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的情况一点没变好。还是待在壳里，浑身硬梆梆。当暖融融的太阳照进来，我认为自己总该“孵化”了吧。
那天孙煤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个英雄，一个牺牲了的英雄。方方脸，一副不打算吸引人的面容。他像过去许多个英雄一样，并没有一副英雄的长相。我想，应该为团支书大哭一场，把许许多多的歉疚哭出来。可我哭不出，英雄与平凡人之间的距离使我不敢贸然动感情。孙煤把有关这位英雄的文章念给我听了。我觉得并不新鲜。好像每个英雄都有一模一样的文章等在那里，只等他们一牺牲，就登出来了。我倒有人们所不习惯的，关于这个英雄的见解。也许我完全没必要去找那几件乐器。我当时对几个新兵大发雷霆：“丢了？！战士上战场能随便丢武器吗？回去找！”说完我沿着来路往回跑。我知道我鼻梁间那根淡黄血管吓人地鼓起，变成紫色。谁要阻挡我的勇敢，那是妄想。
大地一阵猛烈地哆嗦。我抱紧一棵树，这时一个人扑上来，把我拉开。几乎就在同时，一大群石头倾下，最大的一块撞断那棵树，以更大声势往坡下滚去。我定定神，才发觉自己紧缩在团支书怀里。他一听说我回来找乐器，便悄悄离开队伍来追我。他的表情很复杂，搞不清他对我的英勇行为是赞许还是谴责。奇怪的是，我并不想马上离开这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天在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前面在塌方，为几件乐器，不值当的！”他说。我挣脱他，他却紧抱着我不放。“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真的一页没看吗？”
我轻蔑地翘起一个嘴角。这种时候提这种事，他也太不像话了。我甩开他，继续向前。
一条裂缝。山裂开伤口，赭红的土壤像它的血肉。雨水往这伤口里灌，整座山痛得发抖。我呆望着这个深不见底的裂缝。这是奇迹！这需要多巨大的力，才能撕裂它！
“不能再过去了！不值当的！”他吼起来。他拉住我的手：“你把我的信真的全烧了吗？一页也没看？”
我大声回答他：“对！全烧了！”
跳过去！我明知道这一眺很愚蠢，但我不能后退，后退是逃跑。我宁愿愚蠢也不愿可耻地逃跑。趁他完全失望，松开手的一刹那，我跳了过去。
他大惊失色：“你疯了！你过不来了！”
裂缝在飞快变宽，变得难以逾越，我这样不顾后果的英勇的确是疯了。我后悔了，想跳回去，但已不可能。山上的石头密集地滚下来，像要爆发泥石流的样子。我终于找到那些被砸得稀烂的乐器。
“陶小童！”团支书在呼唤。
裂缝已变成真正的鸿沟。他站在鸿沟彼岸，呼唤着我。一筹莫展使他脸上露出极度的痛苦。我才感到自己并不想被飞石砸死，也不想掉到沟里被埋掉。我急了，生命在缺乏保障的时刻，才认识到每个人只有一次享用它的机会。
“你快跨过来！”他声嘶力竭地喊。
我绝望地摇着头。又滚下一批石头，轰隆隆响着，树被砸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这时显得无比娇弱。
团支书无目的沿着沟边奔跑。他想跳过来。“你不要过来，没必要！”我凄惨地喊。他往后退几步，猛一弓身，丹田发出一声闷响，到底跨过来了。
我惊呆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过来陪我倒霉。死一个就足够了！死这事没什么可羡慕的，他何苦陪着！
泥石流真的发生了。开始是赭红的泥浆，渐渐混进石头；小石头邀请着大石头，大石头引诱着更大的石头，轰轰烈烈，沿途不断壮大着实力，带着破坏一切的自信，带着由自信产生的不慌不忙，势不可挡地倾下来。
我再次被团支书抱任。我感到恐怖，但不再孤独。他拖着我向山下跑，飞快地跑，摔倒了就干脆往下滚。我们必须跑到泥石前面，才能躲到安全地带。但我们没成功，逃生的路被封住了。
