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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五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十个月，两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现胜利会师。
“七·七事变”日本华北派遣军登陆天津大沽港，然后一路攻占包括热河、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以及豫北在内的北方数省，他们只是后来才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遭遇开战以来的顽强抵抗。另一路稍晚在上海吴淞口登陆的华中派遣军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在淞沪战场付出伤亡近十万人的惨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打开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权。如今这两路相距千里的日本大军终于打通津浦铁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这就意味着日本太阳旗已经升在比日本岛国大几倍的中国土地上。
此刻两位意气风发的日本总司令骑在各自战马上，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彼此微笑地注视对方。日本将军都是小个子，他们身披同一制式的黄呢斗蓬，腰挎御赐军刀，连仁丹胡都修理得一模一样，看上去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几年后他们也将一同排上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将军身后紧跟着军乐队，乐队之后是仪仗队和战斗部队排出的威武方阵，当将军向对方行举手礼致敬的时候，军乐队便开始奏乐，士兵一齐发出欢呼，日本记者纷纷涌向前去拍照，记录下这个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并把“徐州攻克”的重大新闻抢先发回国内。
尽管此时中国大地还在流血，士兵脚下的泥土还在震颤，城市还在被战火无情吞噬，死亡阴影笼罩广大乡村，说明前方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但是日本人庆祝胜利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内寿一大将客气地对另一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表示：您辛苦啦。感谢华中派遣军及时对敌人实施攻击。
大将答谢：华北方面军的战绩值得好好学习啊。
寺内大将：不过敌人还没有完全歼灭啊。
大将：是啊，请多多努力吧。
仪式完毕，两位总司令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军方发言人向记者发布徐州会战的战绩称；支那（中国）军队已经遭受决定性打击，皇军歼灭敌人第五战区主力三十万人，俘虏数万人。
有记者问：皇军下一步将进攻武汉吗？请阁下予以证实。
大将答：这是军事机密，恕不奉告。
一位西方记者：请问阁下，你认为贵军会占领重庆吗？
寺内傲慢地说：是的，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两位司令官开怀大笑，笑得空气颤抖不已。
西方记者：司令官先生，外界流传日本代表正在与中国政府谈判，请问这与贵军的行动矛盾吗？
寺内大将皱起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告诉诸位，这里是战场，皇军不接受谈判，只接受投降。
西方记者追问：目前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贵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以非人道方式虐待战俘的报道，请问此次战役的俘虏将会受到何种对待？
寺内大将生气了，他厉声说：这是敌人造谣…你们将会看到皇军以怎样一种仁慈的方式来优待支那俘虏。
这天各国记者果然在野战医院看到一群正在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员，他们大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表情恐惧而惊慌。日本军医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治疗，还有天使一样的日本护士小姐推着小推车，到处为伤员敷药和包扎伤口。
在战俘营，记者也亲眼目睹中国俘虏得到人道对待的场面，他们不仅正在大嚼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喝上肉汤和洗上热水澡。记者当场拍摄许多照片，发回许多报道，有力地驳斥了外界关于日本军队残暴虐待和杀害中国战俘的种种传言。
西方人对于日军残暴本质的深刻认识当等到三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不仅任意处决西方战俘，比如砍头、腰斩、活埋、火刑、挖心剖腹、喂狼狗、做刺刀靶子等等，而且制造多起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大规模虐俘暴行，比如著名的“巴丹半岛死亡大行军”、“穿越马来西亚死亡丛林”、“修筑泰缅铁路”等等。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亚洲战场至少有九万多名盟军战俘成为日军暴行的牺牲者，伤残者无数。
2
与徐州沦陷同时，一架涂有国际红十字机徽的美国运输机在徐州前线机场徐徐降落。
从机舱里钻出来一群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他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装戴礼帽，这些神态优雅的西方人个个身挎照相机，有人胸前还挂着望远镜，好像这里不是血腥屠杀的战场而是旅游观光一样。西方人受到日本军人隆重接待。日本人为他们举行简短欢迎仪式，然后客人分乘几辆军车，一路扬尘向徐州战场驶去。
这是一个来头很大的国际观察团，团员中既有西方各国驻华武官，也有美、英国防部官员、武器专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此行目的当然不是观光，而是实地考察中日战争，并对日本人的战争能力做出恰当评估。日本人虽然十分恼火却不敢得罪这些居高临下的西方人，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有求于人，所以无法拒绝西方国家的强硬要求。根据战后披露的文件，三十年代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抗战爆发后两国军火交易额更是连创新高，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另外美国还是日本最主要的废钢铁来源国，来自美国的废钢铁占日本全球采购总量的百分之九十，而澳大利亚则是日本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当然还有宝贵的石油、稀有金属、化工原料等等，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国家发起一场全球制裁的话，资源贫乏的日本人连一个月的战争也难以维持。
客人沿途看见，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中国的城镇和村庄，还有各种威力强大的高爆炸弹、镁粉烧夷弹以及大口径航空机枪有效地摧毁中国人的防御工事，粉碎守军的抵抗意志，而这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先进武器和装备大都印有“USA（美国）”字样。仅以横行天空的日本战机为例，三分之二的航空发动机都是来自大洋彼岸美国工厂的产品。
日本人还向客人展示了攻坚武器的威力。
在一门一一五大口径野战炮的连续轰击下，一堵高大坚实的中国城墙轰然倒塌。日本军官骄傲地对客人说：没有任何工事能够抵御皇军炮火的攻击。而事实上这种大口径野战炮正是美国军火销售清单上的供货武器之一。
