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朋友說起，片岡鐵兵新近在一個什麼會上提議，對于中國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無聊小品，不與時代合拍，應予以打擊云。據說是指的周作人。原文我沒有看見，因為身非文化人，文化界的動態對于我總彷彿是別人的事，不甚關心，而又彷彿全明白了似的，不想再有所發現，這不甚關心于是變成真的隔膜了。所以當那位朋友這麼說了以后，我只應曰“哦！”心裏卻想：為什麼要這樣嚴厲呢？或許並沒有這樣嚴厲，也用不著這樣嚴厲的。又想：或許他並非指的周作人。打算去查一查，好知道一個究竟，可是還是懶下來了。
但因此我記起了周作人，去年還在朋友家裏見過一面的，並且送他到浦口上火車。看着他，當時我的心裏只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正如他寫給我的一首舊作“禹蹟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的那種情味。后來在古今雜誌上又看到他的一篇小品，自說他的文字是有著一種淡淡的憂鬱的，可是讀他的文章的人少注意到這一節。
淡淡的憂鬱，正是北伐后到現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並非飄逸，他的平凡，並非自在，他的隨緣，並非人生的有餘，而是不足。只有這“淡淡的憂鬱”是最好的說明，並且連帶說明了那次和他在一道時我的那種惆悵。
我是更喜歡他在五四運動到北伐前夕那種談龍談虎，令人色變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彷彿秋天，雖有妍思，不掩蕭瑟。他不是與西風戰鬥的落葉，然而也是落葉，掉在明窗淨几之間，變作淡淡的憂鬱了。
然而我仍然尊敬他，因為他有一個時期是曾經戰鬥過來的。他的晚期作品，雖然把人生收縮了，也還是言其所知，行其所信，誠誠實實的。尚有淡淡的憂鬱，這是周作人的文章始終高出于論語派，不僅在工力上，尤其在氣質上不是俞平伯林語堂之輩所能及的地方。
我也希望周作人的時代過去，可是我以為這不是開一文壇法庭的事。說到文壇法庭，忽然想起了路易士。也是朋友偶然之間告訴我的──因為我自己近來對于出版界的情況總是這麼生疏，說是頗有些人不滿于路易士的詩的頹廢，個人主義，與其為人的驕傲，在報章雜誌上已經發表過很多攻擊的文章了，而且還要更予以一次徹底的掃蕩戰似的。人家要攻擊，要掃蕩，本來不干我的事，而且所說頹廢，個人主義，驕傲之類，我想路易士也的確是的。但我以為不必如此對付他，也不應當如此對付他，那個理由非常的簡單：倘使是以色列人，聽到耶穌對著耶路撒冷城慟哭，並且咒道：“以色列人哪，你們有禍了！”大家就會把他稱為失敗主義者，然而有人慟哭，偌大的耶路撒冷總算是不寂寞了。又倘使這世界是魯迅的“野草”裏所說的沙漠，則頹廢的歎息，比較看不見的四下裏空虛的笑聲，總還算是溫暖的吧。
路易士的個人主義是病態的，然而是時代的病態。
從他的詩以及從他的人所表現的，都有這種病態的氣氛，然而不是墮落，因為他對于人生是那麼嚴肅，他的病態有時毋宁是過于把瑣碎的事物看得認真而來的。有些人還說他是享樂主義者，這是完全不對的。至于說他頹廢呢，我以為都還有保留。因為，頹廢與積極，革命與反革命，有時候實在也不容易劃定界限。就文學來說，例如夏多布利安在一八○○年出版的“阿達拉”勃蘭兌斯稱之為以暴風雨的力量感動了法國的讀書界的，內容卻並非講的革命故事，而是描寫一個印第安基督教徒的女兒的戀愛與死的小說，非常之強調宗教的感情的。然而它仍然可以是代行法國那一時代的偉大作品。諸如此類，形如相反，實乃相成，說來話長，姑且從略，並且所謂路易士的頹廢在與現時代的相反或相成上，是否也和夏多布利安的宗教感情可以作同樣的說明，也姑且從略。在這裏我只想提出一點──
即使是病態的個人主義者，較之啦啦隊合唱的和聲，是要真實得多，也更可尊敬的。
至于個人或與“時代”──其實是流行的風氣不合拍，照以往歷史上有過的例子來說，那是不一定咎在個人，倒大抵是“時代”應當反省的。
路易士的詩在戰前，在戰時──戰后不知道會怎麼樣，總是中國最好的詩，是歌詠這時代的解紐與破碎的最好的詩。正如他之為人。與路易士相處，給我的印象是不安，甚至于不愉快，然而他的一切依然是可敬的，就是最苛求的希伯來人的上帝，對于他也只看作是迷路的羔羊，還抱著深切的愛的。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寫作“周作人與路易士”行文上其實是不自聯結的，所聯結的只有一點，就是我以為文壇似乎以沒有法庭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