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是一片海，波涛是杀戮。而组成这些的却是那些微小的水滴。他们是江湖的基础因子，是一个个闯荡其间的追梦人。
在江湖中，狗熊有之，豪杰亦有之。从明朝末年之后，旧中国的江湖风起云涌，一个个名字如流星般闪过。他们执江湖之牛耳，是这方天地的真正王者。
一、侠之大者·杜心武
他是前清的秀才，有文化，但是却不光有文化，他的武功之高，足以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他是清帮“大”字辈的元老，以辈分论，黄金荣是他的师侄，而杜月笙、蒋中正只能唤做他的徒孙。1941年到重庆，走在街上的时候，戴笠等人只能执后辈礼，一脸恭谨地跟在后面;他也是洪门的大哥，辛亥革命前后，他是帮会中神一样的存在，纵横于海内外，无人不知。凡有重要会议，国父孙中山的安危都毫无意外地托付他手;他还是哥老会的龙头之一，其影响力直追另一位老大、同盟会首领黄兴。在袍哥兄弟控制的范围内，提起他的名字，无不肃然起敬;据传说，当年他行走东北，大帅张作霖也曾拜其为师，所以东北的土匪马帮也心甘情愿把他认作一等一的豪杰、头领。
他的名字叫杜心武!江湖人称南北大侠，自然门的传奇高手，中国武术界的绝顶高人!无论是早期的同盟会、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共双方，都把他当作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抗战末期，蒋介石曾希望他统帅清帮洪门，做一个“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带领副主任杜月笙等人整顿帮会，为政府效命。可是他最终却看不惯蒋氏之无能，选择挂印而去，在湖南慈利县城附近饭甑山建了一座“斗米观”。贴上“始知养生主，曾无及人士”的对联，与白云青松为邻，清风明月为友，探索气功养生之道，研究救死扶伤之术，自制“千锤膏”用以施治救人。解放后，人民政府再次恭请其下山，担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自此，大侠再临人间，直至终老……
这是一个人的最简单不过的履历，只随意选取他人生中几个小小的段落。但是却足以堪称光芒四射!江湖中，虽有豪杰，但如杜心武者，放眼民国近代，恐怕也再找不出第二个人了。武功高于他的或许还有，但没有一人如他般纵横天下，为国请命。文化强于他的也不在少数，但却没有谁像他这样拥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
乱世之秋，豪杰必现，这句话放在杜心武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1.少年侠气
1869年，杜心武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其父曾任清军都司，在抗击英法联军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后因违抗军令，拒绝剿灭一支起义部队，被迫亡命他乡。临行前，他嘱咐妻子，一定不要让儿子再习武艺，免得最后身家不保。
父亲走失后，年幼的杜心武在母亲的抚育下渐渐成长。然而世态炎凉，孤儿寡母的岁月何其艰难。几经欺凌之后，少年杜心武下定决心，拜师学艺，希望能够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母亲。13岁这一年，在机缘巧合之下，杜母为儿子请来了游方天下的“自然门”绝顶高手徐矮师。在这位武林奇人的教导下，杜心武八年如一日，勤学苦练，终于成为了一位武林高手。
有关杜心武的武功之高，后来的江湖上曾有很多传闻。比如有人说，杜心武很小的时候就腿功了得，跑得非常快，能跑得“辫子搭桥”——跑到最快时一整条长辫都扬了起来，与后脑袋平齐。也有人说，杜心武临终之前还能仅凭几步助跑，如一溜青烟般攀上长沙城墙。1928年秋，杭州举行全国国术大赛，杜心武应邀表演“走圆场”。只见他走上台，一个劲地走圈，仅几分钟，便疾如一缕黑烟，不见其身……
练就了一身武功之后，少年杜心武的心境也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毫无悬念地教训了几次乡间的恶霸之后，他渐渐地萌生出了一种孤独感。小小的乡野再也不是他驰骋的乐园，他的心已经飞出了田园之外。二十二岁这一年，在经过仔细地思考之后，杜心武终于离开家乡，走上了广阔的江湖之路。
初入江湖的头三年，杜心武栖身于重庆金龙镖局，任镖师之职。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可谓弥足珍贵。走南闯北的护镖生涯让杜心武第一次认识到了江湖之广博，同时也渐渐地感受到了人世的莫测。
比武、路见不平、交朋结友、哄饮酒垆，这就是江湖儿女的生存方式，也是杜心武这三年的生活主题。在这三年里他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江湖人物，有英雄豪杰，也有邪徒恶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情他做过很多，少年侠气、挑战比武，这样的事情他也一一经历。
他入过少林寺，约战过隐世的高手。闯过哥老会的堂口，一伸手便已万夫莫敌。一副消瘦的身材，在短短三年间便已经名震大江南北。
这就是年轻时代的杜心武，侠义之名靠的是拳头和一副豪爽的心胸。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杜心武一直这样走下去，那么上帝赋予他的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也许就会像另一位民国高手孙禄堂那样以武技留名于世。
但是，人与人终究不同，追求不同、心性不同，命运自然也不同。三年的镖师生涯之后，杜心武做出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入常德高等学堂读书。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杜心武的人生彻底融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历史……
在这之后，杜心武如痴如醉地吸收着武功以外的知识、见解。求学的间隙，他还数度入京城，并与谭嗣同、大刀王五结为好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留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鸣之后从容就义。杜心武与王五等友人怒发冲冠，决定联手刺杀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大内之中高手入云，杜、王等人两次尝试均功亏一篑。
面对着学武出师以来的第一次沉重失败，此时此刻的杜心武心情复杂。虽然他还有着江湖人的豪气干云，但对国家大事却也萌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并不是靠武技就能拯救的。要想救民于水火，他就应该在黑夜中寻找新的方向……
1904年，在天津码头，杜心武大步踏上轮渡。这一次，他的目标是——日本。
2.技震东瀛
抵达日本之后，杜心武的眼界被彻底地打开了。
在这里，他更进一步地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认识了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宋教仁。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参与革命党人组织的一些活动之外，杜心武还大显身手，接连挫败日本武学名家!这其中比较震撼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09年。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万国大学生比武大会”上，杜心武凭借自然门的绝学力挫群雄，荣膺冠军。在其中最关键的一场角逐中，他不光把对手、日本空手道冠军山本刚打败，而且还致其重伤。
打败了山本刚之后，杜心武在日本声名鹊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岛国更多的武术名家。向来睚眦必报、心胸狭隘的日本人三番五次地挑战杜心武，而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属“日比谷花园之战”!
1909年秋，日本最著名的相扑手斋藤一郎向杜心武发出了挑战。此消息一传出，舆论哗然，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抱着极大的信心，期待着这场比武。
事实上，如果单以身材而论，身形消瘦的杜心武的确尽落下风，斋藤的一身肥肉看上去就如同一座小山，不可撼摇。战书传来之后，一些留学生纷纷劝说杜心武不要迎战。然而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杜心武便欣然应允了这场约战。在他眼里，无论是空手道还是相扑，说到底都是不堪一击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见证这一场所谓的“世纪大战”。日方最终把比武地点选在了人流熙涌的东京日比谷公园。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杜心武一身轻松的打扮，径直来到了比武场。此时虽然时间尚早，但日比谷公园里却已经是人山人海。日本的武术名家纷纷赶来为斋藤一郎摇旗呐喊。在他们看来，面对体型硕大的相扑手，杜心武肯定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奇迹最终还是发生了。让日本人民失望的是，大胖子斋藤虽然气势汹汹，但结果却和倒霉蛋儿山本刚差不了多少。杜心武几乎是照样画葫芦一般三下五除二将斋藤一郎击倒在地。
斋藤失败之后，日本的舆论再次哗然，中国留学生则士气大振。两次与日本武林高手的对决，两次堪称辉煌的胜利!这让杜心武在东瀛名声大噪，而这一系列事件也引起了另一个人的真正注意，他就是宋教仁。
在当时，宋教仁是日本同盟会的核心领导之一。看到杜心武强悍的身手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把保护孙中山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到了杜的手上。自此之后，凡有公开场合，杜心武都不离孙中山左右，并一手挫败了数次暗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保镖”。
3.革命往事
时光荏苒而过，在同盟会众人的引导之下，身在东瀛的杜心武渐渐从一个热血沸腾的传统中国式侠者渐渐转变成了一个拥有先进政治理想的革命者。
1910年，杜心武返回中国，并开始在江湖上串联，为接下来的革命起义做准备。在这一阶段，除了与中原及江南一带的江湖人士共谋大事之外，他还远赴东北，接连收服了几伙纵横强悍的马贼，并被东北绿林尊称为“关东大侠”，以至于到最后，张作霖也闻名而来，愿执弟子礼。
可以说，在大革命汹涌如潮之际，杜心武的江湖地位也在扶摇直上——
哥老会的龙头、洪门的大佬，一入清帮辈分便高到了顶点!
这位武林中的传奇王者，用自己堪称完美的人格抒写了一段江湖神话。可以说，在当时的江湖，杜心武的风头绝对是一时无两。
而除了这些之外，很多知识分子也乐于结交这位传奇大侠。梁漱溟、蔡元培……很多知识界的才子都把杜心武引为知己。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杜大侠与一般的武夫截然不同!他武功卓绝，但侠肝义胆，而更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的江湖之中，如杜心武一般有文化、有见识者可谓凤毛麟角。
1911年，杜心武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利用其帮会身份广结善缘，促使大批江湖好汉投身其中。在他和其他洪门大佬的倡导、率领下，中国的江湖再度波澜四起。他们的理想也从空洞无望的“反清复明”、“变法维新”调整成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辛亥革命!这是一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革命!它象征着漫长的封建时代大幕渐掩，而中国式的江湖也在这一刻发展到了最为光辉的顶点。自此之后，江湖虽有才人出，但却日趋堕落，最终被尘封为久远的回忆……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杜心武见识到了人民的力量，也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光芒，他本想追随中山先生，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但让其始料未及的是，曾经的仇人袁世凯在此时却一跃冲天，并最终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一年对于杜心武来说不啻于悲喜两重天。怀着对革命前景的深深忧虑，他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失望不解的选择——担任农业讲习所气象学教授，仅在北京政府挂了个虚职。
4.此生寂寥
1913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民主革命在这一年的春天遭遇重创!而久赋闲职的杜心武也又一次看到了窃国者的无耻，他的革命理想再次遭遇重大打击!
这一年三月，曾被杜心武引为知己的宋教仁遇刺身亡!
