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
尖尖的脸庞，妆容下是难掩的岁月痕迹，却难得地保持着优美高挑的身段，可见当年舞蹈留下的功底还在。日前，著名华裔作家严歌苓来到新疆书市，为新书《一个女人的史诗》做宣传，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这已经是她今年继《第九个寡妇》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速度之快令她颇为得意。乌鲁木齐的太阳很烈，在刀郎歌里那个叫“八楼”的地方，她顶着个精致草编帽子签了起来，除了时不时露点微笑，表情不多。但当她走进下榻的酒店，在大堂点了一瓶矿泉水喝上几口，话匣子也开了，也习惯性地配合表情夹杂着“no”、“yean”等词汇，做着“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之类的自我性格分析，也谈女性、爱情、婚姻…谈话完毕，初次来新疆的她匆匆地要赶去大巴扎购物，第二天还要去伊犁：“照片就不拍了，我发张给你，在非洲的。”
我的作品分三个阶段
成都商报：为什么你的作品会有很多被改编？
严歌苓：我注重好的故事，希望用很好的文字来写好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写好了，为改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我怀疑，最好的小说能否被拍成好电影。其实，改编剧本，不是我最擅长的。写剧本有点浪费我的才华，那是第二遍创作。从创作上讲不够刺激。写小说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写电影剧本无法比的。
成都商报：《第九个寡妇》故事传奇，不会影响大家对你文字的注意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就不怎么传奇。我要证实，我既能写传奇的人，也能写很家常的人。我前面的作品，抽象的故事的，都有。非常好的文字，如果没有好故事的时候，会像象牙塔的东西，为了精美而精美。
成都商报：很多作家从题材上不愿脱离自身经历写作。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你的影子，文工团一个小女孩，舞跳得好，爱情不如人意。你的作品和个人经历是什么样的关系？
严歌苓：我写故事没有很清楚的想法，一个人在不断成熟，随着经历总在改变。我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代表我那个阶段的价值观念。少女时代，军旅题材，写的东西就很理想化，很浪漫。移民小说阶段，我觉得自己是个绝望的理想主义者。艰难，失眠，作品很悲观。比如《少女小渔》那样的。后来，中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长篇《第九个寡妇》、长篇《一个女人的史诗》，就进入了一种我可以嘲讽、可以打趣的阶段，变了一种基调，不再是以前那种沉重灰暗的基调了。
成都商报：你觉得，最好的小说是怎样的？
严歌苓：最好的小说应该是完全原创的，从文字、故事到风格，看不出任何人的影子。
女性比男人更有写头
成都商报：不管是少女小渔、扶桑还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的田晓菲，女性永远是你作品的第一主角，而且都是卑微又高尚。
严歌苓：我觉得，女性写出来很好看，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善变，更直觉，更性情化。
成都商报：这算你不变的风格吗？
严歌苓：接下去我有一个长篇，应该是第一次以男性为第一主角，讲几个犯人的。这个男性也是被压迫者。
成都商报：对现在的女性写作怎么看？比如王安忆、虹影的作品。
严歌苓：我觉得，不会有女性写作这么一个概念。当时的《扶桑》，黄健中来找我的时候，说根本不知道作者居然是萧马的女儿，还以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写的呢！
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
成都商报：这次是把作品交给湖南的出版社来做了？
严歌苓：是的，我觉得我和沈从文有相通之处。特别从性格上很像沈从文，比较宽容，比较与人为善。
成都商报：什么时候动笔写《梅兰芳》呢？
严歌苓：梅兰芳对我来说是个谜。
成都商报：失眠情况还好吧？
严歌苓：2001年春天就好了。所以，现在我的创作力大爆发。是靠吃三种药，调节脑子的化学。有的人失眠，是焦虑、心理压力大等，但我太了解自己，肯定是物理方面的原因。就凭这个，我也觉得，我现在写得比过去更好。
成都商报：写了那么多情感，你自己对爱情、婚姻、幸福怎么看呢？
严歌苓：爱情是一种着魔的状态，但对某人的迷恋会很快地过去。婚姻，是很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结婚，它是战胜孤独的法宝，婚姻就是要找一个谈手，趣味相投。幸福和痛苦是一把双刃剑。爱情不是使人快乐的，更多的是使人痛苦。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有幸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