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强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身体和衣服上所残留的精液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诱的或强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性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日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吸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银行户头的控制权——是民主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政府，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入侵吞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饱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满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足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交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干涉她生活方式与交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粗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入研究，对警察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警察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警察。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棍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警察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身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游行。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性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胸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胸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xx交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警察。
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乳酪酸黄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强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满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强迫进行某种性行为。这些性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身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皮夹克，眉毛上穿洞，身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骚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性是绝不会原谅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麻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血，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骚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高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血，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交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迷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干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高大、强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唇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棒，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阴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不受喜爱、行为怪异的女孩。
后来，当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时“天大恶行”发生了，这事她并不愿意多想。最后一次爆发设立了范例，使得小学的档案簿内容再次被拿出来评估。此后她就被法律认定为…疯子。一个怪胎。莎兰德根本不需要任何文件证明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不过只要潘格兰担任她的监护人一天，她对这些事便不感到困扰；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如今出现这个毕尔曼，她受监护的事实恐怕会成为她生活上麻烦的负担。无论她找谁，都会遇到陷阱，万一她打输这场仗怎么办？她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吗？会被关起来吗？其实别无选择。
当晚稍晚，当西西莉亚和布隆维斯特两腿交缠静静地躺在一起，西西莉亚的胸部就贴在他身侧时，她抬头看着他说道：
“谢谢你。已经好久了，而且你也不错。”
他微微一笑。虽然幼稚，但这种恭维总是听得舒服。
“很意外，但我很享受。”
“我很乐意再来一遍。”西西莉亚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看着她。
“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情夫吧？”
“一个备用情夫。”西西莉亚回答。“不过你得回家睡觉，我不希望我早上醒来还没做运动、化妆之前看见你在这里。你最好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我们的事。”
“我怎么可能！”布隆维斯特说。
“我尤其不希望让伊莎贝拉知道。她这个人很麻烦。”
“却住得离你最近…我遇过她。”
“是呀，幸好从她家看不到我的前门。麦可，请保守秘密。”
“我会的。”
“谢谢你。你喝酒吗？”
“偶尔。”
“我好想来一点水果味的杜松子酒，你要吗？”
“好啊。＂
她用床单裹住身子下楼。当她端着一壶冰水、两杯杜松子酒和柠檬回来时，布隆维斯特正光着身子站在她的书架前浏览。他们干了一杯。
“你为什么会过来？”她问道。
“没什么特别原因。我只是…”
“你本来坐在家里，翻阅亨利的调查资料，然后忽然跑过来。就算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过那些资料吗？”
“一部分。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和它同在。只要和亨利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受海莉失踪疑案的影响。”
“这的确是个会让人入迷的案子。我认为这是发生在一座岛上的所谓密室悬案。所有的调查似乎都不依循正常逻辑。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死胡同。”
“这种事会让人沉溺其中。”
“那天你也在岛上。”
“对，我在，也目击到整个骚乱的情形。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读书，那个周末我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对她的看法似乎天差地别。”
“这是不列入记录还是…？”
“不列入记录。”
“我完全不知道海莉心里在想什么。你想问的肯定是她的最后一年吧？她一下是个疯疯癫癫的宗教狂，一下又浓妆艳抹、穿上紧身毛线衫去上学。她显然非常不快乐。但我说了，我当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问题的起因何在？”
“八成是戈弗里和伊莎贝拉。他们的婚姻根本是胡闹，不是狂欢作乐就是争吵。倒不会打架——戈弗里不是会打人的人，他甚至有点怕伊莎贝拉。她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戈弗里便几乎长年住在他的小屋里，而伊莎贝拉则从来不去。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村里，活像个流浪汉。后来他清醒了，再次穿得整整齐齐，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难道没有人想帮海莉吗？”
“就是亨利呀！最后她搬进他家。不过你别忘了他还忙着扮演大企业家的角色。他经常出远门，没有太多时间陪海莉和马丁。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本来在乌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父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父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熟，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考试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水。他的裤裆开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折磨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父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足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父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
“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入国会，说不定还能入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欢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身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只不过阿曼斯基可能会太当一回事，以至于过度关注而让她喘不过气。他呀…也可行吧。
虽然她很清楚妇女庇护中心的功能，却从未想过前去求助。在她眼里，庇护中心是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仅剩的选择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这样绝对可行。
看来毕尔曼律师的未来堪虑——
注释：
①一种摇滚手势，又称“魔鬼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