宋教仁之死在当时可谓一件惊天血案，同时也让杜心武认识到了革命的黑暗角落。他再次一怒拔剑，全力缉凶。几经周折之后，杜心武最终将杀手锁定在了袁世凯爪牙应桂馨家，并在这里将凶手武士英擒获。
查明了宋教仁遇刺真相后，杜心武决定再次暗杀袁世凯。然而可惜的是，此刻一心想做皇帝的袁大总统已然怕死到了极点，府邸之中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月黑不是杀人夜，风高未必放火天”，杜心武接连尝试了五次，结果都铩羽而归。
1916年，袁世凯彻底撕破伪装，登基称帝。怒不可遏的杜心武不顾劝阻，停留于京畿一带谋划行动，打算继续伺机刺杀。但没想到的是，事情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仅仅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居然两腿一蹬，突然死掉了。
满腔怒火顿时化作一阵悲凉，未能手刃仇人，这让杜心武心灰意懒。袁世凯死后不久，杜心武便辞去一切公职，回到了湖南老家，郁郁寡欢，闭门谢客。
轰轰烈烈的革命让大侠激情万丈，同时也让其寸断肝肠。
在随后的日子里，杜心武几度沉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国民政府之邀再次出山，呐喊于江湖之上。这期间日伪特工几次想暗杀他，但最终都化险为夷。抗战进入焦灼阶段后，杜心武又不顾年岁渐高，以“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率领杜月笙等新一代江湖大哥，上下奔走，网罗江湖志士，守土抗敌。
然而，时势虽然造英雄，但英雄却总是泪满襟。“人民动员委员会”虽然立志于动员江湖豪杰，但最终却成了国民党当局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一个工具。而杜月笙等人更是心甘情愿做了蒋政府的马前卒，这种局面让杜心武痛心不已。但此时，抗战艰苦卓绝，他只好按下心中怒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利用自己的江湖人脉，组织“六国武术研究会”，用日本空手道、朝鲜跆拳道、泰拳、安南拳、西洋拳与中国拳术互相结合，专取有利近攻、夜战、白刃战的搏击术，施教于中国士兵。
1945年初，眼看着抗战胜利在望，75岁高龄的杜心武终于下定决心，再一次退隐江湖。国民政府几次挽留，但杜大侠却去意已决。而这一归隐便又是四年，当四年之后，共产党人再次把他请出隐居之所时，一代大侠已是耄耋老者……
碧湖翠柏，江山依旧……八十岁的杜心武虽然终于看到了民族的崛起，但内心之中却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
从少年时名动江湖，到赴东瀛纵横无敌;从江湖大佬到革命英豪……英雄之落寞，犹如夕阳，虽然依旧霞光万道，但却饱含着无奈与悲凉。
杜心武的出现是时代造就英雄，但英雄的落寞又留给世人什么?
这恐怕永远都说不清楚了……
杜心武，1953年卒，埋骨长沙凤凰山，坟前有荒草，至今寂寥……
二、洪棍·中山
1904年1月，美国檀香山。
致公堂，国安会馆。
一间充满中式古朴之风的大厅里。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小的男人郑重地捻起三支长香，面色恭谨，走向大屋正中的香案。
鞠躬、叩首、饮血酒、兄弟为盟……
一切程序都是有条不紊的，所有参与者肃立两旁，主持仪式的人是美国洪门前辈钟兆养。这位看尽江湖风云的老人饶有兴致地盯着眼前这个小个子。他很纳闷，在这样一具矮小的躯体里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而这个年轻人又将把洪门这古老的组织带向何方?
此时此刻，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场入门仪式将会给洪门天地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聚集在国安会馆的其他洪门耆老个个面无表情，怀着一种谨慎而又期待的复杂心情，注视着眼前这一幕一幕……
“天运甲寅癸卯年念五念四日，在会馆大放洪门招贤纳士，香邑孙逸仙领票钟国柱保。”洪门的历史档案就是如此记载的。当修史者落下最后一笔，历史便就此定格——
孙中山，1904年入洪门致公堂，职位洪棍，属大哥级头领，非闲职，可调动指挥帮会兄弟。这就是现代中国之父，这就是“大革命”江湖的一面……
1.彷徨之路
沧海横流，英雄不必问出处!
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帮会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革命史!以1904年国安会馆这历史一刻为基准点，我们暂且将时空倒退。
1895年，广州。
这一年，革命组织“兴中会”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谋划举行广州起义。参与起义的大多是帮会中人，其中尤以洪门分支“三合会”徒众甚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此时的革命党人与帮会之间并未建立纯粹的信任，其指挥系统也不能够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起义行动还未完全展开，领导层的最高秘密便已经被泄露了出去。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和洪门首领丘四、朱贵全被捕，三人最终遇难。而孙中山等人也被清政府全力通缉。
1900年，惠州。
在经历了广州起义的失败之后，孙中山避走国外。1900年寄居日本的他再度派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到惠州策动武装起义，并打算亲自从台湾偷渡至福建，指挥全军。10月8日，郑士良带领三合会会众在三洲田发起暴动。暴动之初，起义军势如破竹，附近的绿林会众纷纷投靠。然而就在斗争前景一片曙光之际，革命党人的后勤却出现了巨大问题。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突然改变对华政策，禁止日本军火出口，并不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日本及台湾活动。这一举动，直接让惠州义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巨大困境之中。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命令郑士良解散军队，只带领部分亲信遁至香港……
一连数次的革命失败，让孙中山充分意识到了反帝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会党中人的大批加入既让他感到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同时又让他感到有些许的矛盾，那就是在指挥上，会党徒众与革命党人之间总是缺乏那种理想意义上的共鸣与信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感到了一丝彷徨……
2.加入洪门
1903年，已被清政府通缉多年的中山先生取道日本赴檀香山。此时的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对革命，虽然热血不减，但却多了几分沉着与老到。事实上，在抵达美洲之前，他已经对此次行程有了一个详细而清晰的规划，那就是发动海外洪门，支持和参加国内革命。
和国内洪门的境遇尴尬不同，海外洪门组织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兼具着同乡会的角色。在当时，美洲华侨十之八九皆属洪门中人，其组织力量自然十分雄厚。
抵达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广泛地接触了当地的洪门人士，同时也看到了海外中国人所积聚的大量人力物力!为了把这股力量纳入革命的轨道，使海外华侨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国内革命运动，孙中山终于认识到自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进一步拉近革命党与洪门间的关系。
1903年年末，在其舅父杨文纳的建议下，通过洪门耆老钟兆养出面，孙中山正式提出了入门请求!1904年，在众多江湖人士的注目下，孙中山正式入洪门致公堂，开山堂“大陆山”，一举确定了其在洪门中的大哥地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加入洪门这件事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之前，他是革命的倡导者，但却缺乏可靠的组织与人脉。而在这之后，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庞然大物傲然站在了他的背后。这庞然大物虽然来自于江湖，但麾下却有万千子弟，热血奔腾汹涌，斗志昂扬无双。
自此，江湖中人再见中山先生，又多了一份亲近，也多了一个新的称呼：孙大哥。
3.帮会改组
加入了致公堂以后，孙中山很快便投入到了新的忙碌之中。
他并没有立刻率众回国，而是选择继续留在美洲，并在第一时间展开了对北美洪门的组织与整顿。入门后不久，他在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穿梭于北美各地的洪门堂口，以传播革命为名，积极对内部进行整顿与重组。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刀光剑影，我们并不知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北美的洪门并不团结。特别是在康有为等保皇派的鼓动下，有个别洪门大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忘记了头顶之上高悬的那四个大字：“反清复明”!
二十六处洪门分堂，二十六个心思各异的老大。这绝对是考验孙中山组织能力与鼓动能力的时刻。面临着参差各异的基层现状，孙中山并没有采用镇压、兼并等武力手段，反而从文化的角度入手，给北美各地的洪门弟子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国姓爷当年的振臂一呼……陈近南的翩然西渡……少林五祖的刚猛决绝……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这一切的一切从孙中山的嘴里娓娓道来，几乎每一句都能让北美洪门的年轻一代热血贲张。在这之前，这些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华人对洪门的历史所知甚少。而历代执掌门户的大哥也在渐渐消磨着东归的意志，家国对他们来说早已化成了简单的乡愁。
现如今，再一次听到这些或真或假的神话、往事，他们仿佛在瞬间便梦回百年之前，一腔热血彻底地沸腾了起来!
短短数月，孙中山的四处奔走效果显著!在这次北美洪门的大整顿中，他不光解决了多年来组织不力的顽疾，而且还真正成为了一呼百应的领袖级大佬。他一边广泛地向洪门人士解说帮会成立的渊源和奋斗史(天知道真假)，一边竭力向他们宣传国内革命的形势和前途。这使得美洲致公堂的领袖和大多数成员渐渐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大洋那边的祖国还有着一种血脉传承的责任与义务!
在完成了洪门教义的“正本清源”之后，孙中山又联合北美致公堂的大佬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堂务改组”，为洪门致公堂制定了一个崭新的行动纲领——《美洲致公总堂八十条公章》。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一、首美洲洪门组织统一名称为致公堂;二、明确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
这个公章的提出，在中国革命史以及洪门发展史上都堪称巨大的转折和历史性的一笔。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同盟会，其奋斗宗旨与此时的“洪门八十条”如出一辙。
至于此，我们的国父与洪门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4.江湖革命
有了洪门大哥的身份，孙中山在江湖人的眼中就不再是简单的革命党了，而是成为了自家弟兄，称呼之外，自然平添了几分江湖式的义气与认同。
1905年，已经离开北美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并主持创建同盟会，被推为总理。此时除他之外，同盟会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黄兴也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哥老会龙头。这是一个不亚于“洪棍”身份的江湖职务。自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反帝革命其实就是由具备江湖身份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爱国革命。
有了江湖身份，聚众起义、革命也显得容易了许多。从创建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孙中山等人在短短数年间就发动了大型革命起义数次，而洪门会党则成为了绝对的中坚力量。在国内，各路会众抛头颅洒热血，在海外，洪门子弟捐钱出力。一时间，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清帝国顿时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江湖大风暴。
我们仅以1907—1908年为例。
1907年，浙皖起义。
是年二月，同盟会浙江主盟人、“鉴湖女侠”秋瑾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期间，此二人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秋瑾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七月六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但最终事泄，七月十三日，秋瑾于大通学堂被捕。七月十五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
秋瑾——洪门三合会的“白纸扇”(军师)。她是大名鼎鼎革命党人，同时也是江湖中声名显赫的女丈夫!
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
起义的基层人员均为洪门会众。直接领导者如许雪秋、余丑、陈涌波等人则均为会党首领。此次起义于四月十一日发动，义军先是占领了黄冈，继而在井州与清军发生激战。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起义军自行解散。
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
本次起义的基层人员为惠、潮一带的帮会徒众。首领为洪门的陈纯、林旺、孙稳。在这次起义中，孙中山将同盟会会员邓子瑜派回国内，负责领导指挥。
四月二十二日，义军在七女湖揭竿而起，首战即获胜，并连克泰尾、杨村、三达等圩，进抵柏塘、八子低、公庄等处。后因无弹药接济，义军最后自行解散。
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
本次起义的基本队伍仍然是洪门会党中人，首领为王和顺、粱植堂、粱建葵、柴少庭、刘显明等。在日本调控全局的孙中山则派出了黄兴、胡毅生回国参与领导。七月下旬，义军从三那出发，取防城。后因攻钦州失利，被迫退入十万大山。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
起义的基本队伍依旧是当地的洪门会众，首领为黄明堂、王和顺、粱兰泉、关仁甫等。起义由黄兴策划及领导。
10月25日，义军取道越南进入中国，先后攻占镇南关北、中、南三座炮台，与清军麝战七天。其后因寡不敌众，遂由镇南关撤入越南境内。
1907年的钦廉上思起义。
起义军组成为钦廉一带的洪门会党，由黄兴领导。2月25日，义军从越南进攻钦州，转战钦廉、上恩一带，经过数十乡镇，历时四十余天。义军先后与两万清军交战，后来，因弹尽粮绝自行解散。
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
义军组成主要为镇南关起义的残部，全都是洪门会党。起义发动后，孙中山派黄兴回国担任领导。3月29日夜，义军从越南进入国境之。后因清军大举围剿，无奈，退回越南境内。
以上这些起义虽然最终都未获得成功，但却验证了孙中山的“江湖”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让革命的概念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5.祭告明陵
1911，农历辛亥年。
此时的中国已是风雨飘摇，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如发疯一般全力绞杀革命党人。各路义军虽然前赴后继，但却始终没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五月初，历经数次起义失败而不悔的中山先生再度赴美。而这一次他的来意更加明确——彻底地将洪门与革命党捆在一列战车之上。
到了旧金山之后，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协商，并迅速做出决定，将同盟会并入洪门——“凡同盟会成员以前未有加入洪门的，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对于这一盛事，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分别在《少年中国报》、《大同日报》刊登公告。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继1904年加入洪门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至此，同盟会亦成为洪门一组织。“江湖亦革命，革命亦江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朱元璋问鼎天下前的种种举措……
假如没有白莲教义军，假如朱元璋麾下没有明教的弟子，假如他不是干掉了韩山童之后以明王自尊，那么中华之江山是否还会添上“朱”字的徽章呢?
