是，哥老会拜祭的祖先正是洪门天地会所拜祭的五祖!
同样，在发展方式上，哥老会与清帮等组织也截然不同，完全秉承着洪门遍地开花的传统，其成员遍布各省。例如：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
“双龙会”，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哥老会与洪门的关系是非常紧密、难以厘清的。其宗旨和洪门天地会也是一脉相承。“反清复明”同样是他们的口号和目标，只是约束力比洪门天地会要薄弱很多。同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展，哥老会也有了许多自身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这些特质，才让他在某些层面看上去与洪门有所不同。
但不管如何变化，在中国的帮会历史上，哥老会作为重要的存在，其意义都不亚于清帮，他同样也是大帮天下的一部分。只是与清帮和洪门绵延至今有所不同的是，哥老会最终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当然，这种消失并非是分崩离析或者单纯的政府绞杀，哥老会的消失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多处内陆，正好是在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因此帮会弟子大都加入了军队。其骨干成员很多也都在斗争中成为军事将领，在中共领导阶层，也有很多人曾经出身于哥老会，甚至于还有着极高的身份。
其次，随着革命的完成，人们的生活日渐安定，哥老会又没有海外洪门的那种先进理念，因此在民间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消亡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然，作为地下帮会，能有幸在革命年代大显身手，在和平来临后自然消亡，这未尝不是一种怡然的归宿……
二、北派江湖
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当江湖一延伸到北方，往往都会体现出粗野与狂放的一面。独行大盗与无信仰的土匪经常是构成故事的主题。然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故事，旧中国的江湖帮会也不仅仅存在于南方。
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一样有江湖，一样有帮会。洪门的触角也曾延续到此，清帮也曾在东三省传道收徒。而除去这两者之外，还有很多生于北方、消逝于北方的帮会，比如理门，比如先天道，比如纵横在白山黑水间的各路胡子……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存法则，有着各自的门规法统。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同样也扮演着各种角色。有振臂一呼、护国保家的英雄，也有把自己死死钉在耻辱柱上的无耻罪人。
北派的江湖与南方的帮会一起构成了旧中国的另类版图，他们的诞生、传承、消逝，一切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1.南洪门北理门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帮会似乎都有着一层暴力的外衣。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白莲教，这些沿着地下脉络发展起来的帮会组织几乎都有着血溅五步的一面。
而除此之外，很多帮会还投身于一些黑色产业，即便是在伦理道德约束严苛的旧中国，清帮等组织也一直在做着黄赌毒的生意，比如上海之王杜月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抗日有他，杀人有他，贩毒也有他。
帮会的阴暗面让很多人谈之色变、闻之胆寒，以至于今日，当我们回顾许多帮会最原初的宗旨时都会慨然长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当然，这答案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就算上帝也无法提供一个标准的解答。
不过好在并非所有的帮会都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在北中国就曾经诞生过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不打不杀、反对毒品、导人向善。建国后，人民政府强力打击反动会道门时，他是极少数能够体面解散的组织，因为他的历史少有血腥，很多时候无害于人民。他是旧中国特有的“红十字会”，也是中国帮会体系中的另类存在。
他的名字叫做“理门”。曾从北到南，传行于世，在中国的江湖中留下了“南洪门北理门”的江湖佳话。他甚至还在北方的语言体系中刻下了一个不可磨灭、象征正确的印记：“在理儿!”
理教原名“在理教”，俗称“理门”，创立者相传为清初山东即墨人杨存仁(一说名泽，字廷贤)，又名衍逢，字佐臣，道号来如。
崇祯十六年，杨存仁22岁时，中癸未科进士。然而可惜的是，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杨存仁未及殿试，李自成便已攻陷北京。当时他正在其朋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许直家中。由于杨存仁忠于明朝，因此，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几欲殉国。许直劝其“君未仕，尚可全孝，宜归里奉母，以策后图”。
次日早晨，杨存仁发现许直自缢身亡。埋葬了好友之后，他顿觉万事皆空，只好挥泪回乡。回到家之后，杨存仁孝奉其母终老，后又守墓三年。此时清朝已定鼎中华，征诏明朝遗老。杨存仁为避征诏，改姓羊，名宰，后取号来如，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参禅打坐，研究理学，闭关四十九年。后来心有所得，创立了一套以儒家忠孝思想为主，综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后来系统化，称为“在理”，也叫理门。后人将其尊之为“羊祖”(俗称羊来如)，入教称“在理”(北方人常说的“在理儿”即出于此)。
在羊来如的理论体系中，理教主要信奉“圣宗古佛”，即观音菩萨。教义为“崇尚五伦，实践八德”，以“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16字为基本信条，戒“淫、盗、烟、妄、酒”。经典有《忠经》《孝经》《观音经》《黄庭经》《心经》《金刚经》《道德经》等，另有新信徒(称“新理”)入教时由师父口传心授之“无字真经”，又叫“五字真言”，乃“观世音菩萨”五字(传说羊祖亲订五字真言为“复明灭大清”，或云“一心保大明”，而以“观世音菩萨”五字遮掩之，后环境变化，原有“真言”终被替代)，据称如遇灾难，诚心出声念诵三遍，圣宗古佛即能闻声救难，逢凶化吉。
理教有一套独特的礼仪条规，有自己的斋期和节日。修行兼采儒释道三家之长，“循儒行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教内最高首领称“总领正提点大法师”，下分15级“法位”，普通信众称“道亲”。
由于羊来如极其反对烟酒，禁戒烟酒便成为了理门的最主要特色。康熙四十年(1702)，81岁的羊来如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择孝子义士，传弟子十五人，史称“羊祖八度”。其中第五度在天津，第六度在杨柳青，这也是理门能在北中国大行于世的原因之一。
随着历史的延续，清朝中期，鸦片流入中国，许多人吸嗜成瘾，伤及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理门组织是严禁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门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理门，因此，理门在民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以天津杨柳青一带为例：据著名民俗学者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宜颇为昌大。”这里的禁烟不仅指禁吸食烟草，更指禁吸鸦片等毒品。在杨柳青早就流传有禁诫毒品的民谣《劝戒鸦片歌》流传，该歌唱道：“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八方一律要戒烟，九九归一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由于戒烟有功，理门在北方的传播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支持。清乾隆三十一年，理门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全国最早的民间禁毒场所——正安堂老公所。在公所内，人们相互劝戒，相互监督，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公所主要以互相劝戒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理门在北方的戒烟功德让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帮会有着极大的不同。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同年11月，任钦差大臣，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这期间林则徐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强令禁绝，二是劝导戒除，三是在理戒除(即加入“理门”组织以戒毒)。在官方的推介之下，南方各省群众纷纷投入到理门下，互相劝勉戒烟。因“理门”组织协助政府禁烟，林则徐曾给予其数次嘉奖。