泥石流的流域在不断扩展。不一会儿，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将被它侵吞。它将毫不见外地裹起我们，一齐去冲毁别的。
剩下的惟一退路是从鸿沟上跨过去。
“跨吧！大胆！…”团支书对我喊。
泥石流响得像千万个闷雷。
我试了几次都气馁了。反正没有希望，不如死得省事点。
他对我喊，给我各种鼓舞，全不济事。我倒挺安详，抱定主意要死在这里。他推我，抓住我的肩膀猛摇。
…突然，我觉得他有些眼熟。他使我想起远在他之前的一个形象——一个标准军人“他”隐没了许多时候，突然在这一刻出现了。团支书是谁？…周围一切都宁静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真切的幻觉…
团支书大吼一声，从沟上跨过去，站在对岸朝我张开双臂：“你看！不是没掉下去吧？跳呀！”
一些碎石开始向我袭击。我跌跌爬爬地乱跑着，举动盲目而疯狂。
“跳呀！快跳！”他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快要听不见了。再过一会儿，我和他会永远被这条大沟隔为彼此。他还对我喊什么，我已全然听不见了。
我对他喊：“你走吧…快离开！没必要！”我的喊声同样也不为他听见。
接下去我们再也听不见对方的喊声，尽管俩人都喊得那样吃力…
我猜不出他当时在喊什么。或许还在念叨他那些信？我对那些信态度一点也不暧昧，全烧了，一页也没看。
我看着报纸上的英雄。他真的十分眼熟。我真的记起他是谁了。也许我看过那几封信，就会明白他是谁，肯定的。他在信里一定要把这谜底告诉我。可我将永远地陷进那个谜里了。
那个被我多次抛弃的幻觉又出现了。我嘲笑过它，像嘲笑童年的玩具：那是个什么可笑的东西，我曾经紧搂住不放！而等我真正长大，反而会对可笑的东西认真，继而对自己蒙昧的年代尊重起来。
我开始尊重那长长一段稚气的痴情。于是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复活了。我承认“他”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一张农民式的脸上，带着土腥气的微笑，真实得令人感动。
由于团支书王掖生的书面证词，徐北方已从小黑屋里出来了。团支书牺牲后，人们在他书桌上发现那张写了一半的证词：“…枪里没有子弹。”但他的问题还没最后搞清，还留了个窝窝囊囊的尾巴。孙煤领他来看我时，我的形象大概使他大受刺激，竟站在门口一步也不敢迈了。孙煤知趣地躲开了，把沉默的他留给我。那样的沉默我受不了，好像守着我的灵柩。他呆坐好大一会儿，才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他的作品登在很显目的位置。画的题目叫《泉），而画面没有一滴水：一片干旱无望的沙漠，一个女性裸体的阴影。女性已不存在了，但在她原先趴过的沙层上，准确地留着她的形体和情绪；沙漠一丝风也没有，被女性身体压过的沙层，呈现出明显的凹陷，凹陷处的沙是湿润的，像含着一点宝贵的水分。画是靠微妙的色彩层次，把湿与干、有机与无机、生命与非生命表现出来的。沙漠忠实地印下一个由于干渴而死去的女性形状。“她”痛苦过，而死得又无比安详。“她”哪里去了？她优美的形体难道溶解到沙里去了？那根红头绳还红得那样活生生的。作者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来共同设想“她”神秘而荒诞的结局。
我完全能想象，原作会怎样地震撼人心。
徐北方临走时，匆匆吻一下我的脸——那块惟一裸露的肉质。然后一溜烟跑了，生怕我会爬起来缠住他。
我知道，我已彻底失去了这个人。尽管我爱他爱得要死。现在，此刻，我爱他。尽管他说一切由我来作决定：是要他还是把他还给孙煤。但我知道，我是失去了他。我现在装作对他冷淡，是一种薄情，也是一种多情。
我后悔极了。真是后悔极了啊。
在许多来探望我的人中，最使我意外的是小半拉儿。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神奇般冒出来。他一点也没长高，欢乐中却带了点成熟的忧郁。他说他当时考取了贵州一个专区的杂技团，那时他们正想招一名小丑。