在川流不息的日军车队中，西方客人满意地看见，无论是拖曳大炮的卡车还是运兵车，吉普车还是摩托车，包括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其输送强大动力的发动机均为美国货。数据资料表明，抗战初期侵华日军的技术装备中，平均每百辆汽车、坦克和装甲车中就有九十六台发动机和关键技术为美国制造。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借助美国和西方的现代科技入侵贫弱落后的中国大陆，然后通过最血腥和野蛮的抢劫掠夺来向美国人支付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惟利是图的美国人同样是这场罪恶战争的帮凶和获利者。
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跟前，西方武官考察了日本坦克的性能构造，然后得出结论是，尽管日本获得了美国发动机，但是他们制造的战车至少还要等五年才能赶上西方军队。然而当他们得知日本坦克兵为了消灭敌人在起火坦克中坚持打完最后一发炮弹，最后被活活烧死的故事后，日本军人服从命令、效忠天皇和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日本将军接见西方观察团。客人向主人提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日本士兵为什么使用老式步枪而不装备冲锋枪（自动步枪）？如果使用美国制造的冲锋枪，其单兵作战能力将因此提高三倍以上。
日本将军当场命令一队士兵向客人表演射击技术，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在士兵手中弹无虚发，表明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然后演练刺杀格斗，士兵个个精神抖擞吼声如雷，一齐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刺向假想敌的胸膛。日本将军这样自豪地回答客人：日本武士将以决死的战斗精神去杀死每一个敌人，他们不需要冲锋枪，那是胆小鬼的武器。武士渴望把刺刀刺进敌人胸膛。
西方人目瞪口呆。
事实上日本人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的1945年才开始生产冲锋枪，总共生产了一千支，但是尚未来得及装备部队天皇就宣布投降了。究其原因，并不完全归咎于日本将军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是因为日本实在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日本士兵全部换成冲锋枪，他们将在短短数月内耗尽全国的弹药库存。
西方人离开徐州以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武汉，继续对中国军队进行考察，然后把对中日两军的对比结论以及战争前景判断写出书面报告呈交各自政府。西方观察家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尚不足以威胁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军队虽然落后，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吃苦耐劳，必将极大地消耗日本军队。西方人对这场亚洲人之间的战争持有的普遍观点是：幅员广大的国土将成为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有力武器，日本人占领中国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中国和日本必将互相消耗两败俱伤，日本人的胃口将被中国这头巨大猎物撑破，除非中国人自己选择投降。
结论是，适当增加对华援助，牵制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同时继续卖给日本人军火，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国际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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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三年（1938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前夕，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战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轻易露面的天皇裕仁决定亲自主持会议，由此开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先河。此后凡是有关“圣战”进程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都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并由天皇本人亲自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同欧洲宪政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皇室是名义上的皇位制，即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实权，比如英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归议会，即使高贵的英国女皇也无权干政。然而日本宪法则规定，天皇不仅是国体象征，还是陆海空三军统帅，握有战争终裁权。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并非虚设，他的个人意志对于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无一不是得到天皇的亲自御批。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日本人所谓“议会制民主国家”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实质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权统治。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战场并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样“三个月解决战斗”而是呈现出一种缓慢持久的胶着态势。天皇对此深感焦虑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贵的陛下常常为战事所忧夜不能寐，令众臣诚惶诚恐深感自责。当然这个被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当然是为日本怎样才能尽快实现侵略野心而忧心忡忡。
在部分内阁大臣看来，战争迅速扩大的后果已经超过战争最初的设想，因为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解决支那（中国）问题的要领不是全面占领，而是逐步分化，中国版图实在太大，日本吞并中国无异于蛇吞象，因此对中国实施每一次军事打击的目的都不是表面占领——占领是徒劳的，而是肢解。通过反复肢解把中国分割成若干个互相独立并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国，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长远目的，就像日本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那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也许几十年，也许几代人，为此他们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应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迫使对方接受“华北自治”等多项苛刻条件。
但是日本将军却没有耐性。
军人的舞台在战场上，他们等不了几十年，甚至连几年也等不及，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为明日的辉煌和功勋将不属于今天的军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东海对面的广袤大陆，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东方帝国之梦。以陆、海军大臣为首的日本将领坚决反对和谈，他们极力渲染说，中国这头古老的大象已经病入膏肓，只需一记重锤就能将它送进坟墓。随着中国首都南京被占领，日本将军的野心空前膨胀，仿佛“王道乐土”的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一样。既然前方将士浴血苦战高歌猛进，后方国民一致拥戴“圣战”内阁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呢？将军们发出威胁，如果内阁企图实施谈判，军队首脑将集体辞职。