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支持，理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能人才俊也是层出不穷。在理门的传承体系中，并恭二祖、羊祖之外，尚有一尹祖。尹祖名尹岩，字重山，道号来凤，为羊祖再传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在天津梁家嘴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公所”，将理教组织系统化。此后，理教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设立理教总公所。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京津地区，理门旗下就约有百十余个公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以堂为名的组织，如：修真堂、公善堂等等，全是旧时的理门公所组织。1913年，理门倡导建立了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1925年，成立上海理教联合会。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中华理教总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一时多达3000个以上。
有了坚实的组织架构，理门也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在此之后虽然历经战乱，但其宗旨从未改变，导人向善、救助穷人始终是其本色。抗日战争期间，理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理门之中曾经出过叛逆，例如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人，成立伪中国理教总会，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天津清帮头领袁文会也曾一度控制当地的理门会所，使原本扬善养正的理门成了流氓分子的掩护外衣。
然而瑕不掩瑜，理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却始终有持着良善的一面。
建国后，大陆地区百废重建，基础医疗一步步加强，理门的功能性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化体系的渐渐形成，理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此前理门一直以个体商户的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各类会道门渐渐灭绝，理门也消失在汪洋人海之中。
和其他许多帮会组织一样，理门虽然消失于大陆，但在海外却留下了火种。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少将高参赵东书抵达台湾。次年春，他召集从大陆赴台的一些理教信徒商议“复教”，5月25日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3月4日赵当选为理事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寺址，作为“理教总公所”，总领正提点大法师由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80年6月30日去世。1981年5月，陈志泉继任总领正。
在此之后，理门在海外的发展相对平顺。1997年底，理教在台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152000人，教职人员629人;办有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内学校。理教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公所，与台湾有一定联系。
至今日，理门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作为华人组织，他依然存在着，其宗旨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和延续，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1985年，陈志泉还作为台宗教团体领袖之一，应邀参加过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
2.胡子·东北没有黑社会
在旧中国，东北是乱世中心之一。日俄战争，这里是战场;抗日战争，这里是始发点。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数东北儿女抛头颅洒热血，马占山、张学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名字如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而它们照亮的不仅仅是北中国的土地，还有整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乱世出英雄，也出强人大盗，东北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有规模的帮会组织却很少，因为东北黑道以土匪胡子为主。“东北没有黑社会”，这是一个如今的笑话，但在旧中国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准确性。
在建国之前的东北黑道，胡子执牛耳，这是铁定的事实。虽然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在这里也多有发展，但论起能力、水准，还真就没办法和土生土长的胡子相抗衡。想当年，白山黑水之间，马队纵横、枪声四起，日本人的火车、大户人家的财宝，哪样没有被洗劫过?整个东北就仿佛是强人的快活林，辛辣的烧酒、大块的肥肉将这里的江湖映照得无比粗犷、野蛮。
以名称而论，将土匪说成胡子，这是东北人的原创。对于这名称的由来，说法纷杂，史学家也很少把触角深入到这个领域。东北民俗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可能胡子也知道土匪这个叫法不好，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胡子’。据说如果当面叫他们土匪，轻则一痛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们‘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另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飘飘然如同胡子。”
以上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正经，后两种则明显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名称，“胡子”这两个字都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的黑道历史上。
