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這輩年輕人的作品，第一個感覺，它是全新的，它是非常好的。但是于此發生了幾個問題：
一、為何此時于台灣會有這樣的好作品出現？
二、就文章來說，它果然是自足的嗎？
三、文章的自足與它對時代的問題的使命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一
史上新文學的出現，大概都是因于一番關係朝代的大變動，如歷史上開出了唐朝的天下，纔有李白一干人的詩文出現。又如五四的新文學，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但今台灣的文學只是自然發生的。
譬如繪畫，二歲至五歲的小孩個個都是繪畫的天才。小孩的繪畫都是全新的，不受一點傳統的技法的影響，也沒有思想，而惟是天趣，而這已無有不足了。今台灣的青年文學亦可比這樣。如朱天文朱天心都是還在剛開始讀高中時，就已出開出了文學的花朵，及讀大學，也是讀的英文系與歷史系，沒有受過文學系的教育的，所以能寫得那樣的好文章。但是小孩的繪畫天才隨著年紀長大就都喪失。前此台灣一批十七歲的文學天才型幾乎都是持續不到二十五歲。今朱天文等這幾個人的前途又怎樣呢？那可是不同的。前此十七歲天才型那般人是其人格與知識一直沒有成長。
有天趣的人就是有天才，人稚幼時個個是天才，長大后天才就少了。但一個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長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長生的。過去好的時代庶民日常用的陶器，往往使今時的天才陶藝家歎服。在好的時代，一般人的人格與知識都健康，天趣就可以長生了，不限于稚幼時。寫字更可顯見。小孩寫的字都是好的，長大后仍要像小孩的寫字是不可能的，但若是真的書家，他雖然也不能再寫小孩的字體，但是能在成人的書體中保存像小孩時的天趣。又即使不是書家，只要其人格與知識健康，寫的雖是俗體字乃至如朱天心說的長腳蜘蛛體亦還是可有各人的風格。如柴山康子的、仙楓的、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的字我都仔細端詳了，看出好處來。
惟有是壞的時代，人的人格與知識都不成長了，纔會一過了小孩期與青春期就都變得無趣了。這時纔要講到天才了，惟有極少數的天才者能不受此限制。
嬰孩期是個體生命的開端，青春期是個體生命的反逆期，可以不假外力而自己生出新的表現，這就是會有今時台灣新文學的自然發生之故了。但還是要像辛亥與五四那樣時代風氣纔好。今如朱天文朱天心不隨十七歲型以俱萎，可以保證得個人的文運，但是未足以保證國家的文章氣運。
過去的例，有李白的文章而無補于當時由開元之治轉入天寶之亂的時勢，有蘇軾的文章，而無補于北宋的隨即亡于金兵，而唐宋詩文的最好時期亦就過去了。
文學如花草，花草做春天的見證，但是不能做春天的保證。只有春天可保證花草。文運的保證在開國，而開國是在革命。
二
文章究有何益呢？
曹丕說文章是建國的大業，而又有一說是文章之士不足與言治國。兩說都對。文章與禮樂生在一起，當然是建國的大業，但文章之士又當別論。
就拿禮樂來譬吧。禮樂即是祭政一體，天子要管祭又要管政，不可能自己司樂司儀，天子只于郊祀天地宗廟時到場主祭，平日則由神官在做。亦可譬基督教，一般人不能也像牧師的專做屬靈的事，因為一般人還要他做屬世的事。神官與牧師是專業，文章之士也是專業，神官與牧師與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國。
天子偶來主祭，公卿列祭，便勝卻神官的風光無數，文章亦然。劉邦、李陵、曹操偶然做一首兩首歌詩，都此文章之士還做得好。
這裏也解答了純文學云云及文學大眾化云云的問題。
純文學是像神官與牧師專做屬靈的事。中國的志士很不愛這個，所以每每有意貶低文學的地位，曰：文章小道。日本的親鸞宗甚至反對純宗教，實行和尚娶妻食肉。
三
朱天心的文章裏，她看什麼都是好的，對人、對事、對東西、對天氣與台北市的街道，她都是興高采烈。哭也像雷雨的明亮，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太有意思了，所以專心誠意的總是玩不夠，唱歌唱不夠。而像“方舟上的日子”裏的梁小琪與那男生，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高尚極了，脫俗極了，美得大極了，然而連高尚、脫俗、美、大，這些字眼都尚未有。
現代社會連同青年男女之間，都在俗化惡化，人類的歷史在塌陷下去，然而朱天心像小孩，小孩眼睛裏的世界沒有一樣東西是不淨的，像雪霽日出照見潢污行潦之水亦都是鮮亮的。此即是文學與革命相通的地方。革命是歷史的祓禊，祓除不吉與不淨，文學便亦是禊祓。（我愛禊祓，比說贖罪好。）
岡潔說“大自然是善意的”我喜他的這說法不襲孟子的“性善”亦不襲我說的大自然的意志，而相一致。這大自然的善意我覺比說愛字好。這種對萬人萬事萬物無差別的好意與歡喜，乃是文學者最基本的心情。
易經乾卦有一句話是“天下文明”又一句話是“聖人出而萬物睹”文學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見萬象歷然。
這樣也許會被矇騙，寫的東西不符事實，但是縱使錯了亦還是好的。縱使世界皆偽，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許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寫的禪讓詔與表，即位頌，與哀冊，只要是誠心誠意寫的，還是有價值，使人讀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貴，有生榮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后的左傾青年把列宁與史大林崇拜之極，崇拜的對象雖錯了，亦是可貴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學有在是非之外的好與不好。
二十年前日本尚無人說公害，我在汽車搬運大卡車的噪音、廢氣的國道走亦還是對之有好意，這回想起來，可比走在地獄中，有目蓮的人的端正安詳。還有是大暑天太陽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飲料店，叫來一杯化學顏色染得通紅的刨冰，看見鄰座的姑娘在喫，我也豪快的把來喫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裏的，便像禪僧說的此地是什麼所在，說是說非，即是你總不可以慳吝小氣。
四
