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
“你和他很相配，我不胡说。他早就爱你，很早很早，这点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口。难道我这副样子还在乎什么爱不爱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强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头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出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按他们的愿望写了。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做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晕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性，浑身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头脑简单的东西。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道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高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口呆。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水平。他有种种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吹。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高力冲进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干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高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出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子冲上去，拿出他庄稼汉地道的摔跤本领，使高力猛栽下去。他按住高力，对徐北方叫道：“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
但徐北方没照他说的去做，以致招来更大的灾祸。高力吃了亏，一面回头威胁道：“等着吧！”一面气急败坏地跨上摩托车。
高力再回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宣传队的“作风糜烂”问题。在这期间，恰巧发生了一件似乎和这事有牵连的事：大雨季，有人发现桃园后的小屋往外飘书页子，这才知道里面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們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