在胡子纵横的旧中国东北，门派是不存在的，繁复的规则也是不存在的。胡子们拥有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黑话、习惯。认真一点的胡子拜达摩多罗，胸口挂着一尊小金佛，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则。在当时，胡子和地主武装大团纠缠不清，双方的身份常有逆转，因此统一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民间作家吴樵曾著有《宽城随笔》，其中对清末时期的胡子多有描述。在该书中，他介绍道：“吉林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太平天国战乱，驻东北的八旗兵，大部调往关内，关外一时空虚，成了胡子天下。同治年间，平静一点。甲午战败，溃兵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为伍，胡子势力大增。当时，每股胡子人数，少则千百，多则上万。例如，一股以唐殿荣为首的胡子，多达三万余众。他以军治匪，号令严明。唐善枪法，部下个个是神枪手。他不扰本国商民，专门奇袭俄人。当山中缺乏给养、弹药时，就越过国界，到俄国抢掠。行踪飘忽不定，沙俄军队也对之束手无策。后来被清廷招安，三万胡子投降，唐被授以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
从以上记叙我们可以看出，胡子并不是那种类似于洪门、有着强烈信仰的帮会组织，他们为求生存而纵马持枪，但一有官府招安，他们往往会选择投诚。在东北胡子的历史上，除了唐殿荣走了这条路之外，同样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人，也是从胡子起家，而其“战绩”则更为彪炳，他就是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生于辽宁省海城，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先祖张永贵因生活无着，只好闯关东，务农讨生活。
张家进东北之后，几代人勤勤恳恳，家资也日渐丰厚，到张作霖祖父这一代已经是有名的富户。但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张有财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张作霖13岁时，张有财被仇家逼债害死。这样一来，原本在私塾上学的张作霖也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本钱，只好回家务农。
在当时，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恶化，沙俄强行割去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张作霖失学后不久，甲午战争又爆发，中国战败，日本人也步俄国人之后进入东北。一时间，关东大地风声鹤唳、洋人横行，老百姓艰辛困顿，苦苦挣扎。
在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之后，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只好浪迹江湖，走投无路，从军当了一名骑兵。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失利后，张作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死里逃生，独自辗转回到了辽西。
然而此时的故土已经彻底变了样子，曾经民盛人安的辽西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散兵游勇、乞丐难民到处都是。加之官府腐败，土匪横行，因此当地一些县镇纷纷成立自卫武装组织，名曰“大团”。
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了头目，自此之后，他便走上了亦正亦邪的道路。表面上看，他的大团与土匪胡子作战、保境安民，但暗地里，他也与多股胡子有着不错的关系，双方相互交好。这样一来，张作霖负责的保安区，治安良好，他的名声也日渐鹊起，管辖范围慢慢扩大，最后达到二十多村。
1902年，社会秩序好转，张作霖的队伍接受整编。当时的盛京将军采纳“化私团为公团”、“化盗为良”的建议。张作霖扩大队伍，收编了数股胡子，如义县的张作相等。张作霖被任命为帮办(副营长)。1903年，又升为管带(营长)，成为政府军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在日俄夹缝中周旋。1905年，俄国战败，张作霖乘机将所部扩编为三个营。1906年，他升为统带(团长)，又扩编为五个营。
有了军队做家底儿，张作霖的心思也就越来越大了。为了给自己正名，他开始与胡子渐行渐远，甚至于经常带兵大肆剿杀。1907年，东北建行省，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当时一个土匪头子杜立三，割据辽中为王，自称“马上皇帝”。张作霖剿灭了杜匪。徐世昌上报朝廷，为张请赏。清廷赏白银五千两，升任张作霖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五个营。
1908年，张作霖奉调到通辽、洮南，去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清政府为增强张作霖的实力，扩编张部为七个营，增至3500人，成了东北一支劲旅。经过年余苦战，张作霖最终把蒙匪赶到俄国，把为害中国北方多年的蒙患解除了。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由于拥兵一方，因此并未受到打击。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任命张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封为子爵、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省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
1922年4月，张作霖自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这等于变相地宣布了东北独立。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其部属郭松龄反戈，占领锦州、新民，沈阳告急。张作霖以牺牲南满、东蒙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出兵干涉，转危为安。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行使统制权，成为国家实际上最高统治者。
纵观张作霖的崛起历史，他与胡子的关系虽然复杂多变，但不可否认，在他风生水起的最初，胡子不啻为他的助推力量之一。特别是他对许多地方土匪的收编，更是扩大了自身的力量，为日后崛起称王做了一个很好的积淀。因此，有些史学家认为张作霖本身就是胡子出身，虽然不够准确，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张作霖成功崛起之后，东北的局势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对大片属地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作为黑道存在的胡子并没有任何消亡的迹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局势加剧恶化，胡子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而面对着国仇家恨，这群行走于江湖的异类也到了选择的时候。
在当时，很多胡子放下杀人越货的买卖，投身于抗日队伍之中。就连杨靖宇和赵尚志所领导的抗联，其中也收编了大量有正义感的胡子。杨靖宇战死之后，抗联进入低潮，之后又发起了悲壮的西征。西征之后，抗联领导人将队伍分成十三股人马，使之融入整个东北大江湖，发动各地胡子继续抗日。而有关这段故事，也曾经在电视剧《十三省》中有过详尽而感人的描述。
除了加入革命队伍，铁血抗日之外，也有一些胡子做出了违背民族良知的选择。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谢文东和李华堂。
事实上，一开始这两人都曾是黑土地上响铮铮的汉子。1934年，谢文东参加过轰动满洲的“土龙山暴动”，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有一手好枪法的李华堂，则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但后来，随着抗联斗争陷入低谷，两个人都选择了偃旗息鼓，最后甚至跪到日本人脚下，成了卖国贼。
抗日战争结束后，谢文东和李华堂两人，一个成了国民党的第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一个成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指挥，积极剿共，并最终成了人民群众的专政对象。其中有关谢文东这一节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而他也成了人见人恨的座山雕。
据说谢文东在被捕之后，曾经对解放军干部说：“我老谢当过抗联的军长，打过日本，后来走错了路，能不能饶过这一次?”