往年張愛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裏有寫從陽台上望街道與電車噹噹來去。因為她寫得太好了，我當這裏是聖地，只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日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經的中國邸宅好，上海的現狀亦且不是可長久的，其后上海淪陷，張愛玲還是離去了。
原來以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日常生活，也是我的慳吝小氣。今讀“方舟上的日子”我就儆誡自己，雖是對于好的東西亦不可再慳吝小氣，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會與男女之間的俗化惡化，在塌陷下去的現實還是不可放置。與遷怒相反，遷喜的原諒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時用塑膠吸管摺的一隻彩色角球，我很珍重的掛在書架上，但還是要想倘用草或絹或本紙來編可以更好。
蘇軾當初與章惇要好，兩人都年輕，其后章惇為柑，卻陷害蘇軾，而蘇軾昔年贈章惇的詩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贈人詩，其后發見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詩裏所寫的話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將來會發現昔年的同學有的並不是那回事，然而今日她寫在文章裏的亦依然是真的。“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與朱天文“青青子衿”裏的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就是文學的絕對的境地。
五
張愛玲不同。
張愛玲的文章裏對于現代社會有敏銳的彈劾。但她是喜歡現代社會的，她于是非極分明，但根底還是無差別的善意。可比平劇裏對于奸惡小人亦與以美化。此即是無差別的善意。漁樵閑話裏對于前朝裏，當年的問題都已成了過去，遺留的就惟有這無差別的善意的風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浪，但有浪更見得潑剌現實。大凡因歷史上的大行動而起的新文學，如五四運動而起的新文學，多是對于現社會有意見的，如云打倒舊禮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時台灣的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則對社會幾乎是無意見的。像這樣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說的台灣新文學與顏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無關。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與心岱的小說，只覺其是享樂青春，享樂現社會，惟因年輕，享樂也清吉健康。但其后覺得社會的現實不這麼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輕了，情操上漸漸沒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于是或則變為貪欲，單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則自己覺得不濟了，趕學些西洋文學的方法與觀念來支持自己，但是寫的東西反為不及以前的無學。這就是十七歲型的終了。
朱天文等的也是自然發生的文學，但是與她們的不同，一是天才的不同，二是做人的根底不同，三是用功的方法不同。
雖然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可比是寫了前八十回紅樓夢，還有后面的要寫。依文章來說，紅樓夢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其作者來說，他還是不能不寫下去。朱天心的這兩部著作，已給讀者提供了最高的人格與對人對物的情操，夠你去做革命或做無論什麼大事，就文章來說也是完全的了。它使你覺得為人在世過的日子有意思。但是以后朱天心還有不同的場面要寫，這裏是個關口，非輕易可過。
再過幾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學都就職的就職，結婚的結婚了，又若干年后開起同學會來，見了面個個變得俗氣與漠然，像紅樓夢八十回后有一章是“病神瑛淚灑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這時你對變得這樣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學，你又將如何寫法？這不是一句“往事如夢”可以了得。以前你曾與她們是同生同死的，現在她們不同了，而你還是昔日的你，你今日拿旁觀者的態度看她們嗎？但她們雖變得漠然了，她們的身上亦還有著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着現實的她們，也看着你自己嗎？
以前你與她們一道時，其實你也是有著高過她們的，現在你真是高過她們了，也依然是儕輩啊。紅樓夢前八十回是寫自己，后四十回即是作者變為像旁觀者寫他人的事似的，這裏發覺碰著了文章上很深的一個問題了，以前可是不知不覺中通過來了的。在紅樓夢后四十回裏作者便是這點上沒有搞得好。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從前的與她們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樣，他們也不能再與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紀小，大家都與天同在，與神同在，所以你與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離開了神，只有你與這些人們。以前你是不知不覺中都是寫的神的示現，神的言語，而現在你是用的什麼言語，寫的什麼現象呢？
如現在的日本作家，他們寫歷史小說，寫自傳式的小說，寫眼前的景物，寫廣島與長崎原子炸彈的記錄小說，便是都在這一點上失敗了。連后四十回紅樓夢也是在這一點上煩惱了，不說失敗，也是失意。然則今后朱天心將怎樣來打開這一關呢？
