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陈艳涛
她曾经在她的作品里，写过形形色色生动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经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说里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精彩。
作家萧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准的儿子——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严歌苓将要走入文坛。
1986年，她由陈荒煤推荐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员，受过多年芭蕾舞训练，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长的体型。她曾经当过13年兵，并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影响到日后，她成为反战主义者，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她参加过反战游行和静坐。
这一次回国，她是为了新作《第九个寡妇》的出版。此时，正赶上国内网络上的韩寒、白烨关于文学和文坛的韩白之争，这让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个意气风发、初入文坛的女孩。“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那时的她，当兵、下牧场、上战场、六游西藏，她在她的青春时代活得肆意而热闹。比起同龄人，她精彩得多的经历和故事，也成为日后她写作的资料库。
2005年，严歌苓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十年一觉美国梦》，本以为她要讲的是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讲一个梦的破碎，是幻灭，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摆出来的姿态，像救世主一样帮助别人的姿态的幻灭。”
她曾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而她的足迹，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游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决定了她风格、背景都跨度极大的文学作品风格。
对于自己的文字，严歌苓有种固执的坚持。她的小说《扶桑》在美国出版时，她的文学代理人希望把小说改成第三人称，否则没办法找文学出版社。严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坚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说在美国获奖，《扶桑》才得以出版。“这个人以为美国的商业市场对我有强大的作用，他错了，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整个的乐趣都在文字里面，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面对面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协会？算是作协里最年轻的作家了吧？
严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一出来，年底就加入作协了。
《新周刊》：当时中国作协和文坛是什么样的状况？
严歌苓：一言难以表述。那时参加作协似乎是件大事，当时有陈荒煤推荐，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偶像变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时间有韩白之争。我认识白烨，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网接受采访，有个网友问我认不认识白烨，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讲。我说认识，然后赶紧把话题岔开，怕他们纠缠。80后的作家对文坛有点轻蔑，没什么啊，那就轻蔑好了，得允许他们有个态度啊。孩子嘛，这火气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优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东西，想想我们过去，当时我们又看得起过谁？
《新周刊》：出国之前对写作没有抱太大期望？
严歌苓：当然抱期望了。但我当时觉得：在中国写作，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都是靠人工在操纵，不公平，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点让我非常厌恶。比如一些文学类的评奖，大家都要去活动的，这样才能获奖。那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公公是评委，能不能帮我说句话？”
我本来以为美国文坛还是比较公平的。但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得的奖，台湾是闭卷的评奖，谁也不知道结果是谁。后来我也当过终审，最后一圈入围的作品由我和另外两三个人评审。这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只看作品。我当时的稿子也是这样得奖的，还是比较服气。大陆也应该这样来试试。
《新周刊》：出国和对当时文坛的失望有关系吗？
严歌苓：也没有太大关系。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师大一块办的，我们班的人后来都挺有名，像莫言和余华。我当时觉得文学上的竞争不公平，我希望到一个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硕士生，拿到了奖学金，和美国同学比赛写小说。到现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国我能看到硬碰硬出来的成就，相对比较公平，公平就机会多些。包括台湾，只要写中文。在大陆我已经听到了三次的评奖，都说我是外国人，不算是中国作家，不给我奖。我拿了台湾的百万文学奖后，上海文学奖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提出：她不是中国人，没有参加资格。后来有专家写信说：如果她没有资格参加，当初你们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来读。你让我们读完了，我们已经有自己意见了，你又来告诉我她没有资格拿奖，这不是很荒唐吗？后来他们折衷一下给了个第二名。这种事我觉得特别讲不清楚。
《新周刊》：老作家李准一家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严歌苓：李准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见过他爸爸李准。他爸爸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儿子比较内敛。
李准是个特别幽默，说话特别生动的人，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河南方言，我在他们家里呆了七八年。当时我们家里有4个儿媳妇，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所以我写《第九个寡妇》，用河南方言一点困难也没有。我觉得四川话和河南话都特别幽默，当然北京话也是，但北京话太贫了，没有河南话那么简洁，那么有力，我对河南人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