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教授实验室时，见到的比谣传的更令人懊丧。屋里每件东西上都积满了灰尘；书籍和仪器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动了。我进门时，教授正坐在书桌旁打瞌睡。桌上是三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一把剪刀和一张晨报，头版剪下了几则报道。
他抬头看我时，我发现他倦眼朦胧。“你好，”他说“昨晚怎么也睡不好。”他点了支烟，手有些颤抖“你就是让我指导论文的那位年轻人？”
“是的，先生。”我说，不一会我的疑虑担忧就变成了惊骇。
“你在国外当过兵？”他问道。
“是的，先生。”
“对那里有什么留恋的吗？”他皱了下眉“喜欢上次战争吗？”
“不，先生。”
“你看还会再来一次战争吗？”
“看样子会有，先生。”
“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看来毫无办法。”
他凝视着我：“听说着国际、联合国这类东西吗？”
“只在报纸上读过一点。”
“我也一样。”他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剪贴簿，里面贴满了剪报。“过去我对国际政治从不注意，现在我研究它，就象我过去研究在迷宫里的老鼠一样。人人都说我说同样的话，‘看来毫无希望’。”
“除非出现奇迹——”我说。
“你相信魔法？”他厉声问道。教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个骰子“我来掷两个二。”他连续三次掷出两个二“大约四万七千次中才会有一次机会。这就是你要的奇迹。”一瞬间他脸上绽出了笑容。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他说他还有课，他的课已经开始１０分钟了。
他没有很快就信任我，也不再提及骰子的事。我以为那些是灌铅骰子，也不再去想他了。他给我安排了课题，观察雄老鼠穿过带电的的狭长金属板去找食物。这实验在３０年代已经做得令人满意了，仿佛我这种无的放矢的工作还够使我奥恼，教授还时不是时用毫不相干的问题来打扰我。“你认为我们该不该不在广岛上扔原子弹？”或是“你以为每项新的科学发现都是对人类有益的吗？”
然而，我段难敖的日子并不长。我同他在一起快一个月时，一天早晨他对我说：“让那些可怜的动物休个假吧。我想请你帮我研究一个更为胡趣的问题——也就是我的神志正常的问题。”
我把老鼠关到了它们的笼子里。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他轻轻地说“盯着我书桌上的墨水瓶看，要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告诉我，我会悄悄地，也可以说宽心地到就近的疗养院去。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