六
文章裏寫的是神的示現，用的文字是神的言語。像朱天心是小孩，她寫的文章是神與她遊戲。但一到了是作家，就發生問題了。今人已說習慣了文學家，但是文學家算得什麼呢？
中國向來禮樂文章是士之事，士的來歷是神官，文章屬于太史，太史統掌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而最重歷史，記的天道與人事，由太史自己來為，天子親征，太史抱簡冊以從，兵敗社稷亡則死之。
文章最大是歷史，因為歷史是神示現于天道人事與一個民族的言語，你若不是士，不是王官，與神無關，你就不配來為，所以孔子作春秋，他很注意到自己有沒有這個資格。歷史之外，詩歌屬于禮樂之樂，亦由王官執掌，祭政一體的王官都有神官的味道，雖中國的不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列王紀與詩篇都列入聖經，與此有著相通。
士出自王官，所以士對于文章一直看得尊嚴，不是今人所謂文學家的資格所可寫。文學家只等于藝人，中國向來對于陶工畫師、雕匠、優伶等只許其當作一件活計來做，所謂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分亦與雕匠優伶等同列。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沒有資格來為禮樂文章的文章。從前天主教只許神父讀聖經，便也是這個資格問題。中國有士而非宗教，這資格問題的意義就更容易明白。西洋后來是馬克斯講文學者的階級的資格，這就一無是處。作者的資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資格。托爾斯泰晚年注意到這個，但是這個話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語與文章皆是神的。我比較愛古印度的經典吠陀之與婆羅門，覺得比以色列人的聖經與神父宗教性少些。近代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對于神，也比托爾斯泰的好。而中國的詩人則是說仙意。
我是一個文藝者，我以一個文藝者的態度來對待我所描寫的對象人物，這樣的說話平常不覺其有毛病，今討論到朱天心以后將如何寫作，比方寫八十回以后的紅樓夢，纔分明覺出神的問題了。纔豁然知道文藝者的態度云云是怎樣的淺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風文學。
“擊壤歌”裏的國文老師的教法于她不合，她也對那老師敬愛。數學是她放棄了的，她也覺得數學偉大。她的性情搞不來她妹妹那種多情的戀愛，但是聽她妹妹說“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認戀愛比臨考還難，比數學還偉大，她覺得這個世界都是好的。“方舟上的日子”裏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頭也踢得很好玩，與梁小琪跳舞時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極了，是行的現代的格式，卻像古往今來都是這樣的，好到尚未有聖潔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說朱天心對于她所不贊成的事也有強烈的不喜歡。她母親慕沙夫人我也聽她講過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討厭那人，當面做得出來。今后朱天心的文學會開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吧。也許她還可以寫台大四年記，是北一女三年記的風光的繼續，卻能不是重複的。可以一般是王風的，然而總該是不同的吧。再出了學校，就不能不寫成人社會的種種不平事，還它一個是非分明了。這不是說前此所寫的只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也不是說王風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與王風永遠是革命的格調，也是文學的基本格調，雖是在寫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文學只是像修行，朱天心還有修行在后頭。以后要寫的是孫先生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現前的事來說，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對我的攻擊，朱西甯是與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雖然氣憤，但是年紀還小。與這類似的場面，朱天文朱天心將來會是與之正面相對著的，這就是于你做人的磨練了。這裏首先是見識，其次是器度，而于是有誓願，合起來是一個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運動的民族大義攻擊我，這就是關係時人的見識與器度的問題，比起悲憤，你倒是先要喜歡自己的見識與器度跟他們的不同，此是將感情上霧數的事把來在知性上過一過，使自己覺得清爽相的第一步。再留心看看此種現象還關係時局的氣候，你就可以從自己個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來，稍稍也可以胸襟開闊些了。這也幫助你明白形勢，量量自己鬥得過，鬥不過，有時候也要學學韓信。你乃可以想像當時韓信在淮陰市上被流氓攔住作難時他臉上的那表情，覺得親切。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衝擊的人，他有一句話：從來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這樣說時他與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認真而兒戲，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會來景美開了半年易經講座，也不會在那爬藤與木瓜的大葉子的窗下寫成“禪是一枝花”（碧巖錄新語）。也不會暑夜在那院子裏與朱家一家人看曇花盛開。也不會有那袁瓊瓊到過易經講座來聽講。又也許不會有后來的“三三”都是他們把我從華岡掃地出了門，纔只可到景美的一條小街上逛逛，買枝原子筆哄朱天心又寫一回“擊壤歌”我還給朱天文她們寫了序文。天道失敗都是成全，我喜歡三國演義裏寫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繁華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這場面寫出來，亦還是有王風的。