历史何其相近啊，难道真的是轮回吗?
凡事种种，一言难尽!
同盟会全体加入洪门之后，黄三德立刻在美洲举办洪门筹饷局，为反清起义筹集军饷。并在洪门筹饷局的缘起中明确指出：“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这一公告彻底向世人做出了宣言：反清革命就是反清复明的延续……
同年10月10日，孙中山返回日本，再度遥控起义。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自此由洪门同盟会所主导的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满清政府再无任何生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返回国内，并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满清王朝至此灭亡。皇太极和多尔衮的后代最终还是折戟沉沙，丢掉了花花江山。
1912年2月15日，作为洪门一分子的孙中山在众人的热切目光下，亲自祭告明孝陵，为洪门数百年来“反清复明”的历史使命做出了一个圆满的交代……
江湖在这一刻，光芒万丈!而洪门天地会也在这一刻走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6.江湖之变
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代表着反清革命的胜利。然而胜利却并不表示一切纷争都会烟消云散。旧势力的反扑、新兴军阀的暧昧都给这个新生的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更让孙中山等人始料不及的其实还有内部的混乱。
这混乱竟由洪门而起!
事实上，在革命之初，代表先进思潮的知识分子空有爱国之心，却无报国之力。他们不能靠嘴皮子瓦解旧军队，就只能依靠门徒万千的洪门天地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孙中山加入致公堂还是黄兴加入哥老会，说白了，都有投机的成分。他们想要的不过是洪门庞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想要的是一群可以为简单理想而奋勇拼杀的人。
然而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深入，知识分子对洪门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地加深。这种加深，既让他们感慨于帮会力量的强大，但同时也有着几分无奈与尴尬。在很多次起义中，底层的百姓只知道洪门，却不知道同盟会，只知道反清复明，但是对民国却并无概念。
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会党占领黄冈建立军政府时，标明“大明军政府孙”;同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中，义军亦曾发告示，其中有内容称：“正面天子，立转明朝。”这都说明，在革命之初，孙中山等人的新思想并未起到太大作用。洪门会众虽遵从孙中山的指示，但归根结底更多的是一种江湖式的信任。而这种信任自然不是一个具有法理威慑力的国家所应该存在的。
鞑虏既已驱除，接下来自然是汉人治理天下。然而江湖有江湖的规则，民国有民国的律法，当两种规则碰撞在一起之后，矛盾也就产生了。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洪门会党在各地的势力一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
在湖南，会党首领焦达峰做了大都督，衡阳、岳州一带的会党成员扬言：“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
在四川，哥老会舵把子尹昌衡当了都督之后，立刻在督府门前挂出了一个“大汉公”的招牌。于是，在尹老大的带领下，陆军部长周骏挂出“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挂出“大参公”的招牌，整个四川民国政府各公林立，变成了哥老会的大堂口。
除以上两地之外，陕西、两广等地的会党组织也都迅速扩充，洪门势力在瞬间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这种扩充让原本就内心忐忑的革命党人慌了手脚。他们开始与立宪派的人联合在一起，并渐渐走到了洪门会党的对立面。
7.悲兮，洪门
民国的建立让中国有了希望，但派别林立的国内政局又让身居总统之位的孙中山倍感忧虑。各路军阀拥兵自重，立宪派上蹿下跳，就连革命党内部也很难说是铁板一块。
偌大的中国，满清虽亡，但乱象却并未结束。而就在此时，更让孙中山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同盟会的“上级组织”致公堂要回国参政。
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第一时间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亡灵，以慰同仁仰望之心。”而紧接着，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要求立案活动。
从表面上看，致公堂回国参政并无法理上的不妥，因为话说白了，发动和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在道理上不过是洪门致公堂的一个分舵。但问题是，假如致公堂回归，那么革命党人又该何去何从?
事情至此，矛盾已经完全脱出了帮会的范畴，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上升到了政权的层面。在这种情况，海外洪门的要求被孙中山冷冷地拒绝了。国父与洪门之间的关系也在瞬间降至冰点……
1912年，各地军政府在孙中山的默许下，展开了对洪门会党的大规模镇压。湖南总督焦达峰被暗杀;四川都督尹昌衡叛出哥老会，并随即对全省会党展开绞杀;最令人惋惜的是广东，许雪秋、黄明堂、关仁甫等参加过数次革命暴动的洪门领袖纷纷被解职、镇压。而主持这一系列行动的陈炯明却得到了孙中山的全力支持……
历史在这一刻真的轮回了!
这一幕幕情景就宛如当年朱元璋定鼎天下后，故事的重演……
明教和白莲教是非法的!
洪门也一样!
朱洪武的拥趸们尝到了自己数百年前种下的恶之花!
这就是所谓的报应不爽吗?
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吗?
一切再无必要纠缠下去了……帮会，再一次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在这之后，洪门虽然在人员上达到了顶峰，但缺失了理想的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办法重塑过去的荣光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难以想象，在这一刻，曾经主持过1904年那场入门仪式的洪门耆老钟兆养会是如何的表情……
是慨叹，还是摇头呢?
三、致公元老·司徒美堂
在民国时期的帮会史上，叫得出名字，同时又对历史进程起过一定作用的江湖大佬可谓比比皆是。无论是先前的杜心武还是后来的王亚樵、杜月笙，这些人无一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留下了几许风流，让后人凭吊。
然而豪杰虽广，但牺牲者往往居多，杜心武寄情山林，王亚樵喋血广西，杜月笙虽然辗转到了香港，最终却也落了一个晚景凄凉。
在繁星闪烁的江湖中，假如我们真的想找几位全程参与中国革命，并且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佬，那还的确不太容易，因为这样的人选满天下也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司徒美堂。
“洪门耆宿、美国安良堂总理、孙中山的挚友、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其实他的头衔还可以更多，但无论有多长，紧随他名字之后的那两个字必然都是——洪门。
1.金山之路
司徒美堂，1868年生于广东开平县赤坎镇。童年时家徒四壁，后习武，十余岁便小有成就。1880年3月，年仅12岁的他从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只身远渡重洋，奔向了梦中的“金山”——美国。
许多年以后，在回忆录里，司徒美堂曾这样描述他踏上美国土地的瞬间：“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的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份见面礼。”
历史就这样在一个孩子的心里留下了凝固的一幕。年幼的司徒美堂此时已经明白，“金山”并非他想象中的乐土，美国其实也并不美。在这里人们所信奉的依然是势力、依然是强权。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还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场面。
1947年，司徒美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面。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所以与其说自己是美国人，还不如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自己非常愿意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半个美国人”的司徒美堂。
然而令美国大使尴尬的是，司徒美堂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凌然回答说：“是的，我在美国住了六十九年，可是并不怎么爱现今的美国，所以我不是半个美国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把骨头埋在中国。美国人在中国开学堂办医院，并没有使华侨对美国人较为亲热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两张面孔、两套办法，很不诚实。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的银币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关心’中国的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中国内战，很明显，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会亡于美国。”
于是，1949年，旧中国解放，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司徒美堂终老华夏。
2.洪门精英
1882年，也就是司徒美堂赴美的第三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拉开了长达61年全国性排华的序幕，本已饱受歧视的华侨，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华侨不得已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社团组织，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在这种条件下，年少的司徒美堂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江湖之路。这也许不是他的初衷，但却是必然的选择!
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致公堂，成为了海外洪门的一分子。加入帮会之初，司徒美堂并没有成为手持钢刀的街头悍将。童年的贫苦生活让他深深地明白，来到美国为的不是好勇斗狠，而是赚到足够的钱，活下去，进而活得好一点。
但人生怎么会按照预想的轨道前行呢?上帝有时就像一个任性而又喜欢恶作剧的小孩儿。你想要的生活，他就偏偏不给!
1888年，时任饭店小工的司徒美堂因不满白人流氓吃白食，与之发生厮打，结果将其打死。案发后，当地警方很快便下达了死刑判决。
然而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的是，这件事几经宣扬，竟然激起了华人群体的同仇敌忾。到最后，洪门致公堂高调介入，华侨华人捐款营救。最后政府也只好选择妥协，死刑被迫取消，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个月。在鬼门关里绕了一大圈的司徒美堂终于逃出了生天。
在很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司徒美堂的脸上都会闪过一丝振奋。这并不是因为他杀人未偿命、快意江湖，而是从那一刻起，他真正地明白了，“团结”之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二十岁犯下的这起杀人案，既是司徒美堂江湖生涯的第一个难关，也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
假如没有这件事，他也许就默默无闻，成为唐人街上的一家华铺老板。但这件事发生之后，他的名字却在一夜间成为了华人的骄傲。而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司徒美堂第一次看到了帮会的力量，他明白，假如没有致公堂的介入，自己这条命必然是凶多吉少。
人生的转折往往就是这样突然得没头没脑，上帝开了个无厘头的玩笑。
从监狱里出来后，司徒美堂在洪门的地位也开始扶摇直上。
1894年，他来到波士顿，并在此处成立了致公堂内堂组织“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
在这个旗号之下，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并迅速开疆扩土，最后发展到全美31个城市，成员达2万多人。
3.结缘国父
1904年，已是致公堂大佬之一的司徒美堂再一次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
这一年，在檀香山，他见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也可以说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这就是年长他两岁的孙中山。
在当时，由于孙中山是以反清志士的身份抵达美国，因此受到了洪门兄弟非常热情的迎接和照顾。而作为致公堂最大分支安良堂的老大，司徒美堂更是甘愿作为孙中山的贴身护卫，以保万全。
两人这一接触，时间便长达数月之久。司徒美堂的仗义侠气让孙中山颇为欣赏，而国父的革命理论也开阔了司徒美堂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这位年轻的洪门大佬悄然完成了从帮会首领到爱国志士的转变。
总而言之，1904—1905年这段时间里，司徒美堂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扇大门通向革命也通向光明。在孙中山身上，他懂得了反抗，也看清了到底什么叫政治!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帮会力量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浮沉跌宕，而唯有司徒美堂这一脉人马真正地做到了善始善终。
1905年，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同时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安良堂还聘请了自己的法律顾问，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1905年7月，孙中山离开美国，转道日本组建了同盟会。在这之后，国内革命如火如荼，海外洪门组织也竭尽全力筹集款项支援国内革命。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急需15万美元在国内善后，司徒美堂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发动洪门兄弟全员募捐。然而帮会弟兄虽广，但此次毕竟数额巨大，而且异常紧急。情急之下，司徒美堂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和金山大厦四所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此后，他又与黄三德、李是男协商，变卖了另外几座致公堂大楼，最终筹足了15万美元，并迅速汇到香港黄兴手里，支援武装起义。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在支援国内反清革命这件事上，洪门确实是尽了全力。先不说国内弟子前赴后继地拼杀，就单说海外洪门变卖家产支持革命的举动，也足以让历史牢牢铭记!