然而，愚昧如他的人怎么会明白，这种大节上的错误怎么可能被原谅?即便他参加过抗日，但最终还是当了汉奸;即便是他领回了民族英雄赵尚志的无头尸体，但最终却双手沾满血腥。可以说谢文东的一生就是很多东北胡子的人生缩影……
俱往矣，狗熊或许不该死，但叛国者必当诛。
3.华北往事·先天道·一贯道
在平津一带，如果说江湖，那么的确是花样百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江湖行规，甚至于也催生了一些头领式的大哥人物，但是如果要说土生土长的帮会，那么的确不算多。清末之前，义和团、红灯照等组织虽然也曾大行于世，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帮会又有着一定的不同。
和以南方为根基的洪门、清帮相比，平津一带的帮会多以会道门为主，强调宗教色彩。这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理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理门对于旧中国而言，贡献大于伤害。但其他会道门就大不相同了，比如我们将要提到的“先天道”与“一贯道”。
“先天道”最初是一个类似于宗教的团体，起源于明末清初，其总堂为金蜀堂，以下又分若干堂口，如积善堂、道德堂、宽道堂等等。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该道拜太上老君。先天道宣扬太上老君的灵魂寄托在教主的身上，极端强调个人崇拜。门下弟子入道之后要受三皈五戒，三皈指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酒肉、不妄语。可以说，在创立之初，“先天道”虽然有着封建迷信的外衣，但是基本上还秉持着佛教、道教的一些清规戒律。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天道在传播过程中渐渐地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门下弟子开始背离最初的宗教理念，并转换成单纯的迷信组织。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曾任少将旅长的江洪涛，在北平自称“先天道”大仙，成立“先天道总会”。该会从成立起就为日军华北参谋部所指挥，由日军北平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南云发给许可证，同时还一并成立“先天道防共救国会”。
也就是说，华北的“先天道”其实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汉奸组织。表面上他有着类似于宗教的外衣，并吸收大量门徒，但骨子里，该会主张反共亲日，鼓吹中、日、满提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日伪主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江洪涛在北平城郊各区相继建立分支组织，改名“华北先天道”，取消“防共救国会”。而其地方组织，省设总会，县设分会，区设支会，乡、镇设办事处，并有民团武装编制。至民国三十三年在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建立有57个分会，在北平建有17个分会。
在“华北先天道”的历史上，卖国始终是主题任务。该道曾在多方面配合日军行动，为日军搜集军用物资，并配合日军对共军各边区实施武装及经济封锁。除此之外，先天道本身也建立了自身的武装组织，并与民团武装多次攻击八路军各运输点线，广搜八路军情报，然后每日向日军华北参谋部报告。
抗战胜利后“华北先天道”向国民政府投降，一贯善于利用帮会组织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惩罚、追究江洪涛的卖国行径，反而任命其为军统局上校特务组长，利用先天道续行反共活动。在解放战争中，先天道曾搜集共军情报两千余件，击毙共产党干部四人。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先天道作为特务组织被留了下来，转入地下活动。江洪涛本人更是潜伏于共军侦察机关任情报员，充当国军内应，多次破坏公安部门办案。但是这一次他再没有逃出生天，1950年，因为组织武装暴动，江洪涛被捕，后判死刑，叫嚣一时的“华北先天道”至此彻底灭亡。
和“先天道”差不多，“一贯道”同样也是以宗教起家。在该道门自传的履历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在千百年前，“一贯道”就已经创立于世间。不过很可惜，这是假的。事实上“一贯道”真正创立是在清末，其创始人名为王觉一。
王觉一，亦名希孟、北海老人，觉一为其道号。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寿光币)人。约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自幼孤苦伶仃，三岁丧父，七岁母逝，替人放牛为生。
成人后，王觉一学会了算卦，还能扶乩、画符、“治病”，并自诩水精子化身，别号半仙。二十七岁时，王觉一加入先天道，并仿效道门中的前辈在山东青州建立帮会组织“东震堂”。传说，王觉一“四十岁后，因见左手掌纹形似古字，即自称古佛降生，并言梦见菩萨令其传道，当即设立教名”，“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着教”。后被人称之为“一着教”，而这也正是“一贯道”的前身。
在王觉一统领“一着教”时，该教会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存在。曾数次组织教众暴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一贯道”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暴力组织。
王觉一去世后，其弟子路中一承办道务，取《论语》中“吾道以一贯之”改名为“一贯道”。民国九年(1920)，路中一收山东济宁人张光璧为关门弟子。因他布道能力出众，被路中一委以传道师重任，代表路中一到各地布道。
民国十四年(1925)，路中一大病将亡，临终前，他发布遗嘱让其妹路中节执掌教权12年。此时张光璧正在单县传道，本有妻室刘率贞的他，却与女道徒、青年寡妇孙素珍勾搭成奸。此事引起了孙素珍族人的愤恨，扬言要严厉处置这对狗男女。张光璧见势不妙，赶紧携孙素珍逃回济宁避祸。路中节为了巩固教权，也抓住张光璧单县丑行，撤销他的点传师职务。张光璧势单力孤，无法与路中节抗衡，只得到济南另图发展。
民国十九年(1930)，已在济南站稳脚跟的张光璧向路中节发难，宣称道盘已转，天命攸归，路中节掌道十二年，按阴阳合璧，六年即满，于是自称接续一贯道道统，为十八代祖师，是“平收万教”、“度尽九二原子归根认母”、“办理末后一着总收圆”的佛祖，并袭用明末大乘天真圆顿教创教祖师弓长名号，亦称“月长祖”，因而从路中节手中夺得教权，自诩白阳二祖。
夺得教权之后，张光璧以济南为据点，先后建立了忠恕坛、金刚坛、敦仁坛、礼化坛、天一坛五个佛堂。忠恕坛是总佛堂，其他四坛则各负一方，向全国各地发展。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光璧来到天津开荒布道，建立了天真总坛，其下有百余个佛堂，重要的有道德坛、浩然坛、普化坛等，并通过天津渗入东北地区。