我對自己是有憂患的感覺，而沒有對自己不滿。對于那些人，我沒有意思當作敵人，也不憎恨他們，但是對于他們所做的也不原諒。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無私，一切總歸于人世的劫毀與創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人神攸讚的文學，以后朱天心卻是要寫天道與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這就文學來說也是開出了一個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后，今日的惡人惡事都要成為過去，人們所關心的當年的我們對惡人惡事的那態度，個人的不愉快，集團的憎恨，與造作的階級的敵意，寫在文學裏會是怎樣的瑣小與低劣，只看都收不進漁樵閑話裏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于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于“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只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后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只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黨不原諒。中國文學裏習慣了說天，說仙人，比說神好。因為神容易被說作比人還更逼實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敵鬥，未有戀愛的文學，但是寫有是非、有敵鬥、有戀愛的文學也還是必定要與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國文學裏的戀愛原來也是現實的境界，而又高又開闊，而今人為學西洋的，都把來為窄了，只可以上話劇，不可以上平劇。朱天心說要痛痛快快的戀愛它幾場，就要看她又是怎樣的寫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亂攻擊人，他們攻擊胡適，說他于提倡白話文無功，攻擊劉大中，攻擊林語堂，于是攻擊我，這種亂糟糟真使人想念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陸共區的鬥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許多事情與許多東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過。比方“擊壤歌”裏的小蝦穿了風吹得圓圓的飛起的裙子，與上身穿的風灌滿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喬穿的牛仔褲，姿勢斜簽著立在籃球場，那種的好法，都是個人的，而若是一個清平的時代，則必有一個時代的威嚴與安靜的衣裝樣式，不是個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個人的設計怎麼的亦不能有一個時代的大的安定，一個時代的大的風流的美。
音樂也是如此，彈彈吉他唱歌跳舞雖然也好，那是依個人而好，有著嚴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時勢的音樂使人感覺一統山河的大，有著悠遠的而現實都在之思。仙枝早先愛看電影，說電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后她讀起書來，讀莊子，看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看平劇，看崑曲，她就知道電影沒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裏的與“擊壤歌”裏的舞台與行頭，以后隨著演新戲是可以全部換過的。我們使用的東西，皆要有一個時代的威嚴，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裏的，而不是零亂不安定的個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內容情節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所寫的是青春情意的無保留，而自然有制約，像一朵花開足了，而不會是把花瓣的輪廓來破壞，無保留與制約原來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后寫成人社會的艱難事情，寫焦桂英唱的“人世風波險十分”寫一個世界的沒落與新生，你有本領，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寫得無保留，然而自然制約，不會寫成喫人社會的“狂人日記”或變態慾情。因為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是文明的古老的記憶，也是今要建設的新時代的底樣。
我偶而給我所喜愛的人寫信，被說我的信寫得不親。不知我是與朱天文朱天心亦不親的。袁枚怪蘇詩少情，但蘇軾被罪獲釋貶黃州時遊淨居寺詩有云：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失散，八部猶光輝，
願隨二聖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憂患后如見了親人。而我的憂患是遠比蘇軾的更大，我若見了母親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話，我亦但是柔和有禮儀，不會有淚的，不但沒有親暱，還像是不誠懇。其實蘇軾于朝雲亦惟云“事余以禮”不說親暱的話。夫妻相敬如賓只當是平時的，憂患后才知此語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這句話很大，是對于史上的世界劫毀的，這回因袁瓊瓊一提，纔又知還有一句“至人不親”是把憂患都化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來禮儀這樣東西，我們平常只當是形式多于情操，生活順境時來行行的，卻竟是可以含蓄著怎樣重大的處境與怎樣強大到無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無保留與制約為一的自然秩序。現在來講文學創作，就是要知道有這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裏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曉得這個，就夠你在文學裏寫怎樣重大複雜激動的事實，場面與情緒亦可以總是有餘裕的，像袁瓊瓊說的“單身的時候是頂秀氣的，女式的單身。”