但历史就真的这么公平吗?
从1912年，孙中山明皇陵致祭，一直到1949年司徒美堂代表致公党站在胜利的巅峰，这期间洪门的曲折太多太多……
作为革命者，洪门是满清王朝的掘墓者，但作为武器，他们最终还是为政治家所抛弃。当然，抛弃归抛弃，例外也还是有的，比如司徒美堂!
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曾在第一时间请司徒美堂回国任“监印官”。但此时的司徒美堂已然看清了革命党与洪门之间必然发生的龌龊。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
这是聪明人的转身，自此之后一连十数年，司徒美堂不再关注国内的战事。尽管中间他两次回国，但无论是袁世凯复辟，还是后来的军阀混战，司徒美堂都仿佛身处世外，不闻不问，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海外洪门的建设中。
4.奋起抗日
时间就这样滚滚向前，而未来的一切都将出人意料。
1931年，在美国东部的华人帮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堂斗事件。主角之一正是司徒美堂控制的安良堂和洪门的另外一个堂口“协胜堂”。由于斗争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美国政府的严重不满。司徒美堂被迫避居国内。
然而，就在回国暂住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了，日本侵略者顺势占领了我东北全境。这件事让司徒美堂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再次认识到了团结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抗日将会是炎黄子孙无法回避的责任与义务。
打定主意之后，司徒美堂立刻回到美国，并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洪门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日寇。消息传到美国，司徒美堂马上组织募捐，之后又带着捐款回到祖国慰问将士。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以七十高龄，亲自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了能集中精力从事救国工作，他辞掉社会事务，每天都到筹饷局上班，并一直坚持到深夜。
就这样，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达330多万美元。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司徒美堂发动美洲洪门旗下的《纽约公报》、《世界日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等十家报纸，共同发表了宣言，提出“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破坏抗战”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
同年冬，7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
5.洪门归宿
1941年的这次回国议政，是司徒美堂晚年的一次重要行动!
和以往归国时的顺风顺水不同，这一次回国，司徒美堂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香港沦陷。就在司徒美堂踏上香港地界的当天，便遭到了日本特工的劫持软禁。据说在当时，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亲自对司徒美堂威逼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但他坚辞不就。最后，在香港洪门以及共产党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司徒美堂历经艰险，辗转来到了重庆。
在重庆，司徒美堂受到了国共两党的热情欢迎，同时他也见到了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传说中的共产党人，这一次的接触也决定了他晚年政治生涯的巨大转变。这转变之重要，可谓影响了整个洪门!
1942年，在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广泛接触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再度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支援祖国抗战。
1945年春，司徒美堂对北美洪门做出了重要改组，建立了中国洪门致公党，并被推举为全美总部主席，从此洪门走向政党化!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同时也为海外华侨归国参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此后的数年间，司徒美堂对国内局势的关注与日俱增。作为华人华侨的首要代表，他坚定不移地站到了反对独裁统治的共产党一方。从1946年的国共和谈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内战，司徒美堂与共产党之间的信任与日俱增，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却是渐行渐远。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倡议，司徒美堂闻讯激动不已，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当公务早日回国。”
同年八月，司徒美堂起程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代江湖大佬终于见证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天安门广场上欢庆的人群可以作证，在那一刻，革命确实取得了胜利。
民主党派的参政席位也可以作证，海外华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终究未被磨灭。
致公堂、安良堂虽然消失了，但新的致公党将永远存在，而且是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中国大陆，因为它代表着海外侨胞的荣光……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洪门最好的归宿!而司徒美堂，似乎也达成了他心中的理想……
四、黑道里程碑·黄金荣
假如要在民初的江湖中寻找一个代表地区，上海必然首当其冲。而要在上海寻找一个人做代表，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黄金荣。
纵观旧上海数十年的风云演义，黄金荣没有杜月笙豪爽，也没有张啸林善战，更不如王亚樵那样铁血无忌，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在中国的黑帮史上，黄金荣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因为正是他，开启了旧帮会转型的大幕;也是他将一个个后辈送上了疯狂的江湖路。他靠的不是个人魅力，也不是简单的凶残狠毒。他胆大心细、运气好，狂妄但是又懂得节制，他为中国的新式帮会立下了一个典范。
在他之后，一直到今天，所有的黑帮人物几乎没有谁能走出他所触及的范围和领域。
我们可以说，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可以奠定一个人群的信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能奠定一个国家的走向，而黄金荣奠定了现代中国帮会的所有、一切。
他是流氓大亨，也是黑帮之神。
1.捕快时代
黄金荣，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江苏苏州。字锦镛，小名和尚。
按照其家乡邻人的说法，黄家并无任何根基，家境普通，既无显赫的历史，祖上也没有称霸的枭雄。
在当时，时间已至清末，民生凋敝，贫民的生存惨淡异常。黄金荣出生不久便得了一场大病(很可能是天花)，由于医疗条件落后，最后他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却落了满脸的麻子。以至于若干年后，即便他纵横浦江两岸时，恨他的人也往往会叫一声“麻皮金荣”。
1881年，黄金荣14岁，其父因病去世，留下一家孤儿寡母，生活艰辛。由于年龄小，母亲舍不得他远处谋生，因此黄金荣就被送到附近一家寺庙打短工，乡间孩童取笑他，便称之为和尚。
然而生活虽然不易，但黄金荣也并非一点前途都没有。他父亲去世之前，乃是苏州府衙的捕快。加之为人不错，因此在当地也有些许的人脉。黄金荣长大成人后，父亲的朋友看他终日浑噩，于心不忍，便疏通关系，让他子承父业，到上海县当了一个小捕快。
当捕快，这是黄金荣一生中第一个转折点。其意义不仅仅是有了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空间。捕快职业的特殊性让黄金荣有大把的机会接触当地的帮会与三教九流，这既让其早早懂得了帮会的操作模式，也为其最终聚集人手，走上江湖路奠定了基础。
1889年，黄金荣再次遇到了腾达的机会。当时，为了加强辖区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时年22岁的黄金荣早就听说在租界当巡捕是个肥差，于是便立刻跑去应试。
这事情说来也是幸运。在当时，法捕房的工作一直都很抢手。照常理，一般人根本没什么机会，可黄金荣却稀里糊涂、一次面试便胜利入围，而且原因竟然只是因为他体格强壮、面目凶残，一眼看上去就对罪犯充满震慑力。
进入法捕房，就意味着真正进入了上海滩的繁华所在，而与西式警察的接触，也让黄金荣开阔了眼界。以前抓人是一把腰刀一根绳子，而现在手握长枪、制服笔挺，这对于年轻的黄金荣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作为巡捕房的新人，一开始黄金荣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整天跟在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有时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
但也许是意识到了好工作来之不易的原因，虽然每天都是干一些户籍之类的小零活，黄金荣却并不厌烦，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有时在本职工作之余，他还担负起“租界城管”的工作，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
良好的身体条件加上努力的工作态度，这让黄金荣在巡捕房里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警务总监眼中的人才。入巡捕房第二年，黄金荣再一次完成了职业上的飞跃，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也就是包打听)。
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
和现在的人民警察不同，在当时，黑与白只是一线之隔。黄金容虽然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模子”。在他的组织下，这些混迹于各个角落的流氓瘪三为他提供了各类情报。由此，黄金荣的破案率也是节节升高，很快便在法捕房一枝独秀。
有了扎实的事业根基，黄金荣的从警之路一片坦荡，很快便升为探目、督察员。在升任督察员之后不久，黄金荣的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一件大案摆在了他的眼前——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的土匪绑架。法租界巡捕房闻讯后，立刻派黄金荣前往营救。到了当地之后，黄金荣找来手下的小喽啰联系上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了出来。
救出法国书记官之后，黄金荣再接再厉，先是破获了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古玩字画失窃案，紧接着又侦破了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
三件大案的接连破获让黄金荣名声大噪，法国政府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奖章，而后又破格提升他为整个上海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并令其兼任刑事处外勤股和强盗班两个部门的领班。
至此，黄金荣终于完成了人生之中最关键的大飞跃，成为了上海滩的超级名人、“罪恶克星”。
2.清帮龙头
作为一名租界巡捕，黄金荣用短短数年便从基层做到了极限，这中间除了运气和自身的努力之外，与江湖人物关系密切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当时，上海的帮会格局非常清晰，完全就是清帮一统天下，其他帮派很难形成大的集团。即便像洪门这样历史悠久的老帮会，在上海也没有办法成立大规模的组织，仅有类似于“小刀会”这样的暗杀机构。而作为一个脚踏黑白两道的人物，黄金荣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与清帮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就成了他的日常功课之一。平日里摆酒宴客这是必不可少的，见了面称兄道弟也是混门路的手段。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很多人甚至都把黄金荣当成了清帮的一分子，而他呢，自然也不去反驳什么，反而来了个顺竿爬，干脆就自称是清帮弟子。
然而和一般传承松散的帮会不同，清帮是一个极讲封建仪礼的组织。按照清帮帮规，入帮要拜香堂，帮会成员之间也有严格的辈分等级之分。在当时，上海滩清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其余都是些“通”字辈和“悟”字辈的弟子。
作为法捕房的华总探长，黄金荣对于自己的江湖身份比较纠葛。一方面，他渴望自己能在清帮有个正统的身份;另一方面，出于自尊心作祟，他又不大愿意降低自己的探长身份去拜师入门。在当时，经过刻意经营，拜在他门下的弟子已经为数不少，甚至超越了很多清帮老头子。于是黄金荣便一不做二不休，仗着自己的势力而自称是“天”字辈。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清帮最高辈分“大”字辈更高一尺，并先后建立了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
1920年之后，黄金荣完成了原始积累，从法捕房渐渐淡出，开始专心经营帮会事业。此时没有了租界官员的身份，他的清帮身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面对自己无名无分的现实，黄金荣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向“大”字辈的张镜湖递交了门生帖，并送了两万现大洋，从此正式加入清帮，成为清帮“通”字辈人物。
正式加入清帮后，黄金荣算是彻底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自此之后开山堂收徒，不亦乐乎。按照当时江湖人物的估算，鼎盛时期，黄门子弟竟然足足有两万余众!