民国十五年(1926)，张光璧派张五福、杨灌楚、董雪桥三人在北京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信一”坛发展最快。1939年1月，张五福把师尊张光璧、师母孙素珍接来北京，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设了“一贯道”总坛。并于1939年4月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办了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的“顺天炉会”，目的是训练骨干。
道门组织得到了发展之后，张光璧本人愈加膨胀，其触角也不再局限于传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张光璧率领一贯道投降日寇，成为华北日军的眼线。大肆宣扬“日本人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日本国旗是太阳，师尊属‘日’，担有天命”等汉奸理论，公开破坏抗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汪伪政权成立后，张光璧被任命为“外交顾问”，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警政部长周佛海、伪警政部次长李福久等人均加入一贯道，使一贯道又在华东地区有了新的发展，并通过上海传到两广地区。
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接受审判的张光璧摇身一变，来了个“华丽转身”，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并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至此，“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可谓暴露无遗。
解放战争中后期，“一贯道”利用封建迷信手段，迷惑大众，并充当特务眼线，大肆参与捕杀进步人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贯道教众又在平津地区散布各种谣言，鼓动群众闹事，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央政府最终决定将一贯道彻底取缔。至此，曾经徒众百万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在大陆彻底灭绝，其核心骨干大多逃往台湾。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组织来讲，此时的生存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台湾也不是他们的乐土。1950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匪’利用”等。于是“一贯道”再次遭受重大打击，一度一蹶不振。
直到1987年，台湾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栏后，“坎坷无比”的“一贯道”才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面目，但此时的他们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行为也大有收敛，开始转向慈善活动。
三、南方传说
以组织数量而言，中国的南方自古以来就是帮会的“重灾区”。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明朝初年就存在的白莲教，几乎都是发源于江南地区，尔后才开始向全国扩散。
和北方帮会多以宗教形式扩充不同，南方的帮会组织往往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暴力宗旨。他们的存在就代表着反抗。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南方的帮会才更符合我们脑海之中的江湖形象。
而在洪门与清帮之外，南方的土壤里同样还滋生着其他的帮会组织。他们有的脱胎于洪门天地会，比如四川的“袍哥”，比如广东的“三合会”。但也有的帮会，本身就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体系，比如赫赫有名的“排帮”，比如凶悍绝伦的“斧头帮”。
正是这些帮派的存在，南中国的江湖才显得精彩纷呈。他们和庞大的洪门、清帮一起，构筑了旧中国的南派帮会体系。
1.袍哥·绝不拉稀摆带
在广袤的南方大地上，洪门与清帮执江湖牛耳，但除此之外同样也有其他帮会组织风生水起。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洪门长子”哥老会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哥老会这个同样复杂的体系中，还有一个下线组织更是鼎鼎有名，他就是哥老会的四川分支——“袍哥”。
九十年代初，一部《傻儿师长》曾经火透了大江南北，当樊傻儿带着浓郁的川腔说出“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时，一种久违的江湖豪情顿时扑面而来。
和洪门一样，袍哥在组织发展上也比较宽松，没有清帮那么多复杂和严苛的说法。只要有人引荐，在香堂上对各路头领行叩拜礼(不作揖)，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就可以闯江湖结交朋友了。
至于说，好好的哥老会，到了四川为什么会有“袍哥”这个名称?江湖上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中“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
总而言之，这两种解释大致相同，但都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袍哥这个名称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很多北方城市都出现过的流氓团伙“白鞋队”。该团伙以穿白球鞋为特征，非常好辨认。不过很遗憾，直到本书交稿为止，作者也没能找出“袍哥”和“白鞋队”有什么联系。
组织的名称起了变化，传承自然也就有所不同。在传统祭拜上，袍哥和其上线组织哥老会有着不小的区别，他们不拜五祖，而是主要拜关羽，并称之为圣人、圣帝。排座次也不敢有“二哥”。袍哥首领称为“舵把子”，副首领称“三爷”。他们也没有“四爷”，原因很搞笑，居然是因为杨四郎是叛徒。由于“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因此对于不讲义气的叛徒惩罚很严厉，通常是“三刀六个洞”，要他死得很难看。
在袍哥的传统中，每年有三次大会。五月称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及码头事务。
从组织架构来讲，袍哥分五堂，成员的社会成分也大致有个界限，按民俗习用的顺口溜：“仁字堂(又称老人堂)讲礼讲法，义字堂讲打讲杀(多为绿林，俗称二房上的)，礼字堂讲抓讲拿(多为社会下层)。”
