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
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全身雪白，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进进出出的人都一声不响，撤下这只瓶子、换上那只瓶子，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全交给这些瓶子了。没人在意我的苦闷。我真想说：别这样对我呀。
我浑身多处骨折，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他们不是成心要我变得难看。
我有过好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修长笔直，长得老成起来，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而是粉红。军装下，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胸前也鼓鼓的，被一对蛮像样的Rx房撑起。有次洗澡我吃惊极了，想不起这些关键性变化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些不可告人的梦。有次梦醒，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双手紧护在要害部位上。这个阶段的少女，好歹都是漂亮的，似乎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整齐统一的军装，并没有掩去青春期神妙的变化。
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我尽量缩着肩，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在他做思想工作时，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但他还是看我，这次不知怎么了，他一反常规地总朝我看。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尤其是我，他都是决不看对方的脸，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①。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然后他坦然地告诉我，有人不同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人就是他。
①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相互间谈话从不看对方的脸，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假如注视对方的脸，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但接下去情况就不妙了。
“你提了干，”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
我没有笑，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大喜过望的样子是很蠢的。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蔡玲等人。提干是好事，意味着穿皮鞋、戴手表、谈对象、穿的确良衬衫，团支书就有件天蓝色的的确良衬杉，他很少穿，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我想和你说个事。”
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
“咱们到屋里说吧。”他走进身后的库房，一杆杆擦过的枪排在那里，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
他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跟你说吧，我想跟你好。”
我脑袋一晕，像遭了人暗算，差点栽倒。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坐下。他用力时，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
“嘻…你劲真大！”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
“我能扛二百斤哩！在家的时候。”他炫耀地说。一扬眉，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要在乡下，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
“你咋想？…”隔一会儿他问。
“什么呀？”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
“怎么可能？…”我小声嘀咕。
“你一提干，咱俩不就合条件了？这些年我一直就等着你。”
他又嘟嘟囔囔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嘟嘟囔囔。我毫无反映，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到他脸红了，头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显得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目光相接的瞬间，他忽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
“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
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开腿跑。
当时，我只是一心要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这个人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落拓不羁、和有着一大堆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
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
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
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
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
“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你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我配不上你。”
我纳闷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别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住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着老练；他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
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就痛痛快快哭它一场。这事怎么闹成了这样？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谁亵渎了谁？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
我知道团支书讲的全是真心话。他越是真心就越让我害怕。我完全糊涂了：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写那些绵绵情意的诗也不再是毛病，好像还挺让他羡慕。观念整个颠倒，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反过来再想想他，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反而引起一阵极大的不舒服。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他的质朴勤劳也使我毫不动心。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淡无奇。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对他尊重。平淡无奇是他的惟一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
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
或许，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总之，我挣脱了他。
我挣脱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耻大辱。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XX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
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爱好家和艺术同情者，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有想通。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挺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
“哦…”“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放心吧你，”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这天半夜，轮上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撤了谎。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难道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那是我干的事吗？那样干只能是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东西。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不漏过，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我还是看懂了它。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了，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的，不能回来看你的…”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把生命吐向天空。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是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了中风。与他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强。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xx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那你，”他平静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
我爱过谁？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这些年，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若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白费气力，到处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是傻得没救了。
“喂，我爱你。”他说。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但我没有合。
“我爱你！”他有点愤怒了，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
我还是没有回答。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喘息。
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声音很恐惧地喊。
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劲，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还会来的，肯定。
我对“先进人物”这身分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尽管讲稿已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败大家的兴。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就为这个，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很机智，又大又黑。
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起初是断电，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老子们想看演剧！”
“冲进去！管他娘的！”
警卫连死挡住门，半自动全横过来了。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毬！…”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对不起！”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问的接触，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静了，静得好奇怪。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打人、砸东西，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人慢慢冷静下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步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唐站长“嗨嗨”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盯着输液瓶。那样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孙煤走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痛苦得真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
她真美。她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