手里有了强大的人脉，生财之道也渐渐宽泛开来。如果说最初的清帮是以漕运起家，那此时的黄金荣可谓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历史。在他统领上海黑道期间，除了小部分正行生意外，他还涉足烟、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只要能挣钱，他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从1889年踏入上海滩一直到1949年大陆解放，黄金荣的黑道帝国长盛不衰。其所作所为几乎彻底背叛了中国式帮会的旧传统。清帮的宗旨“替天行道”在他这里荡然无存。如果不是抗战期间，他笃定信念，不为日本人所用，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从生到死，麻皮先生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
3.政治解码
当一个人的社会能量不断攀升，往往会增加一些政治上的诉求，黄金荣也不例外。北伐战争前后，面对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他也开始有目的在帮会中吸收一些政坛人物，而在这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蒋介石。
1916年，国民党二号人物陈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许多依附在其周围的人顿时失去了靠山，而在当时尚未成气候的蒋介石恰好就是其中一员。
按照历史记载：在当时，尚可称为青春年少的蒋委员长可谓落魄到了极点。政治上断了前路，经济上也是穷困潦倒。为了改变自己的窘境，蒋介石只好另辟门路，寻找新的起点，而遍地黄金的上海滩自然成了他“扭转乾坤”的宝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准备后，蒋介石与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一个证券交易所“恒泰号”，以“蒋伟记”的名义炒股。在起初的一段时间，“恒泰号”的收益还比较可观，但随着国际时局迅速恶化，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上海受到了首当其冲的打击。仅仅两年不到，原本生意兴隆的“恒泰号”便到了破产的境地。蒋介石也弄了一个血本无归，欠下一屁股债。
面对着各路债主的威逼，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只好求助于同乡、商界巨头虞洽卿。当时虞洽卿也是上海闻人之一，与黑白两道都有交往。在他的引荐之下，蒋介石最终选择了以帮会作为靠山，而他拜的老头子不是别人，正是如日中天的黄金荣。
收下蒋介石这个徒弟之后，黄金荣并没有将其引入帮会内部，而是立刻送上盘缠，支持他去了广州。因为通过虞洽卿的介绍，以及自己的接触，黄金荣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年轻、落魄，但言谈之间却颇有英气。对于这样的人，黄金荣明白，留在身边也是无用，莫不如让他去走那条所谓的“革命之路”。
就这样，在拜入黄门之后不久，蒋介石便带着黄金荣给他的二百块大洋奔向了广州。此后八年，两人也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蒋介石带领军队回到上海，黄金荣才发现，自己当年收的小徒弟竟然已经成了革命军队的首领。一时之间，他也得意万分。当年这个小小的无心之举，竟然收到如此奇效，这不能不说是运气好到了极点。
有了与蒋介石的这层关系，黄金荣的身份也瞬间提高了很多，虽然最后他出于种种考虑退还了蒋介石的门生帖，但两人的联系却比以往紧密了很多。一直苦于没有上流身份的黄金荣也开始做出一副“名士”的模样，积极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各类活动，并矢志为蒋介石效力。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
“四一二”结束之后，黄金荣算是彻底稳固了他的江湖地位。委员长的师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黑帮不倒翁。
从此以后，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樟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刻着“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1947年，黄金荣过80寿辰，蒋介石甚至还大张旗鼓，亲自来黄家花园为其祝寿，可谓给足了面子。
4.也抗日·也流氓
与蒋介石缔结师徒关系，对于黄金荣来说是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之前加入巡捕房让他在上海滩风生水起，而与蒋介石交好则让他的势力得到了巩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有了“委员长弟子”的这层关系，1927年之后的黄金荣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的确也没有含糊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清帮内部分裂，杜月笙远走香港，其门下弟子力量转弱;张啸林投降日寇，其门下弟子相当一部分跟着做了汉奸。本来蒋介石也曾劝说黄金荣离开上海，暂避风头。但是没想到，关键时刻，麻皮金荣却一点都没含糊!他不光没有离开上海，反而就在这巴掌大的地界和日本人耍起了“游戏”。明里，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邀请”，他坚持称病不出;暗里，他组织门人给军统特工提供情报，并组织人手刺杀汉奸。
整整八年间，黄金荣就像一颗盘踞在上海的铁钉，搞得日本人投鼠忌器。杀死他吧，但是一想到满大街的清帮弟子着实让人头疼;放着他不管吧，又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就这样，一直到抗战结束，黄金荣始终像泥鳅一样，在上海这个泥潭之中安然自得，既没当汉奸，又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家财，而且由于期间抗日有功，还大大长了自己徒弟的面子，直接促成了1947年的委员长贺寿，实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一个人的面孔总是会有阴阳两面。对于黄金荣来讲，抗日归抗日，流氓归流氓。与大节大义上的不含糊相比，在其他方面，他可就没有什么大家风范了。
作为黑帮头子，恃强凌弱这类事情自不必说，就单单一个男女关系，黄金荣也是乱到了极点。
和后来起家的杜月笙有妻有妾不同，黄金荣一辈子只有一个靠谱儿的老婆(黄金荣曾与露兰春结婚，但后又离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桂生姐。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女强人，在黄金荣崛起之处，桂生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重要关口，她都充当着幕后的操盘者。但可惜的是，在男权横行的旧社会，桂生姐再强，也没法子管住自己的丈夫。对于女色，黄金荣向来是拼命追逐，即便是后来桂生姐离家出走，他也没有过任何收敛。
1922年，黄金荣为强娶京剧名角露兰春而得罪了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结果卢筱嘉依仗军阀势力做后台，根本不理会黄金荣的江湖身份，直接把他绑了票。此事虽然在杜月笙等人的奔走下安全化解，但对黄金荣的打击可想而知。在这之后，杜月笙趁势崛起，黄金荣也只好一声长叹，任之由之。
除了这件改变了上海黑帮格局的丢脸事儿之外，有关黄金荣的风流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关于他与儿媳李志清不清不楚的关系，就一直是坊间的笑话之一。此事虽然没有直接的根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桂生姐离开黄家之后，黄门的当家人就是儿媳李志清。而解放战争后期，黄金荣之所以无力出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志清卷跑了他的大部分财产。而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金荣对儿媳之好也算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了。
至于有没有传说中的私情?只能说是智者见智了……
5.绝望的江湖
在很多黑帮电影中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善恶有报的观念。而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很多事情的走向也的确如此。一个人作恶太多，必然会遭到报应。就以上海滩三大亨为例，张啸林叛国投敌，结果被暗杀;杜月笙虽然大节大义保持得很好，但作为“四一二”的刽子手，他最终客死异乡，也是晚景凄凉。
和以上这二人相比，黄金荣要稍稍好一些，他既没有遗臭万年，也没有客死他乡。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上海，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但此时已是82岁的黄金荣却有着自己的打算。儿媳的出逃让他对身边的人失望至极，八十多岁的高龄也让他看淡了生死。在经过仔细地考虑之后，黄金荣再次做出惊人的决定——留下来。
在当时，他对身边的弟子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而事实上，黄金荣之所以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有很大关系，更与中共对于帮会的政策密不可分。对于他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央当时并不打算处以极刑，比如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也强调要“努力使上海不乱”，因为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
就这样，作为上海帮会的旗帜性人物，黄金荣最终选择了与人民政府合作。上海解放初期，他全力约束门下弟子，不惹事、不对抗政府。本人也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按照当时的传闻，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解放后，政府虽有明令禁止抽大烟，但是黄金荣早已经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生吸食)。
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黄金荣不少徒子徒孙被抓捕，警察又在黄公馆搜出枪支弹药和鸦片。为了表示自己无意与人民为敌，黄金荣主动交出了清帮的花名册。接着又保证听新政府的话。他的这次表态，最终换回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承诺：“对他不抓不杀。”
这之后，政府官员又特意召见了他，要求他写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最终，在政府的敦促下，黄金荣于5月20日在《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
这份自白书的刊出，在当时极为轰动，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同时也将黄金荣从帮会龙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人。此后，虽然他的生活再没有以前那样铺张奢华，但终归还是能吃饱穿暖。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个选择最终满足了他埋骨家乡地的愿望——
1953年5月10日，黄金荣于上海家中病逝，终年86岁……
五、正邪两面·杜月笙
1951年8月16日，下午4时。
香港坚尼地某处豪宅，一大群黑衣男人不断地进进出出，他们的脸色或慨叹，或悲痛。
此时，就在这间豪宅的主卧室里，一个形容枯槁的男人正在与死神做着最后的搏斗。这是一个一生少有败绩的男人，他的存在就是一段传奇!历史无法给他公正的评价，因为他本身就有着阴阳两面。
好人?坏人?这不足以评价他的一生……
他就是杜月笙!20世纪上半叶，中国江湖中最富有传奇性的人物。
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地下皇帝。他身材消瘦、语态祥和，但一转脸就可以拔刀杀人。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刽子手，但抗战中却挺身而出。他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也是中国人恐惧不已的黑道魔头。他有太多传奇，爱国的同时也卖鸦片，杀人的时候也救人……
时间一点一点地挨过，这是一代枭雄最后的挣扎!
没有人知道病榻上的他正在想些什么，是放不下红颜知己孟小冬，还是想不开为什么自己一生嚣张却折戟沉沙?
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能再挨过一天，因为二十四小时后将是他的生日……
但死神何其无情!一如他当年喋血江湖时的冷血霹雳……
4时50分，杜月笙卒，子弟恸哭，天无异象。
1.谁都有当年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一个人成年时的种种作为大多能在童年时看出蛛丝马迹。比如少时富贵纨绔，年长后大多败家无良;又比如儿时生计艰难，长大后自然勤勉刻苦。这是世人总结出来的规律，与之悖逆的特例肯定存在，但大多数却都逃不开这个人性的魔咒。
杜月笙绝对不是天才，他的一生自然也没有逃出事物的发展规律。从小到大，他的成长，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另类”的励志大片——少年家贫，四岁丧母，五岁丧父，三餐不继，衣履难周。一般来讲，这种没有人照看的孩子，想发达就只有两条路：一种是凿壁偷光，奔个功名;一种是落草江湖，求块肉吃。而杜月笙的选择是人类的最本能选择——他对功名无所求，只是想在乱世之中活下去。
老家的亲戚很难对一个没了爹娘的孩子好到哪里去。杜月笙要想吃饱穿暖，也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和一般少年心性的孩子一样，他也向往更繁华的所在，比如离家不远的上海，就是他的目标。
然而上海虽好，却不是那么容易混出头的。此时的十里洋场虽然繁花似锦，但却险恶至极。小小的杜月笙除了年轻人的血性之外等于是一张白纸。
他从浦东乡下进入上海，没有读完一本书，也不认识几个大字，明善恶，辨是非，确非他的能力之所及。他本来也想混口饭吃，能活就成。但却不知，人入江湖，身不由己。从他踏上征程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由不得他了。
想活下去，就得适应，就得随波逐流。在这个嗜血的大都会里，机会到处存在，但留给一个乡下孩子的却不多。
没文化，注定做不了洋行的先生。有血性，那就只好混江湖了。杜月笙的江湖，从卖水果开始。
从浦东乡下过来后，杜月笙先是落脚在他伯父杜阿庆所在的张恒大水果行，当起了学徒工。这是他人生第一份赚钱的买卖，也是他接触社会的第一个窗口。
按照常理而言，对于一个初入都市的小孩，父母亲人首先要把好教育关，否则学坏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可惜的是，杜阿庆并没有这个前瞻意识，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即便他想管，也没有那个工夫!他不是老板，同样也在别人的屋檐下讨生活，他哪有闲情逸致去管教自己的小侄子呢?