尖锐的“战”、“和”对立严重妨碍天皇的判断力。
在御前会议上，文臣武将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令天皇裕仁绷紧脸缄口不语。当时有种说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饱受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的综合症折磨，使得君临万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头人。当然天皇是不能随便在群臣面前发表言论的，他的声音被称作“玉音”要被宫内大臣记录下来，当作圣旨传谕四海。直到御前会议结束，掌玺大臣宣布天皇退朝，裕仁还是未开金口，不免让文武群臣深感疲惫和失望。但是天皇临出门时却意外地说话了，陛下的“玉音”不是针对某人，甚至与御前会议无关，而是随口吟诵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茫茫海内，相争何为？吟毕离去，扔下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群臣面面相觑。
据说裕仁天皇多次在御前会议上引用其祖父的俳句诗。明治天皇是裕仁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他吟诵祖父的诗句就等于曲折表达自己的内心不满。内阁大臣诚惶诚恐连夜开会，最终同将军达成妥协，形成方案呈送天皇批准执行，这就是近卫内阁“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所谓政府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出笼经过。该文件的发布表明文官内阁不再反对战争全面扩大和升级，而军部则向内阁保证“徐州会战之后两大（中国）派遣军保持各自态势，以暂不扩大战面为一般方针，汉口作战可能在明年（1939年）春天发动。”（《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但是军人战车的驱动往往不以政治家意志为转移，徐州会战的炮声尚未停息，大本营“暂不扩大战面”的禁令就被华北派遣军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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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徐州激战之际，陇海铁路的出海口连云港忽然遭到日本舰队的海上进攻。
本来徐州一失，连云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地守军和居民大多已经撤离。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日本舰队却排出包括航母和舰载飞机在内的强大阵势，短短几小时便宣布占领连云港，缴获大批海运物资和民用船舶，当天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电。
但是海军这个“辉煌胜利”却大大激怒了陆军。本来陆军奋战数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铁路，将孤立无援的连云港变成囊中之物，华北派遣军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为在寺内总司令看来连云港就像一只锅里的鸭子，放在那里也不会飞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鸭子偏偏飞走了，偷走总司令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陆军死对头，以帝国老大自居的海军舰队。
其实此前海军已经多次制造类似越权进攻的事件，严重侵犯陆军的利益。年初华北派遣军进攻山东，海军派出舰艇抄海上近路抢占青岛，宣布将这座重要的海滨城市占为己有。此事一度引发两军冲突，险些酿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专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权贵而大逞威风，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进入近代“下克上”的意义悄然演变，成为日本军人集团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内阁决定与英、美妥协削减海军舰只。首相滨口雄幸招致军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处极刑，刑前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观看根据刺客故事改编的戏剧之后，公开表示对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支那（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大行其道为所欲为，肆无忌弹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法西斯军人集团上台的武装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帝人事件”、“神兵队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泽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轻军官数百人发动政变，全面袭击东京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党本部，枪杀内阁首相犬养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驻守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发动兵变，公然杀死曾任首相的内阁大臣斋藤实和高桥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边等多人，开创军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称“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时蔚为风气。
本来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擅自行动和越权作战为军纪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经像一种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军队像脱缰野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寺内总司令向东京拍发电报进行控告，同时派人向海军提出抗议，更有年轻气盛的师团长派出坦克部队开往连云港向海军示威，但是一向傲慢无礼的海军哪里把陆军放在眼里。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军舰上的远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舰载飞机排出密集队形从天空呼啸而过，海军陆战队筑起工事严阵以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一场流血内讧眼看难以避免。
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1942年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时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请求海军运兵船支援，海军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加速瓜岛守军覆灭。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支那（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