九
史上新文學之興，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發見的刺激。
天文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引起了對自然界新的讚歎，這是發動新思想與新文學之始。因為對自然界的改觀，引起了對文明的原理與思考方法的再審定，所以新文學必與新思想並行。我讀小學時正當五四運動開始，暑假回鄉下，晚上在簷下乘涼，聽中學的表哥講西洋的科學說星有多少光年的距離，抬頭再望望星空，不勝嚮往，若沒有這嚮往，是也不能發新時代的大志的。彼時不久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風動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風動。史上若沒有像這樣知性的風動是不能有新文學的。
新時代開始的文學多是理論的，如楚辭漢賦之先有春秋戰國諸子的論文，那些論文都是對于自然界與人事的原理的再審定。彼時的新文學都是帶理論式的，如漢賦的曲終奏雅，末后總要講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記寫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亦是訴之讀者的知性，不訴之讀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歡項羽，程度高的纔知劉邦此項羽好。
六朝佛教傳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興，把來理論化了，然后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文學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絕理論，所以不能進入中國文學。彼時中國對于西域的文物是統統接受。羅馬的東西亦有輸入，賣酒的胡姬有戴羅馬珠飾的，但于羅馬的思想學間與音樂等則全不採用。羅馬的音樂只被當作燈市耍戲的雜伎之一。羅馬的那點點數學與物理學，當時中國是還高過它的，而羅馬的思想與藝術則與中國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輸血的。印度的與中國的血型相同。與希臘也還有點像遠親似的。
五四運動所接觸的是希臘精神，所以有益。但后來則是羅馬型的。西洋的天文學物理學是世界性的，不受血型的限制，如日本已追上了西洋的，我們要追上也不難。但西洋的哲學與文學則與我們的血型不同，不可以輸血。今天最貧乏的就是理論。今天文學上最不足的是知性。法國革命的文學也是伏爾泰等思想的理論文當先，五四文學也是胡適周作人等的理論文當先，周作人與魯迅使當年的青年歆動的，並非什麼小說創作，而是其講理的散文，可見時人是如何的需要講思想理論的文學了。你看文藝作品，看一件已經創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論文則是教你自己去開出世界，自己去創造作品，不限于文藝。是這個緣故，所以史上凡新時代開始，皆是理論文當先。又所以好的理論文必是叫人讀了興發的。刺激是感情的，興發則是知性的。
我們今做新文學的運動，還是要有理論的文章。
雖小說的創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張愛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從來風靡一世的，如蘇軾的詩文，小說如三國、西遊、紅樓夢都是有一種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燒，此時只見是一片白光。而許多激動的刺激性的文學，則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燒，所以發煙發毒氣，嗆人喉嚨，激出眼淚。知性纔是歡喜的，連眼淚亦有一種喜悅。
孫先生教我們的革命是要通過政治，但其出發點是憧憬于一個大的理想，即新的對自然界認識與新的對人生的認識，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對待，人有了新鮮的情操，對物有了新鮮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帶有民族的個性的。通過政治革命是為實現這個。所以革命的新文學亦從開頭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為理論文不可是文學，這個觀念先要改變。再則以為小說是無責任的寫實，這個觀念也要改變。
文學是寫可珍重的東西。“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與“青青子衿”就使人讀了發現現今尚有許多可珍重的東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擁擠的公車裏男人的下巴接觸了一位少女的額髮，也會覺得是他生之緣。可惜現在都覺得漠然了。有一帶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時左右，男人們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輕少婦在掃除房間，敞著障紙的格子門，在簷前陽光裏曬棉被拍打，抬頭看見我在門前路上走過，是不相識的人，亦躬身含笑說“早安”這可說是古風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陽。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時在路上撿得一塊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廟裏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遺帕墜鈿，有多少遐思，但是現代女人的東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讓神去祓除了。人世原來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來禊祓。基督教講贖罪，佛教講超度，中國的則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部來撣塵，把祭器與桌椅都搬出來擦刷沖洗了，好過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敘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國文學是講天地清明，不同于西洋文學的向上帝討正義，而從惡魔討藝術。