还是那句话，“老实本分，能活就行”。这是他对杜月笙唯一的言传身教，但很显然，这句话对他的侄子来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和成年人心思深沉、难以结交新朋友不同，小孩子在交朋友这问题上可以说简单很多。到上海没多久，杜月笙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当然，他的朋友不可能是富家子弟，也不可能是学堂里的天才少年。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他所能接触的自然都是和他一样，流落市井的苦哈哈。
有了朋友之后，杜月笙的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乡下孩子淳朴善良的一面在这时暴露无遗。朋友想吃水果了，杜月笙二话不说，慷老板之慨;朋友想喝酒了，杜月笙也没问题，反正自己有工钱，到饭店赊两顿自然也不在话下。
就这样，一来二去，小杜的朋友越来越多，但麻烦也越来越多。赚的钱越来越少，老板直皱眉头，欠的钱却越来越多，最后要债的要到了水果行……
依照店里的规矩，杜月笙被扫地出门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好在水果行老板是个心软的人，或者也有可能，他从这个乡下少年身上看到了日后发达的蛛丝马迹。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杜月笙虽然在张恒大水果行屡次进出，但最终老板还是给了他一条生路——把较次的水果批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小摊儿维持生活。
有了自己的独立摊位，杜月笙活得也就更加自由了。在十六铺，他很快就和这一带的江湖混混搭上了天地线，挨生活的手段也渐渐歪斜起来。
在当时，只要一看到有水果船开来，杜月笙就会带着小兄弟们潜上去，半偷半抢拿一些水果，然后搭配着烂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
就这样，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累积。由于朋友多、交际广，慢慢地，杜月笙也在十六铺闯出了一点名头，虽然绰号不是很好听，但毕竟还是有了一号。
那时候，站在码头上喊一声“水果月笙”，还是有人知道的。
2.只身入江湖
“水果月笙”二十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大上海作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之一，风云变幻，各路英雄纷纷登场。而作为小人物存在的杜月笙也有了崛起的可能。
此时正在十六铺做小痞子的他已经有了新的职业——皮条客。
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杜月笙人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妓院里的生活让他学会了吃喝嫖赌诸多技艺，每天耳濡目染各路豪客，也让他充分地看到了江湖的异彩纷呈。在妓院栖身一段时间之后，杜月笙的朋友越来越多。而通过这些朋友，他的眼界也越来越宽!很快，烟花巷里的生活就失去了吸引力，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江湖。
在当时，杜月笙有一个死党，名叫顾嘉棠。和一般混混不同，顾嘉棠的职业明显要更加刺激。他是专门搞抢劫的，而且他的抢劫还颇有难度，他不抢老幼妇孺，专抢烟贩子的大烟土。
这是一个无本万利、刀头舔血的大买卖。和顾嘉棠成了朋友之后，胆大包天的杜月笙很快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只要得到线报，杜月笙便立刻带上几个精干的兄弟一哄而上，拉住接货的伙计，威胁人家：“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识相点让让路!”如此一来，那些小伙计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将烟土抢了去。
找到了生财的康庄大路，杜月笙的胆子越来越大，心也随之膨胀。“水果阿笙”的名号已经成了他的累赘，此时的杜月笙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可以站在上海滩让人顶礼膜拜的身份。
和一般小混混截然不同，杜月笙有着一个堪称“优秀”的品质——讲义气、够豪爽。即便当初落魄时，只要有哥们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有两角小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来，并且爽快地说一声：“你拿去吃饭去，以后有钱了来救我!”他决不告诉人这是他唯一的两个银角子，因为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要。
可以说，正是这种优秀的江湖品质让杜月笙有了崛起的可能。以当时为例，一般人抢来烟土，根本无法出售，但对于杜月笙来说却不是难题。
很快，他的无本生意就带来了大把的金钱。而有了这些钱后，杜月笙也并没有完全据为己有，反而是一副有福同享的派头。这样一来二去，在十六铺周边，跟在杜月笙身后的小兄弟自然越来越多。
与任何行业都差不多，混江湖凭的也是实力。这就好比做买卖你得靠银两、搞写作你得凭文笔，混帮会凭的就是心够狠、人够多。很幸运，杜月笙二者兼备。
随着“杜团伙”的人数规模渐渐增长，上海滩的江湖也对这个新来者敞开了大门。有了人马的杜月笙很快就换来了江湖大佬们的青睐。在同道中人的介绍下，杜月笙加入了清帮，拜“通”字辈陈世昌为老头子，按序排在“悟”字辈。尽管这个辈分等级较低，但他还是很珍惜这个加入帮会关系网的机会。
而事实上，也正是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才换来了一飞冲天的真正机会——结识黄金荣。
3.小心地崛起
如果说二十三岁时当皮条客让杜月笙见识到了真正的流氓，那么进入黄金荣家当差则让他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江湖。
杜月笙初进黄公馆，就如同林黛玉进了大观园一般，每走一步都踏着小心。最初他只能混在佣人中间，干些杂务，住在与灶间相连的小房间里，进出都得走后门。在这段时间，杜月笙刻意收敛起原来的种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交结各色人等。用后来杜月笙自己的话说，那段日子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
由于刻意勤勉，杜月笙很快就赢得了黄公馆上上下下的好感，同时也渐渐接近了黄金荣的权力圈子核心。
在当时，黄金荣已经横跨黑白两道，既是华捕房的总探长，又是当时只手遮天的黑帮大佬。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后半生有了依托。
而除了获得黄金荣本人的看重之外，杜月笙在黄府还格外注意另一个人的眼色。这个人就是黄金荣的老婆、黄公馆的半边天——桂生姐。
在当时，几乎所有江湖大佬都知道，黄公馆虽然姓黄，但真正的主人却是桂生姐。这是一个上海滩上不得不说的人物，无论是黄金荣的腾达，还是后来杜月笙的崛起，桂生姐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由于杜月笙办事利落，为人义气，而且手脚干净不贪财，这让桂生姐很是喜欢，因此无论是去收黄金荣戏院的“盘子钱”，还是取妓院的“月规钱”，他都是不二的人选。
而有了桂生姐的格外照顾，杜月笙在黄家的地位也是扶摇直上，不久之后，便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至此，杜月笙终于在黄家夫妇的扶持下从江湖的底层走上了前台。而一个属于他的江湖时代也终于拉开了帷幕……
1925年，杜月笙自立门户，在租界和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至于为什么取名“三鑫”，杜月笙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当时，他的势力刚刚崛起，还不足以自撑门面。于是在这个公司的框架之内，他还拉来了黄金荣和另外一位大亨“张啸林”，故而取名“三鑫”。
有了这两人的加盟，三鑫公司很快便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运，一跃成为上海滩上最大的鸦片走私财阀。
同年，杜月笙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任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逐渐取得了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实力。
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当时曾有人总结说：“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能打，杜月笙会做人。”
会做人的杜老板一面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一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就连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也都是他的座上客。
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来沪，杜月笙热情招待，赚足了面子不说，还被世人称赞。黎元洪的秘书长甚至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可以想象，这对联自然也成了日后杜月笙标榜自己的重要道具之一。
4.反革命打手
假如有人说杜月笙走上帮会前台是凭借他为人义气，江湖名声好。那么在他的好名声之外，还有一个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这就是“四一二”。
在这场由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他成了冲在第一线的刽子手，而且还诱杀了和他关系相当不错的共产党人汪寿华。在其黑帮生涯中，出卖朋友的事凤毛麟角，但这一件却可以铭记在中国的历史上。
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入江浙地带，为了安顿地方秩序，同时也为寻找打手，他派杨虎、陈群等人广泛联络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势力，并希望借此掣肘上海工人武装。
是年四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并暗中筹集武器装备，为动手剿灭工人武装做准备。
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一直与自己交情深厚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来自己家做客。对于此，汪寿华本人并无防备，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人称“小春申君”的杜老板会出卖自己。为了团结各方力量，他不顾同志劝阻，应邀赴约。可谁知，一到杜公馆，迎接他的却不是美酒，而是一排乌黑的枪口。汪寿华未及反抗，便被“春申君”的手下按住，紧接着就被活埋在了枫林桥附近。
汪寿华之死，彻底让上海的工人组织群龙无首，工会高层乱成一团。当日凌晨，杜月笙又指使清帮分子假装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则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双方都放下武器，于是工人武装被解除，但清帮分子的武器很快物归原主。
紧接着，军方声称在工人纠察队中有北洋军阀的乱兵，旋即立刻开始武装镇压。整整一天，上海滩血流成河，在清帮与军队的双重镇压下，工人纠察队死伤无数。而作为共产党在上海的重要组织，工会的结构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此次政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杜月笙作为有功之臣得到褒奖，并荣升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
从黑帮老大到名誉上的少将，杜月笙用朋友的血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最大跳跃。这件事发生后，黄金荣也自叹弗如，并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清帮中的第一人。
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同年，他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1932年，有感于清帮的名声越来越臭，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
名义上，恒社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和帮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其社员大都为骨干中的骨干而已。
恒社成立之后，杜月笙大肆拉人加入，最开始，其成员只有一百三十余人，但是到了1937年，恒社已经有了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进来。
恒社人员的复杂性，保证了杜月笙在各个方面都能如鱼得水，无论商界还是政界总有他的盟友。特别是在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颇有眼光的杜月笙还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例如他与戴笠的关系就颇为紧密。北伐结束后，戴笠曾经一度流落江湖，期间参加过很多帮会集团，比如王亚樵的斧头帮、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清帮。特别是他与杜月笙的关系，堪称紧密，甚至有人说，戴笠投靠黄埔军校的学费就是杜月笙提供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未必真实的说法，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杜月笙与军政界、特工界的关系堪称紧密。
5.黑帮也抗日
1927年的“四·一二”让杜月笙有了一个一生都无法掩盖的臭伤疤。但这却并不能说明他的人生就全都是一个“坏”字可以涵盖的。事实上，杜月笙的面目颇为复杂。
“四·一二”一过十年，转眼1937年到了。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对日反侵略战争的全面打响让杜月笙也无法置身世外了。而此时此刻的杜月笙也展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刚性的一面。
作为家大业大的帮会大佬，杜月笙并没有做缩头乌龟，相反却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在当时，以他和王亚樵为代表的上海江湖堪称荣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组织门徒不遗余力配合军队作战。同时又在杜公馆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国恨家仇，杜月笙还公开表态：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战争到最激烈时，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医院每年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而作为一呼百应的帮会大佬，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拉拢地下帮会为其效命，一些叛国者顺势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座上客，比如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便为日本人所用，成了民族的耻辱。
面对江山破碎的悲怆局面，胸无点墨的杜月笙再一次显示出了难得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并于1937年11月携中国红十字会总理事会迁移香港。
在香港期间，杜月笙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亲自主持红十字会的救亡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第二件则是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指挥遗留帮众反击日寇。而其中最为振奋人心的刺杀就有两次，第一次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第二次则是他遥控指挥弟子暗杀了曾经和他称兄道弟，但此时却已背叛国家的张啸林。
杀死张啸林，这是杜月笙继汪寿华事件之后第二次背叛朋友。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却获得了所有中国人的称赞。
1940年，香港沦陷，杜月笙率领红十字会总会再次迁移至重庆，并继续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
至此我们可以说，作为黑帮大佬，杜月笙虽然犯下过滔天罪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着传统的气节，有着不屈的骨骼。
黑帮虽然可耻，但是黑帮也可以爱国。流氓虽然被人唾弃，但流氓有时也能成为英雄。旧中国的帮会与如今的黑社会最大的不同莫过于此——那时的流氓有骨骼，现在的黑帮没天良……
6.被抛弃的宿命
和正常人的生活相比，帮会分子的一生往往是机遇与死亡并存。而与黑帮生活相比，政治则更加残酷，因为这压根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职业。
一个人进入政坛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抛弃很多东西，比如情感，比如原则，比如尊严，比如良知……
1927年的杜月笙出卖朋友，选择了国民党。在这之后的几十年虽然偶有貌合神离之时，但总体上来说可谓忠心不二。但这样就能保得一生荣华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1937年之后，杜月笙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这个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副市长亦无不可)。然而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戴笠把他的意思上报给蒋介石之后，一切却如死水一般，毫无反应。此时的杜月笙并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决定对帮会加以抑制，对内甚至明确训示：“对帮会的基本政策是取缔。”杜月笙此时是表面风光，而实则危机重重。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从重庆回到上海。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走到半路，他就接到了一个让其沮丧至极的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
灰头土脸地回到上海之后，杜月笙的霉运也就开始了。先是无人迎接，紧接着又有人打出了反对标语，直指其黑社会身份。作为一直投身抗日的中坚分子，此是杜月笙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但标语上的话偏偏又令他无法辩驳，清帮“悟”字辈的大佬，上海滩著名的三大亨之一，不是黑势力又是什么?