“想知道我的底细吧？”他问。
我说当然。
“主考人递给我一个小条子，上面写：请你大声说句话，再小声说句话。”
他做了个鬼脸。
“大声的，我喊：‘有废书旧报纸鸡毛鸭毛拿来卖！’小声的，我凑到他面前：‘粮票换鸡蛋，换不换？’…我就考上了。伟大不伟大？”
我辛酸地想：他今后为博取众人一乐，就要把自己歪曲得一塌糊涂。他笑了，我却因此笑不出。他出走的目的，是为哥哥争得一个独生子女不下乡的权利，这样父母就能复婚。
“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小半拉儿说。“唉！算了，后悔也没用！”他对一切都大度，不然他会活不下去。他牺牲了自己，为哥哥捞了个城市户口，捞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他们合家团聚了，可他却要长久地远离家庭，孤单单地生活。我想他是为此后悔吧。
原来人人都会后悔。假如我也能像小半拉儿那样大度地说声“算了”该多好。
许多天里，我一直在盯着这张报纸看。这位英雄、我的团支书、方脸盘军人，让我体会到“后悔”这词的无情。我后悔从来没把他的模样看清楚；后悔我不顾一切地把那九封信扔进火里；否则，决不会这样晚才认识他…
刘队长领着新兵们静悄悄走进来。他们不像当年的我那样傻，那样容易景仰什么。他们只是很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会成了这副怪样子。他们像老师领来参观的学生，守秩序地围在旁边，与被展览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当兵不久，宣传队却解散了。可他们无所谓，不像刘队长那样想不开。他们年轻，去哪里都受欢迎，干什么都来得及。
新兵们仔细看着与我有关的一切：输液架、氧气瓶、白色的床和白色石膏里的我。他们不怎么敬慕。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也不装着敬慕。最后他们注意到我对面墙上的报纸，那是孙煤照我吩咐贴的。
我深信他是我葬送的。
我后悔的事很多，最最后悔不该为那几把乐器去送死。为唱一个高调，而葬送了他。泥石流停息后，没有找到他。他不见了，消失了，再也没有他这个人了。
整座大山成了他的坟墓。
他死得不管是伟大还是渺小，全是我一手造成。我将永生永世摆脱不了那恶梦般的深沟…
那样的深沟，只可能出现在恶梦里。我和他隔着深沟声嘶力竭、而又无声无息的呼唤。呼唤…
我相信世间有这么一种情感——
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久久爱慕的人。他不存在了，也许从来没存在过，但又有什么相干？那种爱慕之情并不需要一个实存的对象来寄托。我找到了“他”也就对自己的痴情有了交代；对自己蒙昧而赤诚的年龄作了告别…
我最想跟他们谈的，就是关于“后悔”
可他们，这些新兵们只管傻里傻气地瞧我，并不巴望与我交谈。
我待在硬壳里，是有理由被他们参观的。
但这样被参观太不好受了，因为我毕竟不是标本、化石什么的。
我想起那次参观恐龙。巨大化石使我感到巨大威慑。但遗憾的是，我在最后一刹那看透了它。化石的某个局部有点小破绽，我用手顺着破绽抠了抠，竟抠出一小块报纸！这个庞然大物竟是用纸浆做成，涂上颜色、上了釉料，再像拼装玩具一样拼起来的。这东西作为玩具是太恐怖了！当时，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怕大家扫兴，怕历史的严肃性被怀疑。
还怕人们像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
我想我应该打起精神来，跟新兵们谈谈这些。
可我不能动弹，束手无策地被他们参观着。我渐渐感到难堪、恼怒。
喂，有你们这样看的吗？难道我他妈是个恐龙蛋？！
二稿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