中國人尚有西洋人所沒有的，是對于世變的感知性。左傳裏記不得是誰了，他見伊洛之間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為戎乎？吾其左衽矣。”后來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齊桓公用管仲來尊王攘夷。這種預知，實從早先的祭政一體而來。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國的是不落宗教，直接從天道與人事來感知。而且中國的是民間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講世界劫壞，基督教有講世界末日，但中國的則是易經裏講的“履霜堅冰至”的一個“機”字。一年有春夏秋冬，歷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節。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與占星術，而中國的卜筮與夜觀天象，則惟借以興感，像風過水面“託微波以陳辭”對時世的亦惟是這種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難言”這最嫵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說話，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著實。中國人的這種對時世變動之兆的感知，關係到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亦使中國文學多有了一個境界。
對于時世變動的感知，在民的文學裏有童謠與讖緯，與漁樵閑話。在士的文學裏是詩文裏多有講滄海桑田，詞裏有浪淘沙。劉禹錫的六朝懷古詩的“金陵王氣黯然終”與姜白石的詞裏的寫靖康金兵陷汴京，徽欽二帝被俘，宗室遷都臨安“追想當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長生殿裏安祿山亂后李龜年的唱詞十分悲壯，與桃花扇裏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揚州兵敗的激烈盡忠，皆有一種“天意如此”的蒼涼。一部三國演義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沒有歷史人事的風姿了。拜倫的哀希臘詩，與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皆沒有天意，只見是人事的狹塞。希臘荷馬史詩裏是有神意，而無中國說的天意，所以荷馬史詩裏的亦只見是人事的狹塞。馬克斯講資本主義沒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斷的不準。
中國民間的想法是個人的小事亦有著個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則在是非之初，充滿了未知與創造性。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就是要脫離追從西洋文學的無知，再開中國文學的天意人事的領域，不要單曉得時髦，即要曉得時代。要學孫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與世運，使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又有一飛躍。對時代的敏感在文學裏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實今天應當有人寫一部民國史，要寫得像史記一樣的好文章。
我們當前的目標還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與“絕對零度下的鋼”暴露大陸現狀，很是難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會主義，根本上他並沒有否定共產，可見大陸上今日思想的貧薄，所以這兩部著作並不能讀了使人興起。從革命的意義來看，還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第一，陳若曦的“尹縣長”第二，夏之炎的這兩部著作只可當作資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雖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與“年輕的時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與朱天心的“擊壤歌”甚至看起來似乎與革命無關。因為文學是只要寫了革命的感，不必寫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個時代的革命氣候，則必定要講思想，所以還要有理論文。
為達成孫先生交下來的革命，我們今日須要有像反秦朝的劉邦，討平黃巾賊的曹操的天啟英雄，與張良、韓信、王猛、崔浩這樣知道世界形勢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纔能有潮頭，歷史上這樣的人才是只有在時代的新節氣中纔能出生，像竹筍的在時令節氣中纔能茁出來，而醞釀時代的新節氣的則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文章與英雄都如花，我們要來醞釀節氣。
丁巳年（編按、民國六十六年）八月