然而，这一切并不算完。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花钱拉票。可谁知就在胜券在握时，蒋介石再传口谕：“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
此时的杜月笙终于明白委员长是在打什么算盘了!
与之对抗吗?没那个本钱!投靠共产党?可当年汪寿华那笔账又该怎么算?此刻的杜老板再也没有了“春申君”的风范。权衡利弊之后，他无奈何做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是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竞选议长的失败，是杜月笙晚年生涯的最后一搏，这一搏败走江东也就意味着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渐渐画上了句号。
这之后，随着国内时局不断地变化，国民党对于他的态度起伏不定。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出重手整顿金融和经济秩序。结果杜月笙首当其冲，成了“小蒋”打虎行动的第一个目标。
面对着巨大的落差，聪明如斯的杜月笙也不由得慨叹道：“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审时度势，决定移居香港。而在此之前，国共两党都曾对他进行过争取。特别是共产党人，念及他抗日有功，愿意既往不咎，可是此时的杜月笙一想到1927年4月11日夜至4月12日的血腥屠杀，他就再也没有脸待下去了。
在拒绝了蒋介石要其移居台湾的要求之后。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也成为中国黑帮史上最后一个杜公馆。
到港之后，随着心情日益郁闷，杜月笙的哮喘病也变得严重起来。为求活命，杜月笙采用中西并重的治疗方法，药石兼投。但可惜的是，虽然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但身体却不见起色。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立遗嘱处置遗产已经迫在眉睫。当时外人均很好奇这位传奇“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而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一万，长子拿一万，没出嫁的女儿拿六千，出嫁的拿四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一生风流雨打风吹去。
论什么对错?怎一句悲凉了得?
六、斧头帮主·王亚樵
假如有人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哪位帮会头领最有名?那么答案可能是黄金荣，也可能是杜月笙;假如有人问，在那时的上海，最大的帮会是哪家?那么答案也许只能选择清帮。
但如果我们继续问，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有没有黄、杜二人也不敢撄其锋芒，清帮也避如蛇蝎的人或帮会呢?
也许大家立刻就会内心迷茫。
但是别着急，这答案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他还不是军统，不是特高科，不是七十六号魔窟，也不是中共的红队。因为在那时的上海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存在——斧头帮。
这并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斧头帮的老大要比电影里的“火云邪神”更加恐怖，只不过被他吓破胆的那些人大都死有余辜……
王亚樵，安徽人，斧头帮的老大。一个让中国所有帮会大佬都头疼的帮会大佬。一个让所有走上邪路的政客都恐惧万分的杀手。
军统的高官说他比魔鬼还恐怖，延安的地下党则说他急公好义，是个乱七八糟的好人。
而假如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标准的定义，那么最适合他的也许应该是——革命者。只不过他和任何革命者都不相同，他信奉血腥!他最喜欢的行动不是抗议，不是游行，而是暗杀，是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在这一点上，他比美国人先进了几十年。美国人搞不定本·拉登，但王亚樵能杀死侵华日军的总司令!
讲述王亚樵，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比小说还传奇的故事。我们可以写尽二十万字，但依然无法写尽他的精彩。和“通”字辈的清帮老痞黄金荣相比，王亚樵就是华丽而高贵的王子;和“悟”字辈的“上海之王”杜月笙相比，王亚樵就是出尘的高手。
哦，对了，还不能说杜月笙就是“上海之王”，因为有王亚樵在的时候，上海的王就真的只能姓王……
1.一步十计最难缠
王亚樵，字九光，家谱上的名字叫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家资丰厚，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偶尔在街头斗殴中败下阵来之外，未受过一点苦头。但必须说明的是，王亚樵虽然家境富裕，但他不是纨绔子弟，更不是标准的坏孩子。学堂里，他课业优秀，是先生爱若珍宝的佳弟子;乡间少年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孩子王、讲义气的小大哥。可以说，从懂事的那一天起，这个个子不高，但样貌清秀的男孩就注定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因为和其他孩子相比，他实在太突出了，是一个十足的两头冒尖儿的小天才。
美国作家费雷特·安娜在自己撰写的《中国民间力量》一书中曾对王亚樵的童年有着很传神的描写。在书中他不无偏爱地描绘了这个乖孩子的少年无赖与聪慧伶俐。
十三岁的时候，王亚樵与邻村童党混战，由于寡不敌众而吃了败仗。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既没有求饶也没有躲避，反而纵身跳下深达数米的鱼塘。这一举动将周围的孩子彻底惊呆了。因为这个鱼塘乃是此地有名的“死塘”，平日里莫说孩子，就是青壮大汉也不愿涉入其中。
眼看着王亚樵使劲儿地往塘中心游动，孩子们急忙大声呼唤。可王亚樵却回头嘿嘿一笑，提出了一个让众童党愤怒之极的要求：“赶紧给我跪下磕头!叫老子万岁爷!”
于是围着水塘，孩子们讨价还价，但王亚樵就是毫不动摇，一点退步的余地也没有。闹到最后，十来个邻村的孩子只好一个个红头涨脸跪在池塘边叫起了“万岁爷”。
这事过去之后，王亚樵被家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并严令不准再去河塘，但他对母亲却只是嘿嘿一笑。其实话说到底，河塘不河塘他并不在乎，王亚樵想要的不过就是让对手彻底臣服。
你不是人多吗?没关系，我不怕死!一代枭雄的雄心豹子胆，在未及弱冠之时便已隐隐显露了!
除了这不怕死又有点混不吝的个性之外，少年时代的王亚樵在大多数乡邻眼中其实也还算是一个才子。据说他十四岁的时候便可吟诗作赋，一本《古文观止》也是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除此之外，王亚樵尤其喜欢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他更是反复通读。可以说，江湖与政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头脑之中。
在王亚樵身后数十年，中华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王亚樵虽然不是流氓，但却有着绿林好汉的习性与做派，而至于文化，他可不是有一点那么简单，他是大大的有文化!
在遁入江湖前，王亚樵曾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并且高中前十名!这样能武亦能文的奇人想没出息都难!有家乡人曾经这样描述他：“王亚樵成年后，能言善辩、才思敏捷，既有霹雳手段，但又缜密心思。走路的时候，多是低首蹙眉，步履缓慢!”
要知道，在安徽当地的说法中，这幅形态的人那是非常的不好惹：“仰脸婆娘低头汉，一步十计最难缠!”
2.造反有理
由于出生在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加之个性任侠，王亚樵的命运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定数。
少年时代匆匆而过，转眼间他的人生就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07年，时年二十岁的王亚樵与乡党王清泉、唐幼文、郑益庵结拜为兄弟，号称“四大和尚”。由于王亚樵年龄最小，也被称为四和尚。这次结拜算是王亚樵的江湖第一步，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才正式地走上了一条充满血腥与刺激的神奇之路。
还是在这一年，王亚樵第一次拥有了手枪，并开始积极地训练。风雨飘摇的政局、蜂拥四起的革命起义让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叱咤风云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在这之后的一段岁月里，王亚樵与江湖人物有了非常广泛的接触，而在这群江湖豪客中恰恰就隐藏着不少革命党人。在朋友们的言传身教下，王亚樵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几经波折下，他最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且成为合肥一带的中坚分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任命柏文蔚为安徽总督。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王亚樵立刻带领身边的弟兄响应号召，积极与安徽政府取得联系，并在合肥当地组织军队，亲自担任总司令。可以说，这是王亚樵第一次政治尝试，同时也是他步入辉煌的开端。从此之后，他的人生虽然曲折艰险，但政治与枪却最终成了他一生的宿命。
当上了自封的总司令，王亚樵算是真正地明白了“仗”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得起的!晚清民初，流民无数，兵源可谓充足，但训练与装备却是个大大的难题!王家并非富可敌国，因此想要拥有军队就必须找办法搞到钱。在左思右量、百般无奈之后，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吃大户。而这个大户也不是别人，正是安徽第一望族——李鸿章家。此时中堂已逝，但李家家财还在，王亚樵快刀斩乱麻，毫不费力就劫得大批钱财。
然而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亚樵踌躇满志之际，同盟会却从上海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孙万乘，并将合肥城内的旧军队全部集中了起来。
对于王亚樵吃大户的做法，孙万乘非常恼怒，当下二话不说，便利用兵力上的优势瓦解了王部势力，并在安徽全境通缉王亚樵等人。一腔热血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地浇灭了，王亚樵只好带着几位兄弟避走他乡，去了南京。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王亚樵来说，实在不够完美!合肥起义的失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不是最为艰难的一次，但其影响却深远之至。自此之后，王亚樵对政治以及政治人物总抱着一种深深的疑虑，虽然他一生都浮沉期间，但却只论江湖之道。而他的政治理念也从最初的民主共和开始向无政府主义倾斜。这直接决定了他纵横任侠的人生轨迹，也注定了他到死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3.龙蛇之地
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王亚樵辗转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很快便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从老家带去的盘缠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他又一身傲骨，不愿干拦路抢劫这种下三滥的活计，所以只好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
但即便是在这种逼仄的情形之下，王亚樵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广泛地接触进步人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
和一般的政治人物不同，王亚樵身上有着传统的江湖习气，这种气质让他在大上海这个龙蛇之地很快就有了一些名望。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特别是那些安徽籍的老乡，更是把这个造反起家的王九爷当成了皖人的希望。
在当时，安徽许多富豪大户都在上海置有产业，王亚樵曾经打劫过的李家也是其中之一。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出了省，只要不是杀父仇人都会亲上三分。在上海的李家，家族主持人名叫李少川，按族谱算，这是李鸿章的族孙。和其祖父相比，李少川虽然没有中堂大人纵横捭阖的手段，但眼光、视界还是颇有几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李少川觉得自己这个小仇家算得上是一个乱世英雄，于是便通过朋友主动结交，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队伍，开拓皖人在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这就是李少川对王亚樵说的话，现在看来也算是“指点迷津”的一种方式。在说完这些话之后，李少川丢下了1000块钱和50把雪亮的斧头，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家乡人的信任与期盼让王亚樵看到了打拼的希望。送走李少川之后，他立刻召集了50名弟兄，一人发了一把斧头。这50把利斧出动了几次，立刻轰动了上海滩，“斧头帮”应运而生!这是民国黑帮中唯一不在传统帮会体系中的一支队伍，但一出生便已风华正茂，一出手便震惊了浦江两岸……
开山立堂之后，聚集在王亚樵旗帜下的人越来越多。王亚樵只好不停地定做斧头，很快，上海滩上，手持利斧的汉子便达到了千人之多。1916年2月，王亚樵成立“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紧接着，又利用霹雳手段，接收了安徽会馆，摇身一变成了皖人在上海的第一号代表!
