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鄰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于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后想想，卻覺得還不夠了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于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
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為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為藝術，如貝多芬為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且對于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芬不必為此而愧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那交響曲卻是真實地存在著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車，與貝多芬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著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芬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幾千年來，人們為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卻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點。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后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
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著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于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于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給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是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著于自己的存在，沒有行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后，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為山宁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宁的蔑視一切，是比綏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無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于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為，山宁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后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有，人們彷彿在潮汐退落后的沙灘上行走，四圍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為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
這之后，山宁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出現的乃是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了。
當北伐時期的革命已經從記憶中漸漸淡忘，而新的時代啟示還沒有顯明，社會是在經常的破落中，這之際，游離出來的就有路易士那樣的人物，不止他一個，而是一群。他們沒有嚴重的失敗情緒，也沒有魅人的時代前景供他們追求。他們只是分散地對自己的被迫害而反抗，不是聯隊的戰鬥，也沒有號筒，各人只能信託自己；集體的戰略與戰術不需要，也不關心；看不見自己的同伴，也看不見敵人的全體。他們各個地戰敗，死亡，然而不能引起一個聯隊的覆滅的那樣嚴重的失敗情緒，偶爾也有小勝利，然而這種小勝利往往很快就消失。
路易士都是這樣，他在反抗，所以他的詩不同于吟風弄月那一套。然而他的反抗只是散兵戰，所以他的詩也不能成為時代的號筒。有如散兵戰之于集體的戰略與戰術是隔膜的，因此他沒有學習較為廣大、較為深入的理論體系的要求，也沒有全面地考察環境的要求。
他讀書甚少，對事實不求甚解，卻並不因此感覺自己的貧乏，倒是這樣反而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者，原因在此。他沒有攻打到敵人的要害，甚至不能發見敵人的要害所在。身在戰場，而如此孤單，所以他總是恐懼，懷疑全世界都在迫害他，而抓住任何一點，就用全副力量來攻打它，有如吉訶德先生之攻打風車。並且因為恐懼，他需要時時壯自己的膽，極力裝做驕傲，非常之注意自己的尊嚴。
如有些人所嘲笑他的，他把他所僅有的手杖與煙斗當做無敵的武器，其實卻不過等于吉訶德先生的不中用的長矛。而且也如吉訶德先生，總是戰敗的回數多，但也非完全沒有勝利。是這種不足道的勝敗，由此而生的失意與歡樂，憤怒與寬大，幻境與夢想，構成了他的詩的全部。
雖然如此，因為他究竟是在戰鬥，而他的詩也能準確地表現這種戰鬥，所以還是好詩。這種戰鬥雖然不足道，可是這時代正是千千萬萬小市民和路易士同一命運，走着同樣的道路，不過有的比較聰明些，因此也更缺少智慧些罷了。
這麼一種不足道的戰鬥，勝敗都不能驚人，而歸根還是各個地被擊倒，像蒼蠅一般靜靜地死掉，沒有同伴的鼓勵，甚至沒有牧師給他們做臨終的祈禱，他的墳墓上沒有花圈，也沒有十字架。這看來不像是悲劇的悲劇，乃是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路易士的詩，好處就在于刻劃出了這一群人的靈魂，它使人不愉快，然而並非可笑的。
我在好幾處把路易士比擬吉訶德先生，一定很合有些人的胃口，但我請求他們明白，吉訶德先生那樣的人物，起初是使觀眾發笑，漸漸的卻覺得不愉快，看完之后錯散，各人的心裏還有一種不能排遣的憂鬱，為吉訶德先生而哀傷，也為自己而哀傷了。路易士是有吉訶德先生的可笑之處的，幸而他不是市儈，所以也有吉訶德先生的嚴肅之處。
路易士的自稱為詩人，也和吉訶德先生的自稱為武士一樣，很受了一些人的嘲笑的。自稱為詩人，與自稱為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固然同樣有礙眼的地方──但路易士還是幸而不是市儈，並非拿這來做招牌，另有所鬥。他沒有一般人所有的主義，沒有宗教，也沒有任何生意經，乃至于在人間他沒有得到一絲溫情。這樣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簡直找不到一個字眼來下一個定義。然而人是不能這樣生活的，即使不過如基茨自擬的墓誌銘所說，是“一個把他的名字寫在水上”的人吧，他還是要替自己找出生存的資格，工作的意義的。路易士的自稱為詩人，和有些人的自稱為文豪，大師，革命的戰士，不同的地方在此。
當然，他也有做作的地方，可是做作得很幼稚，甚至于有些地方使人聯想起阿Ｑ式的狡獪。但阿Ｑ的狡獪還是可愛的。因為老實人裝狡獪，不過使人笑，而狡獪者裝老實，卻使人憎，使人恐怖。路易士是善良的，無害的，有時候雖然出點小亂子，也不過如吉訶德先生之搗亂了羊群。但因為太善良了，甚至對于敵人都是無害的，這是路易士所代表的那一群人的悲哀，他們在這時代註定了只能做這樣的角色，他們也戰鬥，可是往往勝敗都不分曉，就這麼地被抹掉了。
路易士的話，集成冊子出版的，有“愛雲的奇人”“煩哀的日子”與“不朽的肖像”三種，氣氛有點像李賀與孟郊，卻分明是現代的產物。
最近我看到他發表的一首小詩“魚”還有“向文學告別”的原稿，都是很好的。我認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文學的分水嶺，在詩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敗后的代表作品，則是路易士的。“女神”轟動一時，而路易士的詩不能，只是因為一個在飛揚的時代，另一個卻在停滯的，破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