和正统的洪门相比，袍哥的江湖习气更浓，黑帮气氛也更深厚。新入会者得交纳会金、月费。如要外走闯荡，请舵爷赐“公片”(又称字样，印有山头名称的大红柬帖，证明身份，也可充传递消息的信物)，并由管事五爷传授江湖规矩、黑话、手势及外地的朋友关系，但必须酬以重金方可得到这些好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形式上，袍哥更加接近如今的黑社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就是利欲熏心之辈。相反，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这群四川汉子的表现堪称可歌可泣。
黑帮是不假，但黑帮就不可以爱国吗?别忘了，说到底，袍哥的命脉之中还流淌着洪门的血液。
辛亥革命时期，袍哥组织响应洪门号召，出钱出人，无数门下弟子喋血沙场，为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结果在四川被蔡锷大败。
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蔡锷与同盟会主要依靠的力量其实还是袍哥，他们组织武装部队，义无反顾，加入护国军，抛头颅洒热血，奔赴前线。在当时，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而其司令、副司令、参谋长也都是曾经的袍哥大爷。
抗日战争爆发后，袍哥大爷们再次振臂一呼，于是十数万蜀中子弟浩荡出川，再次谱写了一曲英雄悲歌。如果大家还记得电影《血战台儿庄》的话，那就一定忘不了那个死不瞑目的川军团长。毫无疑问，那个人的原型其实也是袍哥出身。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没有选择投降，没有拉稀摆带。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在践行中国式的江湖之义。
在袍哥的抗战史上，英雄辈出，战死者不计其数，活下来的则是千姿百态。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范绍增，也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人物。
范绍增，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13岁入袍哥，算是资深的帮会分子。
清宣统三年(1911)，范绍增在当地袍哥大爷的带领下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之后一路跌宕起伏，出生入死。民国五年，他官升团长，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班底。此后多次参加军阀混战，虽然有胜有负，但麾下人马却越攒越多。和一般的国军将领不同，帮会出身的范绍增格外在乎“义气”二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共产党员王维舟藏在自己的部队里，使之躲过了无比凶险的清党运动。
1931年，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期间与刘湘争夺属地控制权。为了争取范绍增，刘文辉出重金五十万收买。然而可笑的是，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刘湘和范绍增本来就都出身袍哥。结果大智若愚的“范哈儿”先是把消息传给了刘湘，紧接着就拿着五十万重金跑到了重庆。在这里，他一掷千金，建了座无比辉煌的“范庄”。再之后，他又拿着剩下的钱跑到上海，受到清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盛大欢迎。并被清帮“大字辈”前辈、“仁社”的老头子张镜湖破格收为关门弟子，列清帮“通字辈”。在当时，这个辈分在清帮之中已经可以和黄金荣平起平坐。如果单论江湖辈分，那么“悟字辈”的蒋介石和杜月笙都要叫他一声“叔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绍增请缨杀敌，只身赶到上海前线，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上海沦陷后，随军撤退到汉口。1938年初，范绍增被蒋介石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但搞笑的是，蒋委员长却不发枪不给人，让他自募兵员抗日。
按照常理来说，蒋介石的这种任命如果换在别人身上，恐怕就只有骂祖宗、闹心的份儿了。可是范绍增却有的是办法。对于这个无厘头任命，他几乎没有任何埋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帮会身份，在四川广泛地发动袍哥弟兄，很快就编成了4个团。紧接着他又散尽家财，拿出自己的财产，购买武器、装备部队。
1939年初，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当年，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偕伪军两万多人进犯，双方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
1941年春节时，八十八军驻地百姓慰问范部。范绍增非常谦虚地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如今我们细细想来，如果这番话是出自一个知识分子之口，那么倒也没什么。可它却偏偏从袍哥出身的范绍增嘴里说出来，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这一仗在日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紧接着，范绍增连战连捷，第二天，又率八十八军击伤日军四十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一时之间，在正面战场上，大名鼎鼎的范哈儿打出了川军的威风。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在抗日战场上，范绍增功勋卓著，但在军政官场上却并不如意。由于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因此也不受重用。抗日战争结束后，范绍增基本处于空挂状态。眼看着国民政府日益腐败，范绍增最终选择了起义投诚，于1949年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一个胸无点墨的江湖袍哥，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散尽家财，领兵抗日。后来又能认识到民主之可贵，反蒋起义，这着实令人赞叹!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
“文革”期间，范绍增因贺龙受到牵连，并被收审关押。在狱中有人想从他那里搜集贺龙的“黑材料”，但他却牙关紧咬，不吐一字，完美地践行了“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的江湖誓言。