有了固定的“基地”，“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发展也就更快了，“斧头帮”的名声在上海滩骤响，王亚樵开始名声大振。在发展的过程中，斧头帮难免会与清帮等传统帮会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争执。但正如李少川所说的那样，此时的上海滩大佬大都功成名就、家大业大，谁也不愿意和王亚樵这伙儿“光脚不怕穿鞋”的愣头青硬碰硬。就这样，此消彼长之下，斧头帮的能量渐渐走上了巅峰。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只要提起斧头帮，几乎人人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是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帮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清帮大佬尚且如此，一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不在话下。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除了和上海本地清帮势力的角逐之外，斧头帮与其他省份的驻沪组织也有过几次交手，但最终都是大胜而归。以湖北会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滩，湖北人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却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有着江湖人的手段，但是又有知识分子的头脑，这便是王亚樵的真实写照。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也开始着眼于组织的建设以及身份的隐蔽。在他看来，斧头帮光有一个“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名头还不够。为了站稳脚跟，他特意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法律外衣，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聪明之举。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帮会资源，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王亚樵又进一步挑选精通文墨的门徒，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
作为一个地下帮会的龙头老大，可以说王亚樵的种种作为既让人侧目，又让人赏识。组织上，他力求与法律合拍，舆论上他又善于操作。在斧头帮之后的数十年，国外黑社会组织很多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足以证明，作为一个帮会头领的王亚樵实在堪称天才!
4.悲情革命
从历史角度而言，帮会天才并不等于犯罪天才。王亚樵的很多作为，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在上海期间，他并没有在帮会斗争中沉沦，相反却依然热心政治，广泛地参与爱国民主斗争。
1919年，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组织暗杀机构，干掉段祺瑞。虽然这个提议最终被孙中山否决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王亚樵的心中，革命其实还是第一位的，尽管他的想法实在有些“非主流”。
在反对北洋军阀未果后，孙中山决定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国民党军政府，王亚樵二话不说，扔下上海的徒众，随之来到广东，供其驱策。1923年，国内局势再度生变，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大为缓和，孙中山等人又决定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这一次王亚樵亲自披挂上阵，担任皖系军阀的联络人，并亲赴浙江，与军阀卢永祥接洽出兵。
在与卢永祥的这次讨价还价中，王亚樵可谓费尽心机。卢虽同意出兵，但却要求扫清身边的肘腋之患，特别是江苏都督齐燮元。卢永祥认为要想击溃齐燮元，就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为徐是齐的手眼亲信，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因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见卢永祥坚持打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只好慨然允诺，立刻返回上海，召集斧头帮中间分子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口将徐国梁击毙。
这次暗杀是王亚樵暗杀风暴的开山之作，整个行动干净利落。回到浙江后，卢永祥对王亚樵大加赞赏，不但同意出兵，而且还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出湖州一地为王练兵之所。
得到了卢永祥的支持后，王亚樵立刻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两山之间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两个日后名震中国的国民党高官——戴笠、胡宗南!在当时，这二人均是落魄江湖，王亚樵的收留可谓雪中送炭。尤其是戴笠，拜入王亚樵的门下也就意味着有了江湖背景，这对他日后纵横于中国情报界可谓大有裨益。
历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延续……王亚樵的奔走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在这之后，虽然几经生死，但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1927年，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分道扬镳。为了迅速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定都南京，并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
按常理而论，这本是王亚樵崛起于政坛的最好时机，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是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清党运动，无数革命志士遭到无辜杀害，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道而废。
眼见革命理想再一次付之东流，王亚樵怒不可遏，并于国民政府奠基当日，登台演讲，怒斥蒋介石倒行逆施，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
这次演讲之后，王亚樵很快便被蒋介石通缉，只好再次逃回上海，遁入江湖。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王亚樵彻底陷入了政治的低谷。内心的苦闷让原本就性格偏激的他变得更加决绝，他开始固执地认为只有暗杀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顽疾。
“革命嘛，谈是谈不拢的，那就只有你死我活地搞下去。而军阀势力庞大，硬碰硬势必涂炭生灵，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定点消除、暗中拔桩。”这就是王亚樵的革命理论，看似有些鲁莽，但细究起来却充满了豪侠气概。纵你有千军万马，我仍要乱军阵中取你首级，这可不是一般江湖好汉干得出来的，更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可以想象的。
总而言之，你可以说王亚樵偏激，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也确实没有顾忌个人的生死名利。而这之后的事实也在不断地佐证着这一切，王亚樵确实是一时豪杰!
5.暗杀风暴
在王亚樵的人生中，1929年之后是真正的精彩所在。
1930年，王亚樵投身“讨蒋运动”。并于7月24日派弟子王于廷、夏绍恩等人在上海招商局门前打死了为蒋介石筹划军需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1931年，还是7月24日，王亚樵又派二十余人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此役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震惊了国内，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亚樵与沈钧儒等人声援马占山，筹集巨款，支援东北义勇军。随后，他又命弟子王铁明等人组织“铁血锄奸团”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暗杀汉奸、日寇。
1932年1月28日，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淞沪大战爆发。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斧头帮门生，宣布“全力以赴抗击日寇”，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成立20个大队，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3月初，王亚樵又派弟子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炸伤日本“出云号”兵舰。
由于中日之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在上海的经贸活动，最终双方只好接受国际调停。“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此时战事刚刚结束，日军这种赤裸裸的挑衅举动让所有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以至于一直窝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大感面上无光，派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
由于是暗中破坏，因此这件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王亚樵来安排。考虑到庆祝活动不允许中国人入场的因素，王亚樵立即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了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商议行动计划。随后，在王亚樵的授意下，安昌浩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手下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人筹划轰炸“庆祝大会”。
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以朝鲜殖民地公民的身份，穿戴日本服饰进入会场，并在第一时间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组织计划周密详细，王亚樵的这次暗杀行动获得了空前成功，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十三人。
此消息传到南京之后，蒋介石既高兴又难堪。考虑良久，最后只好命令戴笠送四万元给王亚樵。钱送到王亚樵处之后，负责送钱的国民党官员胡抱一恳求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感谢信，可没料到王亚樵却颇为不屑地说：“他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炸死白川义则，中日再度剑拔弩张。在提请“国联”讨论之后，最终各国代表决定推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然而让人倒胃口的是，李顿爵士不光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相反却处处维护，贬低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一时间民间舆论纷纷，国人无不愤恨。原本就在风头浪尖上的王亚樵二话不说，立即组织人手，决定搂草打兔子，把这个李顿也消灭在上海滩。
11月10日，王亚樵派弟子龙林、唐明等人于华懋饭店刺杀李顿。不巧的是，当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宴请国际调查团，因此龙林等人扑了个空，期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几人最终被巡捕房捉拿。
暗杀李顿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抓住了机会，立刻下令悬赏百万，捉拿幕后主使人王亚樵。风声鹤唳之下，王亚樵只好暂时离开上海，避走香港。轰轰烈烈的大暗杀风暴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6.英雄末路
王亚樵遁至香港之后，立即与国民党左派元老李济深等人会面。当谈及虎口余生的种种磨难之时，七尺男儿声泪俱下。而这也是有记载的王亚樵唯一一次失态痛哭，其实究其根底，这痛哭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实实在在的失望。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在王亚樵看来不过都是一丘之貉。
在香港的这段岁月里，王亚樵虽然内心灰暗，但却并没有选择沉沦。伤心过后，他依然多方奔走，积极联系反蒋事宜，可无奈人心思变，在利益的面前，人的理想尤其不堪一击!很多曾经的革命同志，贪生怕死，贪恋个人权势，如余汉谋等人，出尔反尔，给王亚樵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决定铤而走险，再次组织暗杀，意图一次行动，消灭汪、蒋二人。
是年10月，王亚樵派手下得力干将华克之(后加入中共)返回南京，主持暗杀行动。又命孙凤鸣、张玉华、贺坡光三人以记者身份执行暗杀行动。11月1日，六中全会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张玉华、贺坡光则各怀炸弹混入国民党中央大礼堂。
开幕式后，各路高官聚于一处合影留念。作为党魁之一的汪精卫前排列坐。原本孙凤鸣等人打算等到蒋介石出现再动手，但时机稍纵即逝。无奈之下，孙凤鸣只好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身中三弹。在撤退的过程中，孙凤鸣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刺杀汪精卫是王亚樵暗杀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其意义不亚于炸死白川义则。汪精卫虽然最终被救活，但这三枪却有力地警告了国民党内部的绥靖派。自此之后，国民党高官人人自危，闻王色变。以至于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沈醉有云：“世人皆怕魔鬼，而魔鬼却怕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后，逃过一命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戴笠展开侦查。当消息传回，得知此事竟然又是出自王亚樵之手后，蒋介石雷霆大发，命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接到了蒋介石的必杀令之后，戴笠立刻派出军统人员对王亚樵展开追杀，先是大批特务奔赴香港，但没料到却扑了个空。在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帮助下，王亚樵金蝉脱壳，又一次脱离了戴笠的视线。
然而，逃脱过一次，并不代表永远都可以逃脱，这一次的事情并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解决。在感到自身生命受到巨大威胁之后，蒋介石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日不杀王亚樵，他便一日不安心!而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戴笠自然也是分外卖命，至于当年的交情，他早就忘到脑后了。
杀王亚樵!这是军统的死命令!
当天罗地网张开之后，也就意味着没有猎物决不收网。
1936年2月，王亚樵离开香港，辗转到达广西，在这里，他特意会见了桂系军阀的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并劝导二人起兵反蒋。但是李、白二人盘算甚多，最终拒绝了王亚樵的建议。
是年10月，戴笠通过密报得知王亚樵栖身于广西梧州，于是立即派出得力干将陈资平等二十余人展开追杀围剿……
历史就这样定格在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身掖双枪回返住所，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军统特务，是石灰、匕首和子弹……
详细的过程无须细说。我们只要回顾结局，就能明白一切——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双眼被石灰泡烂。死后众特务为报捷揭去了王亚樵的脸皮……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死状如此凄厉者有二，一是杨靖宇，死于日本人之手，被剖腹，二是王亚樵，死在自己人手上，被剥皮……
他们有着共同点：都是一时豪杰!
杨靖宇在东三省振臂一呼，无数胡子舍命跟随;王亚樵于江南谈笑之间，千万豪杰亦可与敌偕亡。而他们靠的并不是江湖义气，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因为有王亚樵的存在而变得风声鹤唳。而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出现，才给那时的江湖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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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十月围城》导演：陈德森
内容简介：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商人、乞丐、车夫、学生、赌徒等等，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高压下，浴血拼搏，保护孙中山。
简评：简单来说，本片并未将洪门会党的信息完整传递给观众，但一个叫“王复明”的僧人在临死前不断高呼“我叫王复明”，以及影片中那一句“国家亡了260多年”，依然准确地向观众传递了关于历史的关键信息，因为这两句话所反映的正是洪门之理想——反清复明。
推荐二：《上海皇帝》导演：潘文杰
内容简介：清帮龙头杜月笙雄霸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豪气迫人。然而，上海滩风云变幻，加上日军野心暴现，社会弥漫着巨变前夕的恐慌。杜月笙感到前路茫茫，希望靠借国民党，在政治上找寻出头机会。然而，在狡诈的政治舞台，杜月笙的龙头背景成为被攻击的理据，一代枭雄如何自处……
简评：本片全面描绘了上海滩清帮大佬杜月笙的传奇一生。片中虽然略有杜撰成分，但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了当时的黑帮状态、清帮本身的种种问题，以及杜月笙这个人的复杂性及多面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