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出门期问，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了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把菲比赶紧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个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抬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问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做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会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块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力。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一面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详。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问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吗？”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找我来！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言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当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