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去世，作为当时大陆为数不多的袍哥大爷，终年83岁。
2.排帮·“山寨”主义
“四月花开如积雪，散入渠上冷未歇。排郎过江吆声起，白云飞度下常德。”
这是一首曾经在湘西沅江流域广泛传唱的小调。在这首歌里，排郎并不是指的某个人，而是指旧中国一个相当有名的地方帮会——“排帮”。
排帮，又称“排古老”。有人说他是哥老会的分支，但其实不然，因为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法统传承来看，排帮都和哥老会所秉承的洪门体系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严格来讲，这是一个地域性非常强的帮会组织，他没有过大范围的扩张，最多也就是扩展到江西鄱阳湖一带，而他的大本营始终在湘西沅江，除了征战，他们从未离开过十万大山。
排帮的历史也很悠久，大约和洪门同时起步。明末清初时，湘西大量出产木材，由于水路发达，上游的木材砍伐之后，就沿江向下漂流。为了保证运输安全，排帮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排帮从诞生那天起，干的就是保镖，吃的就是刀口饭，其凶悍和自律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加入排帮要砍“三把半香”，所谓三把半香是可以手指来代表的，小指是第一把香，无名指是第二把香，中指是第三把香，食指和大指接连成了一个圈。这一个圈，看起来只有其他三个指头的半截，所以只能说是半把香。
这三把半香纪念着四桩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四桩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便是每一个排帮兄弟的榜样。第一把香纪念着羊角哀和左伯桃，这把香，叫做仁义香;第二把香纪念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这把香，叫做忠义香;第三把香纪念着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这把香，叫做侠义香;半把香纪念秦叔宝和单雄信，这半把香，叫做有仁无义香。
由于湘西民风强悍，因此排帮的帮规也是相当的森严。比如帮规前三条规定：
第一，排帮护送的过境物资，不能带有大烟、枪支、弹药等违法物品以及军用物资，一旦查处全部销毁。
第二，一次结仇，终生为敌。
第三，凡叛帮者，必须经过三关考验，棍阵、过火坑、跳刀山。这三关的危险性极大，基本上就是过了也是残废。
与洪门、清帮等超大帮会的松散不同，排帮的结构异常紧密。总舵的帮主叫做“大把子”，各地分舵主都称“把子”。
由于排帮所控制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因此首脑单一，凝聚力很强，总是居寨而立，自成一统，颇有些“山寨”主义的意味，其情形很像是一些武侠小说中帮会的模样。
然而由于结构紧密、保密性强，因此排帮的内部详情也很少为外人所知，有关排帮的文献记载相当之少，创帮者及历任大把子的资料更是不为史学家所知。因此我们讲述排帮也只能从笼统的方向切入。
在排帮的历史上，最为世人所牢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近现代，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在抗战时期，排帮子弟并没有因居于深山而置身世外。相反，帮中弟子很多都参加了抗日军队。在常德会战期间，国军的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地的排帮会众以及凤凰城的竿子营部队。2006年，国内曾经播放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名字叫做《血色湘西》，讲述的就是排帮与竿子营的恩怨，以及最后双方摒弃前嫌、铁血抗日的故事。
作为排帮在沅江的唯一对手，竿子营的历史更加悠久，而且相对也要正面很多，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政府的常备军。从元朝开始，政府就在渭阳县(今湖南凤凰县)境内设五寨长官司，驻地在竿子营，即今凤凰县竿子坪镇，明正德八年设镇竿守备，明嘉靖三十三年移麻阳县参将驻镇竿城。清顺治三年设镇竿协副将，康熙三十九年升协为镇，镇竿成为清朝全国六十二镇之一。康熙四十三年废土司，移辰沅靖道驻镇竿。镇竿成为全国八十九道之一。雍正七年，于湘西北设永顺府，辰沅靖道改为辰沅永靖兵备道，镇、道员均住凤凰，治辖范围覆盖湘西二十余州县厅，为全国八大兵备道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排帮弟子和竿子营放下世代仇恨，大批参军。11月以凤凰籍官兵为主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由师长顾家齐率领奔赴浙江嘉善狙击侵华日军第六、第八两个军团。
这只纯地方部队一经与日军交火，立刻显出装备的劣势，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守卫枫泾的一个连的官兵就已经全部壮烈牺牲。喋血苦战的七昼夜，他们前赴后继与敌人在阵地上拉锯，白天日寇凭恃强大炮火控制的阵地，一到夜晚又被排帮与竿军兄弟靠肉搏白刃战夺了回来。敢死队每人一把马刀，在深秋的寒夜中以赤膊为记号，摸到穿衣服的，一律挥刀而斩。
最后128师因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明令嘉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战，使全师官兵伤亡四分之三，全师连以上军官亦伤亡过半，凤凰城内外家家挂白幡。据统计，抗战前夕的凤凰，大约不到一万户人家，却拥有三千左右连排下级军官，以及五个师的兵力储备。经过八年殊死征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5年，凤凰二十五岁以下的男丁死伤数目惊人，至少有三千位少妇守了寡。这其中绝大多数出身竿子营和排帮。
解放战争后期，在大政治背景之下，排帮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人下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上山打游击，最后成了赫赫有名的湘西土匪。
据记载，在当时所有的剿匪工作中，湘西土匪是最难对付的。其手段残忍，作战勇敢，根本就不惧生死。为了能够胜利完成任务，四野只好派出了两个常胜将军——李天佑和陈明仁，直到1950年才基本肃清了十万大山里的排帮后裔。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剿匪过程中，有一部分土匪受政府的感召，放下武器参加了解放军。而这一部分人最后大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排帮的子弟又一次大显神威，其中很多人都成了战斗英雄。
也许，由此我们可以说，排帮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战斗就是他们的本能。在各种战场上，他们都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湘西汉子的精神……
是什么精神呢?
勇敢?善战?不要命?
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也许排帮的精神支撑只是为了一个尊严——沅江的尊严，十万大山的尊严……
X单元·江湖影像
推荐一：《悲烈排帮》导演：黄军
内容简介：日军投降后，在鄱阳湖面上留下了一批水雷，飘浮于航道之上。而这里生活着世世代代以放排为生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幸存下来的山芋，为了闯开一条生路，在打鼓佬的支持下，重组顺风排，决定首航南京。顺风排起航了，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排上，包括一名神秘的女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各不相同，行进中他们之间演绎着爱与恨交织的悲壮而豪迈的故事。排帮的汉子们在水道上遇到了一批被称作“水怪”的水雷，他们放下个人恩怨，同心协力架着一只巨大的木排前去排雷。
由于水雷层出不穷和他们的愚昧无知，顺风排上的人最终一一葬身湖底，鄱阳湖上又复归一片寂静。
简评：严格意义上讲，本片讲述的故事并非发生在排帮的大本营湘西，而是在其分舵鄱阳湖。而且在整部电影中也并未刻意去描述排帮的英勇善战和江湖厮杀。但是换一种角度来讲，该片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抛开战争不谈，从其他角度入手，反而更能反映排帮汉子的豪情与决绝。
湖面上的那一个个水雷，就像是排帮汉子百年来所遇到的一个个险阻。而排出这些险阻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当顺风排上的人一个个都葬身湖底时，排帮的英勇已无须再谈。因为在排雷这个过程中，凶险与刺激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观者的脑海之中。
推荐二：《林海雪原》导演：刘沛然
内容简介：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本片着重描写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威虎山土匪头子座山雕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在本片中，杨子荣出其不意打入土匪内部，并最终获得了关键情报，将敌人一网打尽。
简评：基本上，这是一部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影片。多年以来，杨子荣的英雄形象都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座山雕的原型其实就是东北著名的大土匪谢文东。
不过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正面宣传的需要，电影对谢文东等胡子的表述过于程式化。虽然很好地描绘了东北胡子的一些生活场景，但却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对谢文东之前的历史也并无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注：事实上，在目前的大部分电影作品中，描述清帮、洪门之外的帮会作品并不太多。因此遴选推荐也难以让人满意。不过在电视剧领域倒是有很多作品，可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例如：
《血色湘西》：主要描述排帮与竿子营的恩怨，以及湘西帮会的抗战豪情。
《关中枪声》：主要描述陕西哥老会参与国民革命的故事。
《十三省》：主要描述东北胡子抗日的故事。
《川西大决战》：主要描述四川袍哥参加抗战的故事，其主人公原型为范绍增。
B档金钱万能的时代
走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走过铁血铮鸣的战争年代，中国的传统帮会也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洪门”解体了，“清帮”没落了，“哥老会”消失了，“排帮”消失了，东北的“胡子”也消失了。那些曾经蛊惑人心的会道门要么被取缔，要么偏居海外、收敛气息。
中国的江湖在民族进入稳定的新纪元之后，模样大变。
原来的理想渐渐在消磨，一些人将视角转移到慈善，比如海外的洪门，如今的他们更像是一个互助协会。但也有一些帮会在历史的发展中江河日下，最终走上了黑社会这条不归路。
有谁能想到，当年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三合会”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犯罪组织?又有谁会想到，一些四川的犯罪分子错误地领会着袍哥的精神。还有东北，那些大大小小的流氓团伙，他们甚至已经突破了当年“胡子”的底线……
俱往矣，中国式帮会的辉煌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彻底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激动的回忆，以及艰难的抉择。
他们有的人选择了善，有人选择了恶!
人间自有公论，不会因为他们曾经的辉煌而放过他们如今的罪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